魏晋期间江南的学风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先，我们有必要说明魏、晋期间所谓南北的界限。《世说新语·文学篇》: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牗中窥日。”
从来引这一段来说明南北学风的都以为褚褒、孙盛和支道林所说的南北就相当于以后南北朝的界限。我觉得在东晋时可能范围有些出入。褚褒(季野)为阳翟人，孙盛(安国)是太原人，所谓南北应指河南北。东迁侨人并不放弃原来籍贯，孙褚二人的对话只是河南北侨人彼此推重，与《隋书·儒林传序》所云:“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虽同是南北，而界限是不一致的。《晋书》卷六二《祖逖附兄纳传》:[8]
时梅陶及钟雅数说余事，纳辄困之。因曰:“君汝颍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槌，持我钝槌，捶君利锥，皆当摧矣。”陶雅并称:“有神锥，不可得槌。”纳曰:“假有神锥，必有神槌。”雅无以对。
祖纳为范阳人，钟雅为颍川人，这又是河南北人的彼此诋毁，与褚孙的相互推重事虽不同，而同以河南北相对比则一。这种以河南北相对比的人物论大概始于东汉。三国期间卢毓《冀州论》:[9]
冀州，天下之上国也。尚书何平叔、邓玄茂谓其土产无珍，人生质朴，上古以来，无应仁贤之例，异徐、雍、豫诸州也。
何晏的贬抑冀州也许意在贬抑河内之司马氏。但卢毓为涿郡人，何晏、邓扬都是南阳人，卢毓为汉代经学世家，何晏则新兴之玄学创始人，这里的徐豫与冀州也是河南北的对比，雍州只是作为陪衬而已。
魏晋新学风的兴起实在河南。王弼创通玄学，乃是山阳人，同时名士夏侯玄是谯郡人，阮籍是陈留人，嵇康是山阳人。颍川荀氏虽然还世传经学，但荀氏的《易》学与王弼接近，而荀粲“独好言道”，也属于新学派开创人之一。创立行书法的钟繇、胡昭均是颍川人，而钟会也是精练名理。这些人都是河南人，大河以北我们很少看到这类人物。《三国·魏志》卷二八《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云:“太原王济好谈，病老庄，尝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可见王济本来不以老庄为然，见了王弼注《易》才有所启悟。注又引孙盛曰:
《易》之为书，穷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况(王)弼以傅会之辨而欲笼统玄旨者乎?故其叙浮义则丽辞溢目，造阴阳则妙赜无间;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虽有可观者焉，恐将泥夫大道。
按王弼注《易》的特点正在于摆脱汉人的象数，然而孙盛却因此而表示不满，可见他是尊崇汉儒旧说的。孙盛的年辈较后，但魏晋之学多仍家门传习之旧，孙氏自孙楚以降大概即持此说。又《魏志》卷一六《杜畿传》注引《魏略》称“至今河东特多儒者”。考鱼豢写《魏略》应在魏末，[10]当时玄学业已流行，而河东独崇儒学，也可说明河南北学风之不同。魏时著称的易学家还有个管辂，其学完全以阴阳五行之说结合卜筮，《魏志》卷二九本传云邓扬称管辂之言为“老生之常谈”，就因其不脱汉儒象数之术。管辂是平原人，属于何晏、邓扬所讥的冀州。如上所述，可证河南北学风不同，而河北是比较保守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界限并非毫无出入，而只是一般的说法。[11]
综合上面所说，褚褒所谓“北人学问渊综广博”乃指大河以北流行的汉儒经说传注;孙盛所谓“南人学问清通简要”乃指大河以南流行的玄学。就是经学中郑玄、王肃的差异也由于郑较近于汉儒家法，而王肃则年轻时曾从荆州学派的宋忠读《太玄》，多少受新经学影响。《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称王肃《易》注“在玄(郑玄)、弼(王弼)之间”，可见其《易》注虽承其父王朗之业，而一部分也出于荆州之学，和王弼同出一源，所以一方面承汉学之旧，而另一方面又与新学相合。王肃在师承上与新学接近，而且他是东海人，亦属于此时的南方界限内。
魏晋期间所谓南人学问只能指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其时江南自荆州学派星散之后还是继承汉儒传统，全未受什么影响，而与河北的经学传注之学相近。
