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空间的时间化
空间不是资本积累的容器,而是资本积累本身。大卫·哈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们总是强调时间的作用而忽视空间。比如,阿尔都塞就认为,资本主义将时间变成一种内在于生产模式的物质力量,通过这种方式它只有历史而没有历史创造者。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认为空间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是必要的,但并不是资本积累动态系统中的一个核心要素。罗莎·卢森堡就认为国家的领土空间是历史事件得以展开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资本积累所需的城市、街道、交通网络被建立起来。这些看法都是将空间看作一个天然存在的容器。然而,“任何类型的唯物主义都需要将空间——时间——过程的三位一体当做一个整体来考虑。”[11],“马克思的时间是精致的过程辩证法,它呈现出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动性”[12]。空间不是一个含有社会生态学过程的空容器,而是在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中被生产出来的。空间由在质量上不同的物理形式组成,这些物理形式是多样的,是与其他邻近的物理结构不同的。这些结构的形式和比例都是在时间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活动的结果。关于对空间的关注,大卫·哈维很少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是他并不是要突出空间而忽视时间,或者将空间和时间分开,就好像它们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维度。
资本“用时间消灭空间”,克服了资本积累的空间障碍,实现了空间的时间化。资本的流通阶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二是由商品转化为货币。这两个方面都需要在特定的市场内实现,这就意味着资本流通的时间与空间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摩擦:商品运输到远途市场的时间和成本。资本为了实现积累,一面扩大流通的空间,一面努力缩短流通的时间。“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的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3]空间的差异常常导致信息流通缓慢,不同空间中的资本不能及时获得对等的信息,这成为经济危机的潜在风险。因此,用较短的信息流通时间去消除由于空间差异带来的成本,或者说把存在差异的空间转化为可以通约、计算、规划的时间,就成为资本积累的一个必要条件。“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实现,需要交换条件的不断创新。昂贵而庞大的运输网络被建立起来。这既包括公路、铁路、船舶等这些实体的运输工具,也包括电子邮件、电子商务、电子导航等通过虚拟网络进行运输的方式。被时间化了的空间不再成为资本流通的障碍:在资本流通的第一个方面,货币随时都可以交换来商品,不需要事先将大量的货币用于商品储存以备无货供应;在资本流通的第二个方面,商品可以快速在不同区间交换货币,不必再因为长时间等待而失去商机。“时间消灭空间”并不是空间真的没有了,而是不存在对资本来说封闭的空间,资本可以到达任何一个空间,且可以通过时间来计量空间成本。发生在17世纪前半期的“郁金香泡沫”充分证明资本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力量。那时郁金香刚引入西欧,数量有限,极为珍贵。投机者们发现无须实际生产,只需囤积并不断炒卖就可以获得大量利润。这时,郁金香的生产时间降到了最低,资本也占领了整个西欧,无论是贵族还是工匠、老妇还是儿童,都加入郁金香的炒卖。一株郁金香的价格超过了阿姆斯特丹运河旁的一幢豪宅。最终,当卖方突然大量抛售的时候,一株郁金香还不如一颗洋葱贵。资本吹出的郁金香泡沫破灭了,整个欧洲经济崩溃了。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因投机而引出的大祸,也可以说是资本不断缩短劳动时间,扩大积累空间的一个必然结果。
空间的时间化还表现在空间景观的重建。马克思所说的“用时间消灭空间”,更多的是指资本通过改善交换条件来缩短每个空间之间的距离。此时空间对于资本来说只是一个外在的、需要被克服的要素。大卫·哈维认为这种依赖不同空间的接近来实现积累的方式只是空间时间化的一种方式。空间的时间化更多的是通过对那些现存的、已经不符合资本积累要求的生产、交换、消费结构重建来实现的。在这种方式中,空间不只是资本的一个活动区域,而且它本身就是资本,是资本积累的内容。大卫·哈维用“时空压缩”来描述空间的时间化过程。他说:“我使用‘压缩’这个词语是因为有力的证据表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明显的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14]随后,他用“地球村”和“宇宙飞船地球”来证明随着资本流通时间的缩短,人们生存空间被压缩的状态。空间内在地向我们崩溃了,意味着空间不仅作为一个资本积累的场所被克服,而且它作为一种资本被建构。“时空压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空间被消灭”。此时,一件商品可以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方式顺畅地进入全世界各个角落。二是“空间被建构”。进入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不仅有商品交易,而且还有资本投资,资本积累所需的所有步骤分散到全世界不同的区域。于是美国的密集资本、东南亚的廉价劳动力、印度的外包服务等空间景观被建构出来。整个地球被压缩成或建构成一个工厂、一座城市。一系列适应资本积累的空间景观都转化为能够计算资本投入产出程度的时间量。
