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自身的时间界限
从时间角度看,资本的界限表现为时间界限。资本在生产和流通中必须克服时间的限制。资本要不断扩大积累,必须一方面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不停地创造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途径。前者主要指资本在生产中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或提高生产技术,来达到增加剩余价值的目的。或者主要指资本在流通过程中寻找或创造消费领域,使资本快速实现增殖。可见,资本积累是一个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增殖相统一的过程,但两者并非直接统一。在生产领域中,资本的价值增殖完全取决于资本作为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的关系,即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在生产过程内部,价值增殖和剩余劳动的生产(剩余时间的对象化)完全是一回事,因此,价值增殖没有任何其他的界限,有的只是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部分地作为前提,部分地被产生出来的界限,正因如此,这些界限在过程中总是表现为应当克服的限制。”[29]在生产中,资本通过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减少工人工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等方式克服了必要劳动时间对剩余劳动时间的限制、工人的交换价值对剩余价值的限制。但在流通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增殖的统一就出现了问题。流通中,劳动工人不再是作为雇佣工人而是作为消费者出现,其消费能力影响到剩余价值实现和增殖的速度。由于在生产中,资本尽可能地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降低了劳动者的交换能力,在交换中,作为消费者的雇佣工人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消费。显然,资本在克服了必要劳动时间对剩余劳动时间的限制的同时,也造成了流通时间对资本积累的限制。
资本克服了流通中的时间限制,也制造了新的限制。资本在生产中缩短必要劳动的做法很容易导致流通中的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困境。金融信贷工具的产生使生产和流通时间都趋向于“零”,资本积累的速度大大提高。股票、期货等各种金融信用工具建立了当前货币价值与未来货币价值预期之间的联系,未来时间段上的货币可以在现在时间段上使用。消费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一方面,消费者数量增多了。信用工具不仅使资本家,而且使所有的劳动工人都可以成为资本流通的传输者。另一方面,消费领域扩大了。在信用工具的帮助下,公共服务、福利开支、基础设施等需要大量时间、金钱的项目得以运行。然而,繁荣的消费只是暂时延缓了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爆发的时间。这是因为,资本对流通时间的改善只是在生产之后的一种第二级的经济活动,是对剩余价值进行的交换和分配。剩余价值的重新交换和分配,并不能增加交换物的实际价值。一方面,剩余价值量来源于生产劳动。信用工具本身并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它只源于全社会人的储蓄。当被信用工具层层包裹的资产远远超出实际生产剩余价值水平的时候,一旦资产增殖的预期逆转,就会发生资产贬值、商品过剩、经济衰退等困境。另一方面,信用工具是通过负债发挥作用的。负债只是延缓支付时间,并没有实际改变劳动工人的消费能力。当经济发生动荡的时候,所有负债者只能陷入更加沉重的劳役之中,消费也会变得更加不景气。
必要劳动时间是资本力争超越又无法超越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是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中用于生产维持劳动者自身及其家庭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是在与必要劳动时间相比较的同时才存在的,资本一方面要减少必要劳动以扩大剩余劳动时间,以便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如果必要劳动时间完全消失,剩余劳动时间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必要劳动时间,或者说是雇佣工人的劳动成为资本不能克服的界限。奈格里认为,作为活的矛盾体的资本,内在包含与其相对抗的一极——工人阶级。这一极代表着坚定的、反抗的力量,代表着对资本的限制。在他看来资本自身的限制意味着:“组成资本概念的那些力量的关系,是组成其发展的分离”,“剩余价值过程的动态统一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消除两个主体之间(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反而会将每种调和都推向矛盾并且扬弃这些矛盾”[30]。剩余价值的存在需要必要劳动,同时剩余价值的扩大意味着挤压必要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和资本量的积累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也是一个不断分离的过程。一方面,在以资本为主体的统治下,劳动作为客体是绝对贫穷的,但另一方面,劳动作为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是创造财富的一般可能性。雇佣劳动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形成着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越来越成为与资本相抗衡的一极。资本积累得越充分,规定资本自身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积累的对抗就越激烈。
与奈格里相似,迈克尔·莱博维奇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使资本灭亡的最终界限。在他看来,《资本论》所论述的资本限制“是一种基于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对抗关系的内在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却没有认识到正是工人的斗争迫使资本不断地进行生产工具的彻底改革”[31]。那种认为延长劳动时间必然需要提高劳动力价值的观点是自然主义的和人口学的视角;给予工人确定数量的必需品,是为了给资本提供确定数量的劳动观点,只看到了资本的主体,而没有看到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斗争主体的目标和需求。在劳动者的所有属性都表现为资本属性的资本主体关系中,仅仅认识到资本造成了雇佣劳动者的贫困,引起劳动者的反抗是无法超越资本的。因为一方面,资本会将对劳动者的妥协控制在资本允许的范围内;另一方面,雇佣劳动者离开了资本也不能进行再生产。莱博维奇认为,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对资本和雇佣工人来说是不同的:对资本来说“是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对工人来说,“是满足自我发展需要的方式”[32]。资本量的积累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不仅仅是以劳动为中介的资本的生产,也是以资本为中介的劳动的生产。劳动者自身发展的需要最终能够超越资本的最终界限。但是与奈格里不同,莱博维奇将雇佣劳动看成是外在于资本生产循环的另一个循环。
资本对劳动者的时间占有的越充分,就越会培养出与资本相对抗的主体。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意味着工作之外闲暇时间的增加,闲暇时间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但是,根据马克思对资本界限的阐释,资本不会超越交换价值的范围来创造使用价值。这就意味着,闲暇时间只能增加资本积累的时间,并不能增加人实现除资本积累以外的那些需求的时间。在资本积累的范围内,人要么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要么是剩余价值增殖的消费者。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33]在资本完全占有劳动者闲暇时间的情况下,资本可以实现永续积累吗?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正是在资本对人的全部时间占有的情况下,劳动者才成为与资本对抗并最终毁灭资本的主体力量。闲暇时间是人不受劳动限制的时间,与在劳动时间里进行单一的流水线活动相比,闲暇时间里的活动更加多样随意。资本对闲暇时间的占有就意味着要从信息、知识、文化、情感等多方面去进行积累,这些多样的积累形式强化了劳动者的中心地位,提高了他们批判资本的能力。资本对人全部时间的占有,一方面使人越来越成为资本积累的一个终端;但另一方面,灵活多样的积累形式也使劳动者不再是简单地服从指令的客体,而是需要主体决策能力的主体。随着劳动主体的壮大,以增殖为目的资本积累最终也会被扬弃。
总之,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雇佣劳动者是资本内在规定的一个部分,这部分对资本来说,既是一种资本努力突破的限制,也是资本无法超越的存在根据。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大,雇佣劳动与资本量的积累之间的统一和分离的矛盾最终会激化成一种消灭资本的对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