在孙吴时江南有几种《易》注。其一是陆绩的注《京氏易传》。《三国·吴志》卷一二《陆绩传》:
绩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
陆绩注已失传，《盐邑志林》收陆绩《易解》一卷，乃明人姚士粦从李鼎祚《集解》和《经典释文》中搜辑的。张惠言《易义别录》云:“公纪(绩字)注《京氏易传》，则其《易》京氏学也……今观公纪所述，凡纳甲、六亲、九族、四气、刑德生克(这些都是京氏《易》特有的东西)无一言及之。至言六爻发挥，旁通卦爻之变，有与孟氏《易》相出入者。京氏自言其学即孟氏《易》，公纪傥得之邪?”陆绩是否专门京氏学，或是兼通孟氏，我对于经学所知甚浅，不敢妄谈，只就现在所遗留的陆氏说法看来，他是专以象数说经的。因此后人也以他的《易》注与王弼《易》注对举。《太平御览》卷六○八引颜延之《庭诰》云:
《易》首体备，能事之渊;马(马融)、陆(陆绩)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荀(荀爽)、王(王弼)举其正宗而略其数象。
颜延之以荀王为连类，想因二人同用费氏《易》及不重象数之故，其实二家仍有新旧之别。马陆连类亦因同重象数;但马融已由崇古文而趋于兼采今古，陆绩之《易》却还守西京博士之遗绪，较之马融更为专门，也更为保守，跟王弼的距离更不必说了。
他的释《太玄》也抱同样的态度，范望《太玄注》曾引他的《述玄》，他说:
章陵宋仲子(宋忠)为作解诂……仲子之思虑诚为深笃，然玄道广远，淹废历载，师读断绝，难可一备，故往往有违本错误……故遂卒有所述，就以仲子解为本。其合于道者因仍其说，其失者因释而正之。所以不复为一解，欲令学者瞻览彼此，论其学术，故合联之耳。夫玄之大义，揲蓍之谓，而仲子失其指归，休咎之占，靡所取定，虽得文间义说，大体乖矣。
陆绩认为《太玄》一书的大义在于卜筮休咎;他所以不满意宋忠的解诂就在于不重视占卜而但得“文间义说”。可见宋忠的注《易》和《太玄》基本态度是在于扫除象数，而注意发挥理论，这正是新经学的道路，而陆绩却是长于历算，又习京氏《易》，其治经沿袭汉儒的旧法已不待论，所以他要把《太玄》的大义放在占卜这一点。
其二是虞翻的《易注》。虞翻和陆绩同时，出于家传孟氏《易》的世家。《吴志》卷一二《虞翻传》注引《别传》所载翻上《易注》奏云:(https://www.daowen.com)
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于经疏阔。臣生遇世乱，长于军旅，习经于枹鼓之间，讲论于戎马之上，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
又有一奏云:
经之大者莫过于《易》，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其读《易》者解之率少。至孝灵之际，颍川荀号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说“西南得朋，东北丧朋”，颠倒反逆，了不可知……又南郡太守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释，复不及……若乃北海郑玄、南阳宋忠虽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门，难以示世。
虞翻《易》学出于家门传授。他对于汉代几家《易》《注》都表示不满，马郑都是今古杂采的通儒，宋忠是新《易》学的启蒙者，都和虞氏专家之学不同，所以都受到“未得其门”的批评。他对于荀(即荀爽)注说了一句“有愈俗儒”，这只是因为荀氏注的底本虽用费氏，却也兼用孟氏，和他的专业较近之故。
陆绩、虞翻行辈较前，他们都不能见到王弼注，然而此时荆州之学已行，宋忠的注《易》及《太玄》他们是见到的，可是未受影响。
第三种《易注》比较不出名。《隋书·经籍志》载吴太常姚信《易注》十卷。《经典释文》称其人于孙皓宝鼎初为太常。《吴志》卷一三《陆逊传》云:“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他是陆氏外甥，其易学可能与陆绩有关。张惠言《易义别录》辑《姚氏易注》序云:
其言干坤致用，卦变旁通，九六上下则与虞氏之注若应规矩，元直(姚信字)岂仲翔(虞翻字)之徒欤?抑孟氏之传在吴，元直亦得有旧闻否?
