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末各族“变乱”的经过
从晋武帝即位之后，从甘肃、青海直达辽宁即已发生包含各族的对晋帝国统治的反抗。在武帝的泰始六年(公元270年)河西鲜卑酋长树机能起兵，秦州刺史胡列战败被杀;[28]下一年(公元271年)匈奴酋长刘猛叛出塞;北地胡又杀死了凉州刺史牵弘。刘猛于次年(泰始八年，即公元272年)被杀，北地胡似与树机能相合。[29]九年(公元273年)东部鲜卑攻广宁，杀略五千人。下一年(公元274年)树机能进攻金城诸部，乱事牵涉很广泛，凉州羌、胡各族大抵参加，绵延到延宁四五年(公元278—279年)间，凉州城被攻下，晋武帝大为震惊。五年(公元279年)十二月树机能被马隆击破，为部下所杀。可是西北方面还有一点余波，要到次年(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才完全解决，从泰始七年(公元271年)算起，凉州乱事经历了十年之久。[30]西方的战事才解决，东方又起来了。我们知道东部鲜卑以拓跋族的始祖力微为首也是不断的侵扰州郡，[31]力微死后，鲜卑族另外一支慕容氏的酋长慕容廆又起来了，从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开始攻击昌黎，以后不断的进攻辽东西，直到十年(公元289年)才降。[32]
由于各族对晋关系之不同，乱事性质也不尽相同，例如拓跋、慕容诸鲜卑族只是在统治者的鼓动下进行掠夺财富;而匈奴、氐、羌、以至部分鲜卑则除了统治者企图恢复其权力与掠夺财富以外，其人民在严重剥削下进行对晋政府的反抗是极自然的。《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叙述当刘渊未起兵前，右贤王刘宣就这样说:“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后来他劝刘渊的话也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右贤涂地……”这里说明匈奴贵族、侯王非常怀恋于过去的实权，他们要求恢复匈奴贵族的统治，但“奴隶御我”却不是过分的形容，我们在上面已经证明匈奴人民随时可变为晋封建统治者的奴婢与田客，所以匈奴反晋也包含解除奴役的要求。从刘猛至刘渊都是从统治者要求恢复部落中的统治出发结合人民解除奴役的要求而发动斗争。
凉州之乱，晋武帝曾以之策问贤良。《晋书》卷五二《阮种传》载种对策云:
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由是边守遂怠，障塞不设，而令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利，妄加讨戮。夫以微羁而御悍马，又乃操以烦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
阮种的话说明地方官吏对于与百姓杂处的内迁各族就是“侵侮”“讨戮”，而内迁各族却是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的。这种情况实在不限于秦凉区域，凡属地方官吏所管理的诸族大都受到同样的待遇。
惠帝初年各族乱事继续发生。惠帝的元康四年(公元294年)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党，杀地方官，不久被杀。隔了二年，郝散弟度元联合了冯翊、北地的马兰羌与卢水胡攻杀北地太守张损，又战败冯翊太守欧阳建、雍州刺史解系。这时关中氐、羌都参加了，共推氐族齐万年为帝。下一年(公元297年)晋朝大将周处又战败被杀。直到九年(公元299年)正月齐万年被擒，关中战事暂告结束。[33]
郝散是在上党起事的，上党的杂居胡人虽也称为匈奴，但种族很复杂，所以郭钦称之为上党杂胡。[34]他们的被压迫情况，从石勒的遭遇中可以看到，这将在后面再说。以齐万年为首的雍州氐人乃是编户，我们在上面已经证明。身为编户的氐人起来反抗只是为了忍不住统治者的压迫。关中羌人远自东汉时即已移来，他们一向是“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35]晋时想来还是如此。《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伦刑赏失中，氐羌悉叛。”同书卷六○《解系传》说氐羌之叛，系上表请杀赵王伦的亲信孙秀以谢氐羌，可知这一次氐、羌的起事除了企图解除本来的奴役以外，反抗司马伦与孙秀的加重压迫也是一个原因。
