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本框架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规定资本本质的四条限制,由此得出了资本本身是资本无限积累的界限这一命题。也就是说,来自资本自身的危机最终会消灭资本。事实上,也正如马克思所说,两百多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一直在周期性地爆发。虽然资本总是能通过各种方法化解危机,但资本对危机的自愈能力并不能否定对其批判的力量。过劳和失业并存,极度富裕和极度贫困相伴。今天人们强烈地感到,世界正成为一个人类无法控制的世界,被某种强制力驱使地走向灭亡。因此,马克思对资本限制的批判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本书的研究主题是资本的时空界限及其历史意义。要理清这一主题,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有:对资本本质的科学认识,资本界限与经济繁荣和危机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运用资本的途径。因此本书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主要论述资本的本质。整本书都是建立在对资本本质的这一理解上的。西方经济学和一切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都把资本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进而把以资本运作为基础的资本制度作为一种永恒。在他们看来,资本制度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最好的也是最终的形式。与此不同,马克思强调了资本本质的社会关系性,从而揭示出资本的历史必然性。既然资本本质上是社会关系,那么资本就是一个有机的社会整体,而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学体系。这就意味着资本应该有其界限和终极目的,而现代世界只是资本的某种物质形态的投射。
第二章主要论述资本的内在界限。资本的文明面表现在资本可以不断克服自然的限制,实现资本增殖。这意味着资本最终带来了现代社会人的一切属性,包括人的交往形式和社会关系的全部文明。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是为了达到资本的普遍性,一切尚未完成资本普遍性的历史,不可能成为其他社会内容的历史,只能继续成为资本的历史,继续成为资本不断克服一切阻碍其增殖的历史。但是资本又不得不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定界限,界限是资本自身的规定,是资本无法克服和超越的。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它对劳动及价值实现的有限性是相矛盾的。这个矛盾说明资本本身是有限的,资本关系不是社会财富和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规定资本自身的界限在实践中表现为抽象资本和活劳动的对抗和冲突。
第三章主要论述资本时间界限的激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激化了抽象资本和活劳动的矛盾对抗。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在于规定资本自身的那些界限。马克思曾用比例失调、消费不足和利润下降三种理论对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做出解释,这三种理论揭示出资本的界限,即一方面资本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面对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制度结构的调整驱散经济危机,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发展。但这只不过是将经济的危机转嫁到政治领域,资本主义国家从“守夜人”的角色转变为参与和指挥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总资本家”。资本所有者和靠工资为生的大众之间的对抗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整个社会中公开化了。
第四章主要论述资本空间界限的激活。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面对经济上的危机和政治上的对抗走向了通过空间策略来化解威胁的道路。资本积累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金融体系和虚拟资本的繁荣,使资本获利的空间更加广泛;高灵活、小规模的生产方式的普及缓解了资本的空间障碍。然而,资本主义的时空压缩策略只是资本和劳动对抗在空间领域的重新讲述。资本不仅占有了物质生产空间,而且成了人们文化空间、心理空间的主导。一切社会空间都被资本打开,失去了界限,只剩下积累的无限欲望。同时,资本在一国范围内的危机会随着资本的全球化空间扩张而成为全球性的危机。全球空间的生产激化了地理区域的不平衡和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资本和劳动的对抗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终极界限。
第五章主要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驾驭资本的路径。面对资本的全球冲击和扩张,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开创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新路,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正确选择。这条道路既需要市场经济来加快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步伐,也不能任由市场经济的弊端泛滥。社会主义中国是以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以资本为根本,这一点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最高原则保证了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可以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满足人的生存需求,以及社会化大生产对生产者的基本要求,而且能够使劳动者与生产力同步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0页。
[2][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132、134页。
[3][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0页。
[5]俞吾金:《资本诠释学》,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1期。
[6]吴晓明:《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
[7]汪丁丁:《资本概念的三个基本维度》,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10期。
[8]参见[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陈一民、季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57页。
[9][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10]David Harvey,Limits to Capital,London&New York:Verso,1999,p.xxvi.
[11]同上书,第xxvii页。
[12][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13][加拿大]迈克尔·A.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崔秀红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6页。
[1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页。
[15]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9》,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16]孙承叔:《真正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0页。
[17]孙承叔:《资本与社会和谐》,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18]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9》,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
[19]参见周嘉昕:《界限、对抗、行动:齐泽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20][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资本主义的内在限制》,蓝江译,载《当代马克思主义评论(9)》,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7页。
[21][英]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上卷,郑一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22][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