我们知道陆绩虽注《京氏易传》，而据张惠言之说，他的说法颇近孟氏，姚信之孟氏《易》或亦得之陆绩。
孙吴时期同时出现了三种《易注》，可见易学之盛，而就三种《易注》看来江南所流行的乃是孟氏、京氏，都是今文说，这与时代学风相背驰，从这一点可以证明江南学风较为保守。
孙吴时江南流行的学术还有“天体论”。《吴志》卷一二《陆绩传》称绩作《浑天图》。《开元占经》卷一卷二都载陆绩的《浑天仪说》，又卷六七载陆绩的《浑天图》。《晋书》卷一一《天文志》载葛洪驳王充论，中有引《浑天仪注》语。以上大概皆即陆绩的《浑天图》，他主张张衡之浑天而驳王充之盖天。《晋书·天文志》又称:“至吴时中常侍庐江王蕃善数术，传刘洪《干象历》，依其法(依陆绩法)而制浑仪，立论考度”云云。[12]刘说“天体员如弹丸也，而陆绩造浑象，其形如鸟卵”，认为不对，且陆绩自己说天形正圆，不免矛盾。刘氏意在纠正陆绩，但主张浑天是一致的。王蕃，《吴志》卷二○有传云“博览多闻，兼通术艺”，后为孙皓所杀。陆凯上疏称蕃“知天知物”，乃是孙吴有名的天文历算学者。他虽是庐江人，但渡江已久，仍可认为吴人。《晋志》又云:“吴太常姚信造《昕天论》”，结论是“天行寒依于浑，冬依于盖”，他认为天体南低北高，所以称“昕天”。[13]又《太平御览》卷二引《晋阳秋》云:“吴有葛衜字思真，改作浑天，使地居中，以机转之，天转而地止。”
就是入晋以后，江南人论天体者还有数家，据《晋书·天文志》所载晋成帝时虞喜作《安天论》。喜称其族祖河间相耸立《穹天论》。[14]《吴志》卷一二《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耸字世龙，翻第六子……在吴历清官，入晋除河间相。”他立《穹天论》可能还在吴末。虞氏之论天体必亦与家学有关。此外葛洪主浑天而驳安天、盖天亦见《晋志》及《抱朴子》。
如上所述，可知天体的讨论盛于江南，《晋》《宋》二书的《天文志》所载各家自陆绩起都是江南人。《晋书》卷九四《鲁胜传》称“元康初迁建康令(康应作邺)，到官，著《正天论》”。鲁胜是代郡人，上面我们已说过黄河以北学风亦如江南之多遵汉人传统。鲁胜曾注《墨辩》，也是个名理学者，但他或者早先学过这一套天文历算之学，到了江南，习闻天体论者之争辩，因此也写了这一篇。
我们知道汉代天体的讨论是很流行的，自《淮南子》的《天文训》开始以至刘向、扬雄、桓谭、张衡、马融、王充、郑玄这些著名学者都曾著论讨论这个问题。可是一到三国却只流行于江南，中原几等于绝响，这也是江南学风近于汉代之一证。
吴亡之后，京洛学风自当流入江南，然老庄之学在江南缺乏基础，接受自较困难。刘敬叔《异苑》云:
陆机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师。时阴晦，望道左若有民居，见一年少，神姿端远，置《易》投壶，与机言论，妙得玄微。机心服其能，无以酬抗，乃提纬古今，总验名实，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晓便去，税驾逆旅，问逆旅妪。妪曰:“此东数十里无村落，止有山阳王氏冢尔。”机往视之……方知昨所遇者王弼也。[15]
