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关系是劳动与资本的对抗结构
20世纪7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在工资上的斗争作为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因素。在格林和萨克利夫的分析中,英国有组织的工会增加了工人与资本家谈判的能力,谈判使工人工资的提高超过了生产率的提高。但是由于市场的激烈竞争,资本家不可能通过提高商品价格来转嫁工资成本,利润随着工资的提高而被挤压。利润率下降导致投资下降、生产缓慢、危机爆发。危机造成工人失业,谈判能力被削弱,资本家暂时占上风,因而能通过提高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避免利润挤压。阶级力量的对比成为危机周期性循环发生的机制[27]。置盐信雄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当工人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能够通过新技术革新来提高利润率,因此,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并不是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工人与资本家对抗的中心是实际工资,这是利润率下降的原因[28]。这部分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劳动和资本的对抗。但是这样的对抗仅局限在分配领域,生产领域的分析完全被排除在外。仿佛资本和劳动的对抗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结果,可以通过分配层面的干预得到消除。这消解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必然性的结论,回到了马克思批判过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普鲁东主义的观点。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利润率下降规律作为一种趋势,实际的意思是资本对劳动从形式到实际的吸纳。这一趋势一方面将剩余价值均值化,另一方面“预示了活劳动对利润的权力及其分离的结构的反抗;对盗窃及其对生产力的固定的对抗,资本家与工人生产力的对立,社会资本的力量与社会劳动生命力的对立:因为活劳动显示出自身是毁灭性的”[29]。利润在全社会实现,将资本和劳动的对抗从分配领域推向了社会的所有领域。
非物质劳动成为资本实现利润的主导方式。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利润率趋于下降表明:资本积累越来越从一种延时性转向了即时性。19世纪和20世纪,资本实现利润的方式主要是工业劳动的方式。机器总要花费一定时间来生产消费品,再花费一定时间来实现利润。工业生产中劳动的对象也是机器花费一定时间制造出的原材料与食品。在20世纪最后十年里,非物质劳动生产成为资本获取利润的主要方式。不同于以前先生产再消费的模式,非物质劳动的生产与消费是同步的。像教育、戏剧、旅游等活动,生产的同时也是消费的过程。在劳动对象上,非物质劳动往往针对人本身而不是自然界。在劳动时间上,非物质劳动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是没有界限的。比如,旅游不仅是人们在闲暇时候的一种休闲,同时也是资本获取利润的活动;人们在业余时光接受再教育,不仅是对自己兴趣的培养,也是实现剩余价值转化和资本积累的方式。当然,在当今世界,农业和工业为主的物质生产并没有明显下降,所以,非物质劳动在资本利润实现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并不是数量上的,而是人们生活质量和生存方式的意义上。从质量上看,非物质劳动生产给整个社会各种生产方式带来一种倾向性影响,任何一种获得利润的方式,都要变得更加富有信息化、情感化、易于沟通化。
通过非物质劳动生产,资本获利的触角伸向了社会各个层次。这一方面使资本统治的权力日益加深。另一方面,非物质劳动将工人的个性和主体性也包含进了价值生产,活劳动提高了在生产中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工作是高度流动的,涉及到各种灵活的技巧。更重要地是,它们的普遍特点在于以知识、信息、感情和交际为主角”,“如今所有的经济活动均趋向于受到信息经济的统治,并在质量上被其转化”[30]。从生产的范围上看,计算机和信息化技术的运用,使劳动过程成为一种真正的均质化。相比以前生产汽车的劳动,非物质劳动以通信交流、情感关系和知识为对象和产品,它们一开始生产就已经是社会化和普遍化的了,并且计算机作为一种万能的工具,所有的活动都可以通过它得以进行。通过生产的计算化,劳动向着抽象劳动的位置发展。因此,非物质劳动推动劳动向着更大的社会化和抽象化进展。从劳动过程的主体来看,智能化技术的广泛运用使活劳动的中心地位得到承认。生产中工人被纳入信息流,成为信息转换的一个终端,同时,也日益需要从不同的信息方案中做出决策。工人的劳动转变为一种掌握处理信息的劳动和一种需要倾注主体性的决策能力。这意味着工人不再是在流水线上机械地工作,只是简单服从指令,而必须具有沟通的能力,成为工作集体中积极的参与者。因此,非物质劳动中蕴涵着和资本主体对抗的劳动主体。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既是利润的前提,又是利润的结果。虽然利润总是资产阶级的,但利润是在全社会的实现,它不仅是剩余价值和个别利润的均值化,而且是作为与资本对抗的一极政治力量。
利润的实现和利润率下降规律使劳动和资本对抗关系由隐蔽变得明显。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利润是在流通领域中实现的,但是流通不能创造价值,流通必须回溯到生产领域中的剩余价值生产上。因此,剩余价值在流通中实现的困难根源于生产中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关系,发生在流通领域的经济危机激化了这个矛盾。生产领域中所有的界限都被资本当作限制克服了,但是一到了流通领域,矛盾被放大,矛盾被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以一种新的形式得到缓解甚至扬弃,而且“只有通过暴力被扬弃”[31],根源于资本自身的危机是不可能真正克服、避免的。因为危机的基础性规律存在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矛盾关系中,也就是存在于剩余价值规律的运行中。流通领域中的危机在其基础上“始终是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象化劳动的各种要素对活劳动的比例”[32]。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间的关系就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表明,资本是一种统治、支配活劳动的权力。另一方面,资本利润不断实现的过程也生产出活劳动作为主体的条件和价值。因此,奈格里判断,马克思“《大纲》的目的就在于发展出一个与资本的主体性的利润理论相对立的工人阶级的主体性理论”[33]。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显示出,资本利润的增加如何成比例地降低了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资本新价值的增加是建立在活劳动贫困的基础上的。资本生产力的发展和群众的贫困是资本积累的前提,这决定了即使将全社会当作利润实现的工具,也不可能根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