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自身的空间界限
资本自身的空间界限,与必要劳动时间密切相关。资本总是努力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本性既积累了大量过剩商品和资本,又造成了雇佣劳动者的贫困,无力消费过剩的商品。过剩的商品要实现价值增殖,就必须开拓更广泛的消费领域和市场空间。剩余价值在流通中再次转化为资本,保证了资本持续地积累。为使剩余价值再次转化为货币,资本既要在空间上扩大流通领域,又要在时间上缩短流通领域。资本在空间上要求无限扩张和实际空间有限的矛盾,决定了资本发展的地理范围必然是世界市场。资本还要在时间上尽量缩短空间距离,这决定了资本的发展轨迹必然是一种全球化的趋势。全球化在解决资本积累空间限制的同时,也将资本固有的矛盾带入整个世界。
空间对资本的限制分为两个方面。首先,空间是对资本的一种外部限制。也就是说空间是一个资本活动的容器,这个容器的大小限制了资本积累。资本通过殖民掠夺、文化渗透、技术革新等方法将全世界纳入积累的范围。然而,自然空间的有限性使资本不可能无限的扩张。其次,空间也是一种资本。资本已经在空间中建造的景观可以成为资本再次增殖的工具,例如资本投资于社会基础建设和公共设施,不仅可以消化过剩资本,而且对公路、港口、电网等设备的投资可以消除第一种空间限制,加快资本利润的实现。但是,空间的固定性特征与资本的流通性要求形成了资本积累的新冲突。马克思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对资本空间的这两方面限制做了深入分析。
第一,狭小的自然空间限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规模的扩大。价值的增殖除了需要缩短流通时间,还需要广阔的消费市场。因此,空间的扩张和实际空间有限的矛盾就成为资本积累的一个限制。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来看,资本首先需要的是扩大生产规模以提高剩余价值量。马克思分析了资本提高生产规模的两种方式,一种是使工人加班加点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另一种是提高生产技术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资本积累之初,资本家通过暴力手段直接掠夺资源、土地、占有劳动,使劳动者丧失一切生产资料,只能在工厂中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资本由此建构出生产剩余价值所需的空间。随着资本家对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过程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家通过机器扩大了生产规模,在机械化的生产中,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的劳动得到扩大和延伸。从价值增殖的过程来看,资本在一个地点创造出剩余价值,需要与在另一个地点创造出的剩余价值交换,实现增殖。马克思也指出资本扩大流通空间的两种方法,一是领土性扩张,“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34]。地缘性和民族性的分界被打破,那些不能进入资本交换的要素都被消灭,在世界的一切地点,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价值生产。与此相呼应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仅拓展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地理空间,而且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从而在整个生产关系再生产领域开拓出适合资本积累的社会空间。由于生产力提高而游离出来的过剩资本和雇佣劳动者,被要求创造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些新的生产部门会满足和引起新的需要。这就不仅像在绝对剩余价值中那样扩大生产范围,而且对相对剩余价值来说更重要的是扩大了消费范围。马克思说:“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35]流通中实现剩余价值的需要促使资本不断开拓消费空间,带来了世界性的交往。各国国内市场都成为过剩商品和资本的倾销领域,国际间的买卖日益频繁。20世纪初,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其次是技术性扩张,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36]。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资本在地域上开拓容许资本流通的领域,同时流通的扩大也会造成资本积累的困难。通过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可知:流通领域的剩余价值要转化为货币,货币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剩余价值的再生产。单纯的流通并不能创造价值,价值增殖一定要重新回到生产领域中去。可以说,资本在流通中停留的部分越大,用于生产的部分就越小,因此流通既是资本实现积累的领域,又是阻碍资本积累的地方。这种阻碍要求资本尽可能消灭流通,减少资本在空间中因流通而损失的价值。因此,资本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为此资本不断改进交通工具、交换手段。流通变得更容易,意味着资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扩张到更多的地方。资本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趋势,使资本活动领域不仅仅是一个在地理空间范围流动的世界市场,而且越来越向着一个时间空间体系中的全球化领域发展。资本全球化的特点在于:资本的扩张不再像形成世界市场的方式那样,通过侵略、殖民等方式施加于国外疆域,而是不以任何领土权力为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以跨国公司的形式,通过信用制度实现全球性的统治。
资本空间的扩大将雇佣劳动和资本量的积累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带到了全世界范围。全球范围的货币积累,创造了更多“世界价值”(∑W=∑c+∑v+∑m)。这个价值在全世界进行分配,而劳动却相对不能在国际流动。为了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工人不得不接受一些不利条件,工资被压低。资本不但牵制着普通的单个劳动力,而且资本还通过联合壮大控制着更大的雇佣客体。以跨国公司为组织形式的跨国资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垄断先进技术,实现了更大范围的国际分工。第三世界国家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顺应了全球化的趋势,不自觉地参与到全球性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于是不可避免地成了跨国资本的雇佣劳动。资本用时间去空间的趋势,实际上是不断地将生产中资本和劳动的矛盾,通过流通扩展到全球的过程。
