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的发展与现实人的发展相对立
市场经济激发了人勤劳致富的欲望,培养出一种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的内容包括三个基本方面:第一是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第二是人们都能够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利益处境做出判断,第三是只要市场秩序稳定,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就能增进社会的共同利益。亚当·斯密说:“我们所需的事物不是出自屠宰业者、酿酒业者、面包业者的恩惠,而仅仅是出自他们自己的利益的顾虑。”[34]每个人出于私心的努力,可以带来个人和国家的财富“像个人的富一样,社会富,国民富,亦赖各个人民有不绝改良自身境况的努力”[35]。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人的自私自利行为,每个人都从自身利益出发,使分工和交易发展得越来越充分,从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就是因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备接受市场信息的能力,每个人都能根据市场条件做出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人成了市场信息的接收者分析者,成为实现资本利润的传输机。
人不只是经济人,而且是政治人、文化人、家庭人等,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6]人的本质不是自私、博爱、理性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许多方面。人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现实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7]。可见,现实的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有维持生命机能活动的本能,像吃、穿、住、行这样的自然属性要求,也有不断创造和改变生活条件,参与社会活动的社会属性需要。比如政令顺畅、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都是人在历史实践中体现人本质力量的东西。因此,人的经济行为只是他需要的一个方面,人同时还需要其他的社会活动。理性经济人假设却把人的经济活动等同于其他一切活动,把人的经济身份从其他身份中分裂出来。现实的人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个人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并且是这个社会关系的承担者。社会关系既是人实践和活动的结构,也是人们交往的前提。因此,处于不同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人的地位是不同的。人总是会被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市场信息的获取必然存在差异。将人均质化为无差别的理性个体,就忽视了人的社会规定性,把人抽象化了。
市场经济将市场原则神话为一切事物的价值标准,人越来越成为一个只为市场原则而存在的“单向度”的人。市场经济追求的是效率和金钱,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它把人歪曲为经济的工具。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是全面发展需求的实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设想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场景:“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8]人的需要是综合的、多面的,有自然方面的需要,也有社会和精神方面的需要,因此只有同时满足人不同层次的需要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像马克思所描述的场景,他可以既是批判者又是猎人、渔夫和牧人。人全面的发展“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39]。人的本质不仅是全面发展的构想,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使社会关系充分发展并全面占有。市场经济实现了财富的积累、丰富了人的需要,但也将人的全面和丰富性抽象为消费的需要,把人丰富的生命单一化为物的存在。人只有对市场财富积累有效时才是存在着的,或者只有人符合市场要求时才能占有财富。市场原则将人的全面性下降为维持自然生存的手段,把人丰富的精神需要简化为对物质的原始占有机能。市场经济原则成为最高的价值原则,人丰富的精神价值家园失落了。
市场经济原则的神话导致了人的精神贫乏与堕落,人以物质贪欲为“进步”“幸福”观,无限制地追求消费,丧失追求独立人格和个性自由的意愿,沦为精神的贫困者。一个比较发达的消费社会需要极大丰富的物质产品、有利于消费活动的相关行政和金融体系等,从这些条件来看,中国还不算是一个消费型社会。但随着市场经济带来的财富积累,消费主义的特质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市场经济充分调动起人们逐利的欲望,人的消费不再只是为了满足使用价值,而是为获得商品或服务的符号象征价值。毫无疑问这刺激了人们不断消费,打开了资本流通渠道,实现了资本利润。但无限消费的模式也刺激了人们穷奢极欲的价值观念,瓦解了我国传统的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等价值理念。无孔不入的媒体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大款”“新贵”塑造成成功人士,使其成为普通人追求的“偶像”和“品位”。消费主义不仅刺激了享乐主义的价值观,而且它本身也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人们只能通过不断地购买和消费,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同。对于许多人来说,能够付出最小的努力换来最大的收入才是本事,因此,那些诚信、良心、尊严都可以成为消费的对象。政府官员以创造GDP为荣,牺牲了自然环境、破坏社会公正;知名企业商家弄虚作假牟取暴利,不顾他人健康;慈善机构打着爱心公益的旗号把捐款收入自己的囊中……这一切都是通过消费人们的尊严和信任来获得市场经济的繁荣。崇高消失了,拼命地赚钱和消费才是人们追求的意义。在市场经济原则的指引下,只有消费那些象征财富的商品才能给人带来自信和地位。人全面发展不再被人当作生活的目的,消费商品、崇拜商品才是唯一的目的。
人的经济需要成为人的唯一目的,这与人全面发展的需求产生强烈的冲突,威胁着社会合法性的根基。亚里士多德曾说:“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40]可见一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在于社会成员基于内心的认同和支持。关于人们形成认同的基础,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三种基础:传统、魅力、理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以传统和领袖魅力建立起的意识形态确保了政治系统的合法性。随着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市场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逐渐转向理性。这种理性是一种经济人的理性:市场经济确保了商品交换的公平合理、产生持续生产力从而确保了国家政治系统的稳定。与其说是社会主义中国政府找到了新的合法性基础,不如说是市场代替政府解决了合法性的问题。我国经济年增长率二十多年来持续快速增长,从1981年的5.2%发展到2012年的8.2%就是国家合法性的最好辩护。市场经济要求的是效率、竞争、利润,这些要素显然忽略了人全面发展的需求,在人们精神、情感、道德的意义上很难自圆其说。由于人的全面需求无法被满足,导致了极端行为和反抗。这还只是体现了个人意义上的认同危机,如果整个社会都出现这样的认同危机,整个社会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