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夺性积累”中资本与领土的双重逻辑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发挥强大作用,那么民族国家是不是开始衰弱了,甚至经济全球化会取代民族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族国家代表的政治权力也更加强大。阿瑞吉认为资本积累不仅仅是经济现象,而且始终伴随着国家政治权力的改变。政府不仅在建立国家和发动战争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而且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也必须起带头作用。“在美国积累体制兴起和全面扩张的时候,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胜过一个全面发展的民族国家。它是个横跨大陆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有足够的力量来向广大附属国和联盟政府提供有效保护,对世界任何地方的不友好政府发出经济上扼杀和军事上消灭的有效威胁。”[26]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资本扩张都伴随着政治权力的改变。首先,新旧大国更替和体制转换阶段,资本扩张导致的经济危机会带来一个新的社会发展时期,更具资本活力的国家崛起;其次,新体系的拓展和巩固阶段,新兴大国通过资本扩张在贸易和生产领域取得支配地位;最后,随着旧体制的衰落,资本过剩并开始对外扩张,资本的流动又会带动新旧体制的交替。
大卫·哈维强调政治权力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的作用。他在阿瑞吉的基础上,提出了“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27]。领土逻辑是指“国家和帝国政治”,它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工程,其行为者的权力奠基在领土控制和动员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以达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的能力之上;而资本逻辑是指“资本在时空中的分子式积累过程”,它是一种在时空中扩展的政治经济过程,在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对资本的控制和利用。正是这两种逻辑的相互纠缠才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不过与阿瑞吉强调资本、金融扩张的作用不同,哈维更强调“权力的领土逻辑”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作用。哈维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新帝国主义”,“如果说新帝国主义到底‘新’在何处,我们就要坚持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以地理和领土为基础来解决过剩资本的再吸收问题”[28]。这里的以地理和领土为基础就是以具有领土管辖和支配权的国家为基础,霸权国家在世界各国推行“私有化”“金融化”的经济政策解决本国过剩资本的问题。可见,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与国家的政治权力扩张密切相关。
国家权力是资本持续积累的必要条件。剥夺性积累在全球的推行,依靠以国家政权为代表的领土逻辑和以资本家为代表的资本逻辑。资本家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利润,侧重的是私人企业公司集团的利益。他们只向给集团投资的股东负责,为了资本利润的最大化,他们可以解散、合并、变更自己的公司组织。但是国家作为领土的治理者,只能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活动。国家的领导者只能在一定的任期时间内活动,国家作为一个实体也不能随意变更、迁移。权力的领土逻辑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一种政治方案,其权力体现在拥有一定的领土,并能够动员领土上的人力和物力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目标。国家利用这一系列的政治方案在全世界维护其利益。权力的资本逻辑是经济权力在连续空间中流动的具体过程,比如日常的生产、贸易、资金流、技术转让等,流出和流入不同的国家领土。虽然这两种逻辑的表现方式不同,但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是相互补充和促进的,“通过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29]。在这两种逻辑的相互作用下,掠夺性积累得以在全球扩展开来,形成了新的帝国主义霸权。资本的无限积累和扩张需要有国家领土逻辑提供合法性保障,而国家领土的扩张和霸权,又必须要有资本的积累为其提供动力。
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夺性积累过程是在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共同作用下实现的。资本盈余往往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比如:土地、货币、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对这些盈余的争夺成为剥夺性积累的必然要求。然而这些要素在地理上的分布是不平衡的,因此,对它们的掠夺需要依靠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策略。比如通过强权从外部侵略和掠夺,或者将既存的社会秩序渗透入占有优势资源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损害其他领土的利益,来实现资本需要扩大生产和贸易的需求。商业资本主义、殖民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剥夺性积累往往属于这一类型。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力求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国家权力。而资本则在获取各种资源、实现规模生产、实现迅速盈利等方面有极强的能力,它强大的流动性和渗透性为国家权力的巩固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途径。另一方面,对资本积累而言,贸易和商业的扩张迫切需要广泛的投资渠道和空间。国家对内通过制度安排为资本顺利积累搭建舞台,对外通过政治胁迫或经济诱导等策略使世界更广大的地区走向资本积累。在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剥夺性积累成为延续资本主义的核心方法。
经济与地缘政治是相互依赖的,从形式上划分出国家权力逻辑的终点与资本逻辑的开始处,或者相反,是不可能的。但两个逻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是有强弱的。资本家为了实现剥夺性积累,可能采取企业游说的做法,也可能通过区域组织联合。比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等。国家在策略修订、战略部署等方面也会从自己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考虑。虽然不能说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哪个逻辑对剥夺性积累的作用更大,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中一个逻辑会处于支配地位。随着资本全球化的到来,权力的资本逻辑起到了主导作用。国家在资本积累的初期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它通过权力迫使人们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并强制将取得的私有化财产作为资本积累的最初基础。只有在某种法律、货币制度的基础上,资本积累才能通过以价格垄断为基础的市场交换繁荣起来。当然,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可以利用各种手段编织资本主义活动,创造独立于国家权力的自主操作空间。但是,对资本主义活动而言,国家仍然是首选。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多,封闭国家疆域内的剩余资本问题迫使各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占有更多领土,资本用国家力量夺得世界上大部分资源,此时国家为基础的领土逻辑起到了主导作用。“二战”后,以美国为例,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相互结合得更加有机。美国为确保国内资本积累,一方面动用经济力量在世界建立强大的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利用军事力量保护那些维护美国利益的代理人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逻辑逐渐强大并发挥了作用。欧盟货币的统一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欧盟在政治上还处于分裂状态,其领土逻辑并不清晰,但欧元的统一给长期以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带来了巨大冲击,并因此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可见资本逻辑已经在领土逻辑之前发挥着巨大作用。美国正在追寻的权力的领土逻辑将被权力的资本逻辑撕得粉碎。
总之,资本全球化实质上就是在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共同推动下的剥夺性积累。一方面,“今天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创造出来的,而且主要是关于重新组织国家,而不是忽视国家”[30]。国家为资本的生产和流动构造了交通、技术、通信等便利条件,并为资本在全世界的剥夺性积累提供了军事、政治、文化的支持。另一方面,资本在全球的剥夺性积累也为过度积累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领域,从而调和了资本流通不畅带来的危机,维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然而,危机事实上成为一种加速经济和政治集中到精英手中的优先方式[31]。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消除危机,因为资本解决过度积累的方法是制造更多的投资盈利机会,而更多的赢利机会是通过剥夺性积累实现的。在这一点上,大卫·哈维与马克思得出同样的结论,资本的毁灭不是通过对它的外部关系的暴力来实现的,而是来自那些自我保护的条件,这些条件可以给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留出空间[32]。资本越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实现生产与再生产,这就不仅在空间上扩大了资本主义危机,而且也在更广泛的领域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提供了可能。资本在全球范围的剥夺性积累进一步形成了中心国家和边缘、半边缘国家。不同部门与区域之间紧张的地缘政治竞争和权力斗争最终被资本积累的危机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