资本空间的扩大不能够根本解决剩余价值实现困难的问题,只是在更大的范围内重复了这个困难,甚至是激化了劳动与资本的冲突和对抗。资本通过创造新的需求,来强化现有的资本市场,但是资本总会遇到工人能够消费的工资数量不足和资本家对积累需求过剩的限制。如果将新的人口带入资本积累关系使之成为消费者,又会在更大规模上重复这个限制。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资本向它以外发展,使非资本主义市场成为资本增殖的领地。非资本主义世界不仅给过剩商品提供了消费市场,而且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带来了丰富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本将非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剩余价值销售市场、生产资料的来源地、工资制度下的劳动力的蓄积场所”[37]。资本对非资本主义世界资源的占领,只是一种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并没有将整个社会环境资本主义化。资本在非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技术、资金、设备等的援助和投资实现对雇佣劳动者的实际占有,导致非资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资本化。从武力掠夺到资本输出,资本向所有民族输出一种培育或复制自身的社会形式。非资本主义世界在资本的生产与积累的扩张中被合并到资本之下。然而,这种合并存在着一个必然的界限,一旦世界的某个地区被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范围之内,它就必然不再是实现资本剩余价值的那个外界了。资本对外在空间的无限需求和空间的有限内容相冲突。因此,卢森堡认为,既然地球是有限的,那么“帝国主义愈是横暴地,愈是残忍地,愈是彻底地摧毁非资本主义文化,它也就愈加迅速地挖掉资本积累自己的立足之地。帝国主义虽是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历史方法,它也是带领资本主义走向迅速结束的一个可靠手段”[38]。全球空间的充分占领,意味着资本摧毁一切对它限制的力量,实现它的普遍性。当资本实现了自己的普遍性时,雇佣劳动和资本量的积累的矛盾将再也不能被资本调和,资本关系再也不能够继续下去。
第二,已有空间布局的固定性限制了资本的流通领域和速度。空间位置总是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没有人能在已经被建立了工场的空间内再建别的东西,而且如果这个位置还附带有其他优势的话,那也属于这个空间的占有者。虽然资本积累的要求是要使资本自由流通,但是资本家又迫切地希望能获得对特定空间区位的垄断。这种垄断抑制了资本不断更新空间景观的动力,并极有可能带来经济的停滞。因此,资本积累的要求不仅要把非资本化的空间资本化,而且也要将已经建好的空间景观打破重建。空间的再造可以形成资本投资的领域,维持资本积累,延迟经济危机爆发的时间。在大卫·哈维看来,资本积累的中断是导致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扩大消费空间或是增加投资空间,而是将现有空间资本贬值,也可以形成积累。资本积累形成的现有空间景观,如街道、房屋、港口等被摧毁重建,不是因为它真的没有使用价值了,而是因为它们的交换价值已经不再具有使资本增殖的意义。如果先将它们破坏、使它们贬值,再让过剩资本重新投资它们,把它们建构出来,那么,过剩资本就有了可以增殖的空间,资本积累就不会被中断了。因此,资本总会根据积累情况在某个特定时期建造一个空间景观,又会在某个危机时刻摧毁它。“一方面消除空间障碍和地区差异;然而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又必须产生新的差异,这些差异又形成需要被克服的新的空间限制。”[39]空间的建构促进了流通,开拓了资本积累领域。随着资本盈余的增加,为了继续实现积累,资本又将已建好的空间打破再造。然而,新的空间又必将会成为下一次被破坏的目标。大卫·哈维用“抛弃型社会”来描述资本建构出的这种空间循环,这种社会不仅意味着抛弃已生产出来的物品,而且意味着“抛弃价值,生活方式,稳定的关系,对事物的依赖,建筑,场所,民族,和已接受的生活和存在方式”[40]。空间的重构使整个社会呈现出即时性、暂时性的特征。
资本不能真正克服空间的固定性。资本对空间的重构改变了空间的固定性特征,使空间成为一种自由流动的资本,成为资本积累的一种来源。首先,资本对空间的改造不可避免地形成“中心-边缘”的不平衡地空间发展模式。城市从乡村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创造、榨取和集中剩余产品的中心。在这个区域里,资本拆除低劣的房屋,建造银行和购物中心,建造宽阔的街道和舒适的风景,同时也越来越将贫民赶出他们的生活空间,赶到资本边缘和角落中去。齐泽克认为,资本积累制造出“现代化”“发展”“世界市场”,也制造出和资本相对抗的绝对界限:贫民窟居民。这些人口是由资本被边缘化的劳动者、剩余的公务员和农民构成,被抛出资本的中心地带,丧失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聚集的空间在国家边界之内,却在国家控制之外,因此在这里蕴含了对资本积累最深刻对抗的可能性[41]。然后,“抛弃型”社会激化了人全面发展的需求与资本积累需求的矛盾。抛弃型社会鼓励人们不停地消费,人们担心的只是不要被那些由资本制造出来的、快速变化的、用于积累的时尚抛弃。人的需求只有在资本积累的范围内才是合理的,人其他的那些创造性和生产性需求受到了剥夺和压制。然而,资本不断开发新的消费空间客观上也刺激了人们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方面的发展期望,“当这些期望和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时(比如具有强烈破坏性、但一再周期性出现的通货膨胀,它源自勃发的世界经济),它们就会为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创造条件,而政府则发现这些不稳定越来越难以应付”[42]。因此,从劳动者全面发展的需要来看,在资本扩大积累的每一个阶段都包含着雇佣劳动者的进步,也都代表着他们对资本展开了更高水平的斗争。
总之,资本扩大积累的本性构建起一个具有强大传播力的经济形态,它具有驱除其他一切经济形态的趋势。与此同时,资本又是一个不能单独存在的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它增殖的养分。资本无限扩张自己的空间,把非资本主义的空间纳入资本积累的范围内,这意味着资本将越来越失去供其积累的空间。资本在力图把世界空间纳入资本体系的同时,也生产出自身积累的空间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