资本“时间消灭空间”彰显出全球化的强劲动力,资本要不断选择新地盘,将非资本的领域资本化。空间就是在资本这样的动力下不断地被塑造和组织,形成全球化的空间模式。大卫·哈维吸收了列斐伏尔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也借鉴了福柯的空间微观政治权力的理论,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发展同资本对时间和空间的塑造联系起来:“空间关系和全球空间关系的建构与再建构,是资本主义能够活到20世纪的主要手段。”[15]从19世纪开始,资本主义就不断地消除积累的空间的障碍,在全球重新配置空间结构。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的建立,电话、电报等通技术的发展,包括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是要消除空间的障碍,构建出资本积累需要的全球贸易空间。吉登斯引用沃勒斯坦的话说:“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是一种世界性经济而非民族国家的内部经济……资本绝不会让民族国家的边界来限定自己的扩张欲望。”[16]资本就是要将它的权力建构在非资本化的空间中,并与反抗这种权力建立的任何对抗做斗争。正如欧洲人一定要移民北美,把资本的概念强行加到印第安人的空间中。这种现象在一个国家的内部也会出现,正如在中国,有人提出将“东莞模式”“深圳模式”向内地转移,这就意味着把中部城市的空间按照东莞、深圳的模式来改造,不仅包括厂房基地转移,还包括交通、运输、人口观念等基础设施技术的改造。资本既是这种改造的要素,也是这种改造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意味着内地城市固有的空间模式和观念的破裂,资本渗透入两个地区,并能在两个空间内自由流动。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塑造的空间一直在全球发生,19世纪这种塑造是通过坚船利炮,20世纪则更多的是借助和平契约。
20世纪70年代资本空间布局呈现出新的模式,资本大规模的生产转变为弹性的生产方式。资本弹性积累的特点表现为:“出现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各种新方式、新的市场的出现,首要的是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得到了极大强化的比率。”[17]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全日制工人相比,资本更喜欢雇用临时工、合同工。这样资本就可以根据市场兴衰,随时增减工资成本。资本主义产业结构也开始重构,一方面服务部门和全新的工业集群兴起,以营销为导向的生产组织活跃起来,另一方面产业布局呈现出多样灵活的特征,以手工业、家长制的劳动关系为基础的生产体制重新得到重视并不断加强。这导致小批量、专业化、灵活性强的区域经济开始压倒了刻板的缺乏灵活性的规模经济。在文化上,人们开始追求差异、短暂、表演、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的商品。资本在对生产、流通、消费的空间布局上都呈现出极大的流动性和分散性。与这种空间布局配套的是金融体系的完善和交通运输、信息通讯的完备,这一切使企业面对市场变化时做出快速的反应。资本对空间的重组,将积累的空间障碍进一步扫清,强大的发明创造使一切技术设备快速更新,国际金融市场争分夺秒,生活风尚迅速变换。“工业时代可以说是原子的时代,它给我们带来了机器大生产的观念以及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以统一的标准化方式重复生产的经济形态。信息时代,也就是电脑时代,显现了相同的经济规模,但时间和空间与经济的相关性减弱了。”[18]资本积累方式由外在的时空拓展转为内在的政治压迫、文化殖民、心灵控制。
资本通过规划特定空间掌握了支配一切的权力,与这种权力相对抗的力量也随着空间的生产呈现出不同特征。资本弹性的生产模式将全球压缩进一个以生产与再生产为目的的同一性抽象空间。因此,一切背离资本积累的实践都会成为挑战资本主义秩序的手段。对资本空间的不驯服与对这个空间顺从的历史是同时存在的。权力通过空间来发挥威力,对权力的挑战也直接针对这种社会化了的空间。比如,购物中心本来被资本规划为消费,并获取利润的场所,但有时却会被市民作为避雨或者消暑之类的场所。这个小小的举动,却表达了一种对资本安排予以戏谑的政治态度。资本越是将空间规划为一种经济合理性或者资本积累的要素,就越是会碰到政治、社会、文化中不同利益群体的抗争,空间也自然被卷入政治经济的权力斗争中。
总之,空间是与社会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一个实践的产物。不同的社会制度建构出不同的空间结构。同时,既有的空间结构又为下一个社会形态生产新的空间结构。因此空间必然也是一个政治经济权力的媒介和来源,空间本身表现出压制和反抗的斗争。资本在历史实践中不断克服空间障碍,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创造着自己的空间结构,使空间的生产性和权力性更加凸显。进入20世纪70年代,电子通讯、卫星遥感等技术将不同空间的事物在同一个空间拼接;购物中心、金融机构等商贸空间的形成让全世界的商品和资金在同一个空间汇总。空间在人、财、物的频繁迅速流动中丧失了完整性。然而,任何社会制度的稳固都需要保持一个稳定、统一的空间框架。资本创造出的空间在碎片与完整、分裂与统一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激化出对资本主义制度致命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