此事亦见《晋书》卷五四《陆云传》，最后说“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我们当然不相信这种鬼话，传说中逢见王弼鬼魂的是陆机或是陆云更不必问。但是这个故事的产生却有其背景。二陆在入洛之前，在江南的学术环境中对于中原玄学必未深入研究，入洛以后，为了适应京洛谈玄之风可能加以学习，有人奇怪他们“本无玄学”，而居然也能对答一下，才生出这样一个故事来。陆机入洛已在吴亡后十年，但江南尚无玄学，即二陆虽染习玄风，而现在传世二陆著作均与玄谈无关。《五等论》、《辨亡论》均《过秦》之类，正所谓“提纬古今，总验名实”之作而为王弼鬼魂所不甚欣解者。严可均《全晋文》卷一一七辑《抱朴子》佚文云:“秦时不觉无鼻之丑，阳翟憎无瘿之人，陆君(机)深嫉文士放荡流遁，遂往不为虚诞之言，非不能也。”葛洪自己不懂玄学，深恨虚浮，因此代陆机申说，但足见葛洪所见之陆机作品全部也是“不为虚诞之言”的;至于陆机是否如葛洪所说由于深嫉文士放荡流遁，有意不作玄谈，我想就上述故事看来，他倒是学之而未成，并非薄之而不为。
不但二陆在入洛时似曾学习玄谈，当时吴士入洛者可能都要作此准备。《晋书》卷六八《纪瞻传》:
召拜尚书郎，与(顾)荣同赴洛，在涂共论《易》太极。
顾荣是吴郡人，纪瞻是丹阳人，都是江南名士。两人讨论太极意见不同，但同样没有理解王弼的说法。顾荣反对王弼“太极天地”的说法。他认为“太极者，盖谓混沌之时，曚昧未分”的一个宇宙构成阶段，老子所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指《易》之太极，而天地即是两仪。他说“若谓太极为天地，则是天地自生，无生天地者也”。他的太极论乃是讲宇宙构成先后次序，而王弼所讲的太极则是本末体用之辨，也就是顾荣以汉儒的旧说来驳魏晋的玄学。纪瞻是支持王弼说的，认为“王氏指向，可谓近之”，他不承认有“曚昧未分”的阶段，而谓“太极极尽之称，言其理极，无复外形，外形既极，而生两仪”，并非混沌，所以天地即太极。纪瞻的说法仍然在讲宇宙构成的先后次序，并非王弼本意。两人同引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句话，顾荣以为即指《易》之太极，亦即混沌未判之状，以此驳王弼;纪瞻则云:“老氏先天之言，此盖虚诞之说，非《易》者之意也。”干脆就把他拋开，仿佛王弼之言与老子无关。由此我们可以相信顾纪二人都没有看王弼的《老子注》。王弼注明明白白说:“冥然不可得而知，而万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谁之子，故先天地生。”王弼正是把这个混成之物指太极，但这个太极只是作本体解;所以说“先天地生”，只因其为体、为全，而天地有名即只能是末、是用;所云先后乃指体用而非宇宙构成之时间先后。这里的说法正好与太极即天地之说互相发明，而顾氏据此以驳王弼，纪瞻则斥为虚诞，可见二人虽高谈王弼《易注》，实则仍守汉儒家数。
顾纪二人在赴洛阳的途中讨论太极王氏说，而陆机(或陆云)也在赴洛阳途中逢到王弼鬼魂;两件事情虽一真一虚，但却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吴亡之后江南名士对于玄学的态度。当时他们虽也可能看了王弼《易注》之类的书，但由于江南学术与此不同，所以一时不易理解。他们当然了解洛阳的风气正在玄学笼罩之下，自己要到洛阳去做官，不能不先事揣摩，所以即在途中还从事学习，希望不致临时无法对答，为京洛名士所笑，这种心理是不难猜测的。
如上所述，三国时期的新学风兴起于河南，黄河以北及长江以南此时一般仍守汉人传统，所谓南北之分乃是河南北，而非江南北。吴亡之后，名士企慕中原，于是玄学以及其他风俗习惯亦传入江南，但仍未深入，所以入洛吴士在十年之后仍然没有能以此见长。我们的结论是魏晋期间的江南学风是比较保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