截至此时为止，内迁各族的反抗都没有十分扩大，相继被晋政府镇压下去，可是从下一年开始，在皇室与方镇的内乱中内迁各族的问题严重发展，首先以巴氐李氏为首的汉氐流民在四川突破了晋帝国的锁链，接着就在山西、河北爆发了匈奴、杂胡的乱事，“五胡乱华”就开始了，我们现在试加以分析。
就在齐万年失败的下一年(永康元年即公元300年)，氐族的一支巴氐在四川闹起事来。巴氐本来住在巴西、宕渠(达县、大竹间)，汉末迁居关中，也是曹操将他们迁到略阳一带。他们入蜀之故是由于齐万年叛晋后，关西扰乱，“频岁大饥”，因此百姓要“流移就谷”，[36]换一句话说，就是流民逃荒。上面所云百姓，当然包括巴氐在内，但却不尽是巴氐及其他氐人而有更多的汉族人民在内。按照当时通例，像这类集体逃荒与避难是由地方豪强统率的，所以这个流亡集团的领袖乃是若干汉族的西北大姓，与氐叟族的豪酋。《晋书》卷一二○《李特载记》:
(辛)冉大怒，遣人分牓通逵，购募特兄弟，许以重赏。特见大惧，悉取以归，与骧(李骧)改其购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赏百匹。”
李特自己和苻成、隗伯等都属于氐叟侯王。他知道不但自己无法鼓动所有流民，就使加上其他氐叟侯王也还不行，必须获得六郡之豪的合作才有起事的把握。所谓六郡乃是指秦州所属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37]和李特同领流民入蜀的首领正分布于此六郡内。这些六郡之豪是些什么人呢?我以为大部分是汉族大姓。《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曾列举汉族及氐、叟侯王之氏姓云:
特骧悉更其购云:“能送六郡大姓阎、赵、任、杨、李、上官及氐、叟、梁、窦、苻、隗、董、费等，首百匹。”
这一条将两种姓族分别列举。我们知道这些姓族自汉以来即很有名。譬如《三国·魏志》卷一三《王朗附子肃传》注引《魏略》便曾说“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推于郡中”，三国时杨阜是天水人，[38]李氏虽称陇西，其实汉代李广居于陇西成纪县，这个县后来分立汉阳郡，时属于汉阳，而汉阳即天水，因此陇西李氏实际上居于天水。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六郡大姓是汉人，至于列于氐叟中的诸姓有的也有汉姓嫌疑，如安定梁氏、扶风窦氏、陇西董氏、天水隗氏也是自汉以来的大姓，但这里既说是氐叟，姑且不论。六郡之豪率领其乡里、宗族与氐叟一起入蜀，李特要起事，自己不能控制全部流民，所以必须阴谋激动他们。以后李荡被杀，李流想投降，李雄不答应，《华阳国志·大同志》说:“雄乃说六郡人士，激以尚之自侵(罗尚)，惧以共残蜀民之祸。”这时巴氐仍然不能独力反抗，而“六郡人士”还有些犹豫。李雄为获得他们的合作，又一次地激动他们。所谓“共残”就是说氐叟与汉族大姓共同残杀之意。李雄的意思是说:“你们既然与我们曾经共同残杀蜀人，灾祸到来，也有你们的一份，不如干到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六郡人士”所领的流民与氐叟侯王所领流民是分开的，巴氐李氏在流民中的地位并不比“六郡人士”高。流民中间有氐叟，但可能更多的是汉人。
其次，我们还要说明:这一批流民入蜀之后，大都被本地地主雇佣，劫掠为盗只是个别的事情，或者是六郡之豪与氐叟侯王所干的事。《晋书》卷一二○《李特载记》称:
罗尚遣从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贪暴，欲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乃移檄发遣。又令梓潼太守张演于诸要施关，搜索宝货。特等固请，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佣力，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又知特兄弟频请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将降，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遂相与诣特。
包括汉氐各族在内的流民本在梁益二州作雇佣，却被强迫出境，而且不等秋收之后(从这里看来，似乎流人不是作雇农而是佃农)。这是流民“叛变”的原因。再加上官吏贪暴，企图杀死流民首领而夺取他们的宝货，这些首领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就利用了并且煽动了怨怒的流民。“乱事”就在蜀的地方官吏贪暴荒谬的措置下爆发起来。《华阳国志·大同志》载流民首领之一阎式答复晋朝尚书檄文的一封信云:
式前为节下及杜景文论留徙之宜，人怀桑梓，孰不愿之。但往初至，随谷庸赁，[39]一室五分，复值雨潦，乞须冬熟，而不见听。必穷鹿抵虎，但恐绳之太过，迸民不肯延颈受刃，其忧在后。
这些流民在梁益二州“随谷庸赁”，而且分散各地，本来不是一个巴氐首领如李特者得以煽动，其所以竟被李特一家所利用以遂其割据野心，只是由于地方官赵廞企图利用流民作乱与其他官吏的贪暴荒谬。
如上所述，我们对于流民“叛变”这一件事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的因素，一是“随谷庸赁”的汉氐流民合作反抗地方统治者的压迫，这完全是正义的行动;二是以巴氐李氏为首的一部分流民首领，他们为了企图达到其割据野心所以鼓动六郡大姓的合作推翻晋政府的统治。这样就将一个正义性的斗争引道到代表宗族、地域关系的封建统治间的斗争，而最后造成了李氏割据巴蜀的局面。这种流民“叛变”的例子在同时就有好几起，杜弢、王如都这样的起兵，特别是义阳蛮张昌召集流民起事与此更为类似。[40]我们虽然决不能将李特及其一家作为代表流民利益的人物，因为他们只在于满足其野心而在紧要关头是随时想出卖流民以保全自己的，但李氏之所以成功，却也由于在推翻晋政府的统治这个目标上符合于流民的利益。(https://www.daowen.com)
就巴氐据蜀这一件事的分析，我们认为种族矛盾不是重要的因素。
当李雄占有成都的下一年(惠帝永兴元年即公元304年)，并州的匈奴族以刘渊为首在离石起事。在上面我已经谈到还在刘渊起事以先，匈奴失去统治权的贵族老早就企图恢复过去的匈奴帝国;而匈奴各部人民则是很多沦为大地主的田客和奴隶;要号召反晋是并不困难的，所以刘渊初受大单于之号，就拥有五万之众，而且由于反晋目标上的一致，“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氐酋大单于征，东莱王弥及石勒等并相次降之”。[41]
刘渊的力量主要是内迁匈奴各部，毫无问题中间存在着种族间的矛盾，但是实质上种族间的矛盾只能存在于晋朝与匈奴的统治者之间;匈奴人民的反抗应该是被压迫的人民对于统治阶级的反抗，所以也染上种族的色彩，仅仅是由于这时实际统治匈奴内迁人民并使其成为田客奴隶的恰恰是晋朝的统治阶级而不是其他。
关于这一点可以用石勒的起事过程来说明。《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
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状貌奇异，志度非常，其终不可量也。”……唯邬人郭敬、阳曲甯驱以为信然，并加资赡。勒亦感其恩，为之力耕……太安中，并州饥乱，勒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甯驱。北泽都尉刘监欲缚卖之，驱匿之获免。勒于是潜诣纳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饥寒。敬对之流涕，以带货鬻食之，并给以衣服。勒谓敬曰:“今日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谷，因执卖之，可以两济。”