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
黑格尔认为“普遍永恒的资本”是由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先验决定的,这忽视了现实中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对抗关系。黑格尔从个人自私的意图出发,推出资本的普遍永恒缘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理性的狡计”,它驱使个人的需要、私利是一种理性的工作。因此,个人在为自己获取财富的同时,也是在为他人的享受而生产。另一方面是由于人的“理性”本性。黑格尔认为人都是有理性的,在人的本性中先天的存在“道德、伦常、宗教虔诚”,这些都是理性未来发展的种子。由此,个人只是理性精神自我实现的工具,资本对人的强制从一种现实的、阶级的压迫历史转化为无限的德行。在黑格尔那里,真正的历史主体不是人,而是先于人并且支配人的客观精神。然而,人的需求、理性都离不开人的实践。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既定生产和交换制度进行调节,并结合为一种具有对抗性结构的社会整体。这个社会是受已扩展了的资本规则支配的,一切其他东西都要从属于它:无论是个人的最基本的和最终的需求,还是人们参与的各种物质和文化活动。
马克思强调既定生产秩序的历史特征和暂时性。资本带来的文明和进步只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方面,历史发展的另一方面是这种建立在资本关系上的制度充满着对抗。因为无论是资本家还是个体劳动者,在资本统治下都只能作为资本和劳动的人格化发生作用,并且不得不承受在这个关系中的统治和从属的后果。所以,资本运行的市场机制所表现出的,能够调节财富积累和文明增长的价值规律,只不过是资本家之间受到的一种强制和资本家给予工人的一种强制。因此,资本实际上表现为一种与资本家和工人都对立的规律。劳动,无论是作为资本家还是劳动者,都是资本的从属者,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资本规律的控制。劳动与资本是最强烈的对抗关系,会给整个社会制度的生产与再生产带来必然的冲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中的对立关系包含着资本生产的界限,而它总是力图越出这个界限,因而就发生了经济危机。当然,危机并不代表着资本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过剩或者危机恰恰是资本自我修复、不停歇地积累的一个必要环节。与之前的生产方式相比,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方面,资本也表现为否定的一面,生产与生产者相对立,生产对生产者漠不关心。实际的生产者表现为单纯的生产手段,物质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这些最终揭示出资本不会成为历史终结的根本原因:它的进步和文明是以牺牲个人为代价的,这最终驱使人们利用资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来消灭资本。
马克思对资本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有两个支柱:一是现实地评价资本的历史成就和伟大文明作用;二是将资本作为一种对社会整体的生产与再生产具有侵蚀性的对抗加以批判。因此他得出与经济学不同的思路:通过资本的积累会出现彻底的革命,这个革命一方面为资本的持续积累提供相应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个革命又为新的生产方式提供条件,“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16]。这是与资产阶级的一切拥护者根本不同的观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虽然看到了生产是怎样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运行的,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这种关系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同时又如何产生出瓦解这个关系的物质条件,因此他们也不可能看到这种关系作为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必要形式的历史合法性和根据是如何被消灭的。
资本普遍永恒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资本确实创造的历史进步。这使资本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者们认为资本将生产力提升起来,就不会衰退。资本主义制度鼓励了个人创业、催生了新的商业理念和经营方式,激发起所有人的消费热情。这一切在提高社会生产力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资本运作的市场模式在全世界畅通无阻,成为一种绝对优越的方式。19世纪末,整个欧洲都在为向商品社会的转型而欢呼。到了20世纪,即使是在苏联和社会主义欧洲也离不开资本生产的装配线。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给人们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便和焦虑,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希望回归到过去的生活。这一切都有力地成为资本永恒论的证据。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不全是“福音”,扩张的经济秩序的积极、永恒的特征,只有在掩饰了它对社会一切资源的浪费和破坏时才可能生效。
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证明资本主义绝不是历史的终结。当繁荣到来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们纷纷宣称,资本主义与生俱来并一直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终于被克服了。而当繁荣破灭的时候,又纷纷提出种种特殊原因来解释崩溃: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是80年代滥发贷款的结果;70年代中期的危机是石油价格猛涨和越战期间扩张性财政的结果;30年代的危机是银行政策不当的结果。每一次危机的原因都有所不同,而归根到底都是人为的失误所致,没有一次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然而,两百年来危机却一直在周期性的爆发。可见,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像福山所说的那样:“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17]每一次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各方矛盾冲突最戏剧性的表现。虽然通过国家干预的各种行政和经济手段,经济危机的损失可以降到最小,但是从经济危机暴露出的资本的缺陷却越来越明显。富有和贫穷、失业和过劳、奢侈与匮乏等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不按照资本生存的弱者被抛弃到生存之外。这一切正在成为撕裂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性因素,越来越促使人们怀疑“历史的终结”的论调。2007年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更加动摇了世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在2012年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论坛主席施瓦布说:“过时的资本主义把世界逼入危机,世界需要新模式去解决人类面临的新挑战。”与会各方企业家和国家领导者纷纷赞成他的观点,美国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大卫·鲁宾斯坦警告称:“我们现在还有3到4年的时间来改进我们的经济模式,否则我们的制度会终结。”[18]资本主义制度自诞生以来,经历了数次的危机和改良,但都不能彻底消除危机,反而激化出各种反抗的力量。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借助资本发展生产力的有益探索。资本主义制度并非已经大获全胜,局部战争、民族冲突、文化和宗教冲突等正让资本陷入一轮轮的危机中,而不仅仅是经济的衰退。德里达指出,资本主义“病得非常厉害,一天不如一天了……衰败正在扩展,正在自行生长”[19]。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够被想当然地直接用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上。罗莎·卢森堡说:“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中表现出来的,也是无政府状态把这个制度赶进了一条死胡同。如果人们同意伯恩斯坦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自己的灭亡,那么,社会主义也就不再是客观上必然的事情了。”[20]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其危机和灭亡的原因,它的逐渐衰亡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必要。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上取得的辉煌成绩,特别是中国能率先走出世界金融危机的阴影,这一方面是对资本终结论的有利反驳,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资本运作方式的优势所付出的惨痛代价。贫富分化加剧、自然环境恶化、人们精神家园失落等,都是资本固有缺陷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重现。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要破产,因为伪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隐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要么是真正的奴隶制,即赤裸裸的专政制度,要么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产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后分享了资本的优势,并不等于要按照资本主义制度的模式发展。面对资本全球化的扩张趋势和由此带来的沉痛代价,中国亟需探索一条新的现代化建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