敬深然之。会建威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瀛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勒时年二十余，亦在其中，数为隆所殴辱。敬先以勒属郭阳及兄子时，阳，敬族兄也;是以阳、时每为解请;道路饥病，赖阳时而济。既而卖与茌平人师欢为奴……每耕作于野，常闻鼓角之声。勒以告诸奴，诸奴亦闻之。因曰:“吾幼来在家，恒闻如是。”诸奴归以告欢，欢亦奇其状貌而免之。欢家邻于马牧，与牧率魏郡汲桑往来，勒以能相马自托于桑。尝佣于武安临水，为游军所囚，会有群鹿傍过，军人竞逐之，勒乃获免……(成都王)颖故将阳平人公师藩等自称将军，起兵赵魏，众至数万。勒与汲桑帅牧人乘苑马数百骑以赴之。
关于石勒的种族问题，这里可以不谈，总之当时人认为羯族是匈奴别种，即是虽非单纯的匈奴族，却是属于匈奴部族中的一种。石勒居于上党武乡，应是郭钦所述的上党杂胡。就上引《晋书》所述石勒的经历可知他虽然出于部落小率之家，而且还代理过小率职务，但幼年已经当过小贩;《石勒载记》下说他曾和人家争夺麻地以至打架，[42]似乎他还有一点土地;以后他又替郭敬、甯驱力耕，当是田客，[43]那就是太原诸郡招胡人为田客的实例;但《太平御览》卷五○○引《邺中记》云:“石勒字世龙，上党郭季子(即郭敬字)奴也。”那么也可能已沦落为奴。太安年间的大灾荒，他逃亡出外，却险一点被官吏掠卖，他自己逃脱了，却献计出卖他的同族。不料他自己也就在晋军大规模掠卖中被执，卖给一个奴隶主师欢，[44]这一串事实说明胡人沦落的过程;这不单是石勒个人的遭遇，而是成千累万内迁各族人民共同的惨痛命运。以后石勒借编造的一段神话而获得解放——这段神话可能是石勒及其同伴诸奴商量好的，但也可能他以其他原因获得解放，而在以后编造这一段来证明其“生有异征”。然而他在偶然的机会中仍有随时被掠卖的危险，他的生命及其自由丝毫也没有保障。就在此时他与牧人的首领汲桑相结，接着参加了汲桑的队伍，共同起兵。
我们知道官府牧人是一种奴隶或类似奴隶的身份。汉代西北边的官府牧场上有“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匹”，[45]在晋代虽然没有明白的记载，但一般对于牧人一提到就含有轻蔑之意;例如陶侃说:“樗蒲者牧猪奴戏耳”，苻坚责慕容冲:“尔辈群奴正可牧牛羊。”王永讨姚苌的檄文称:“羌贼姚苌，我之牧士。”[46]以后《北齐书》卷四《文宣纪》载天保二年(公元551年)诏书:“免诸技作、屯、牧、杂户役隶之徒为白户。”明白将牧户与其他身份卑贱的役隶之徒并列，这些人本来不是“白户”，也即是说不是一般百姓。我们认为北齐的牧户并非奴隶，晋代如何还难以断定，但无论如何是身份低贱，受严重剥削的一群人。
汲桑虽是管理牧人的牧率，但也被认为奴隶。《太平御览》卷二一引《赵书》:
汲桑六月盛暑而垂重裘、累茵，使十余人扇之，患不得清凉，斩扇者，军中为之谣曰:“奴为将军何可羞，六月重茵被狐裘，不识寒暑断人头。”[47]
汲桑可能即是由牧人中提升起来的，虽是牧率，却仍被唤作奴。这段故事只是统治者以之嘲弄一个出身奴隶或类似奴隶的反叛者，其真实性是颇可怀疑的，但由此可以证明汲桑及其所领牧人的身份，因此石勒在开始时只是以奴隶身份参加了汲桑所领道的牧人起义。畜牧事业本是边境各族的专长，而晋代与边境各族的战争连续许多年，在战争中获得的俘虏很可能被配发为牧人，因此石勒的伙伴老早就有他的同族在一起。《世说新语·识鉴篇》注引《石勒别传》:“永嘉初豪杰并起，与胡王阳等十八骑诣汲桑为左前督。”王阳已明说是胡人，十八骑中如夔安、支雄、呼延莫、支屈六从姓氏上也可以肯定为胡人，又有姓刘的三人亦有胡人的嫌疑，[48]这些与石勒同起的胡人假使不是牧人，就是与石勒一样被掠卖的并州胡。
汲桑起义之后，他率领牧人“劫掠郡县系囚，又招山泽亡命”，这种系囚、亡命基本上是被压迫人民，这样就扩大了起义队伍，至于其为胡人或是汉人在初起时并没有什么界限。石勒集团的核心十八骑虽有胡人，但也不一定都是胡人，他所统领的队伍也应该以汉人为多，直到他被苟晞所败，重新收集军队，才获得胡部大张督、冯莫突及乌丸张伏利度之众。以后他攻破魏郡、顿邱的壁垒，“简强壮五万为军士”;攻陷了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之后，才拥有十余万之众，这一些军队显然是被迫当兵的汉人。
羯胡种类很复杂，石勒不可能像刘渊一样以兴复匈奴旧业作为号召，也不可能单纯依靠其本族起事。他开始只是参加了汲桑的牧人起义;汲桑起义时组织了各种被压迫人民以扩大队伍，石勒及其伙伴是其中的一部分力量。直到汲桑失败，他才决心依附刘渊，并且假借刘渊反晋名义招诱胡人以树立他自己的势力，这时他才以一个胡羯酋长的身份出现。
当匈奴、胡羯以至氐羌等内迁各族在北方纷纷反晋之际，一向侵扰边境的鲜卑各部忽而打起晋朝旗号。鲜卑族大体上处于各族的北面，他们的南下企图在西晋初年被阻遏了，而这时山西、河北已是刘渊、石勒纵横之地，他们想要南下侵掠，首先就要与匈奴、胡羯发生冲突，阻碍他们南下的不是晋朝而是匈奴、胡羯了，他们来得迟了一步。因此，基于在占夺中原土地上与匈奴等族之矛盾，并为了争取汉族人民的同情，他们的酋长便接受了晋朝的封爵，乘机进占土地。《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
征虏将军鲁昌说廆曰:“今两京倾没，天子蒙尘，琅邪承制江东，实人命所系。明公雄据海朔，跨总一方，而诸部犹怙众称兵，未遵道化者，盖以官非王命，又自以为强，今宜通使琅邪，劝承大统，然后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谁敢不从。”廆善之，乃遣其长史王济浮海劝进。
这里说明《慕容廆》当前的问题是怎样制服东北鲜卑各部，特别是宇文、段部正在与之争夺辽东西的部族领袖地位。当他尚未取得对宇文氏、段部的胜利以前，就无法南下，而宇文氏、段氏破败之后，当前的大敌是羯胡，因此从慕容廆以至慕容俊之初三代都接受晋朝官号，并引用内地流亡士大夫。直到冉闵起义，石赵瓦解，慕容俊乘机占有河北，这时他不但不需要假借晋朝名号，而且继续南侵就要与晋朝冲突，他就决定自称皇帝，和晋朝翻脸。
不但慕容氏如此，他的邻居占有辽西的段部，其酋长段匹虽然杀死刘琨，却仍然作为晋朝的幽州刺史与石勒作战;另外一个酋长段末杯虽然为了与段匹争位，一度与石勒相结，但自末杯以至段辽都受晋幽州刺史之号。在山西与内蒙古自治区旧绥远间的拓跋氏也与并州刺史刘琨联盟共同对抗刘聪、石勒。《魏书》卷二三《卫操传》载操所立颂德碑，一则云:“奉承晋皇，捍御边疆。”再则云:“志在竭力，奉戴天王。”仿佛是极其忠实的藩臣，甚至将酋长拓跋猗之死说成由于“忠于晋室”，操劳过度所致。拓跋猗卢由于助晋之故，占取了山西北部五县之地，开始建立政权。
关于西晋末年各族起事经过，我们不牵涉到西晋灭亡之后。就上面所述我们认为各族起事的情况不尽相同，特别是内迁各族与附塞鲜卑之不同，而内迁各族之反晋因素部落统治者及其人民也应该区别。附塞鲜卑的部落酋长是真正统治其人民的主人，他们有权力发动一个南下侵掠财富、俘虏人口的战争，可是当这个时机到来时，华北各地已经被匈奴、胡羯所占领，因此他们反而自称为晋政权的拥护者，与晋室留在北方的地方官吏联合，并尽力招徕流亡人民，特别是招徕那些大族、士大夫。这些大族、士大夫在刘渊以至石勒初期是很少受到保护的，因此乐于投附到号称晋朝官吏而足以保护他们的前燕、段部来。
然而不管怎样的不同，所有在中国土地上的政权不论是匈奴或是鲜卑、氐、羌，其统治方式是按照部落贵族军人们的利益建立起来的。他们既然作为征服族君主对汉族和其他各族进行统治，那么除了一般的剥削压迫以外，必然还加上种族的压迫，并且煽动其人民进行种族的报复主义，这样就形成各族间的相互报复。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要统治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被征服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决不能单纯依靠兵力的控制，因此他们有必要取得固有的统治力量——那些高门大族，堡坞豪帅以至各族酋豪的合作。
事实上这种统治政策并不能延长其短促的“国祚”，然而却造成北中国人民无比的痛苦与社会经济的衰落，此外固有的地方封建势力在此期间经过一度不太严重的打击以后却反而更加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