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空间的不平衡及对抗
资本剥夺性积累已经深入人们的生活空间中。正如14世纪的圈地运动,资本将农民赶出自己生活的空间,迫使他们进入为资本劳动的空间里。农民原来统一的生活和劳动空间被粗暴地分割开。进入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农民的生活空间完全被劳动空间挤压:为了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工人被拥挤地聚集在农场主盖的条件很差的房子中。潮湿的衣服、恶臭的空气,工人的生活条件完全被工厂主忽视,为了利润的最大化,除了工作空间外,其他都是不重要的。资本积累的实现,要求剩余产品在空间上的集中更加便利,这激发了农业技术的提升、交通运输的发展,城市从乡村中分离出来。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工业化时代,工业与商业的繁荣发展,越来越要求城市成为一个创造、榨取和集中剩余产品的装置。城市空间只是为增加剥夺的速度、获得帝国权力的最终利益、高效且不可抗拒地榨取更大量的剩余产品而创造必要条件。为了这样的目的,资本拆除低劣的房屋,建造银行和购物中心,建造宽阔的街道和舒适的风景,同时越来越多的贫民也被赶出他们的生活空间,赶到资本的边缘和角落中去。同马克思所表述的最初的农业工人一样,工人居住在这些商业中心附近的贫民窟里,有钱的富人则搬到风景秀丽的郊区。城市空间完全被资本剥夺性积累所支配和驱动,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状态。
资本主义国家也会提出法律、税收等政策来缓和由生活空间不平衡产生的矛盾冲突,但是,资本剥夺性积累必然导致生活空间不平衡。各种生产、消费的空间因资本投资而建设发展起来,这提供了就业机会,也增加了国家税收。国家会用税收来提高社会公共生活空间的质量,弥补空间发展的不平衡。但这是非常有限的,总是有些空间能够得到比其他空间多的投资和支援,分配的原则也深受资本逻辑的影响。改善生活空间条件的决策总是由具体的家庭、企业家、公共机构等组织做出,而这些决策者也只会优先考虑资本的利益,穷人或政治上的弱势群体则总是被排除在外。在不同利益团体的相互妥协中,最终决策才得以形成。因此,在资本逻辑成为核心的社会,必然是以牺牲穷人的方式使富人获利。齐泽克认为,资本积累制造出“现代化”“发展”“世界市场”,也制造出和资本相对抗的绝对界限:贫民窟居民。这些人口由被资本边缘化的劳动者、剩余的公务员和农民构成,他们被抛出了资本的中心地带,丧失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聚集的空间在国家边界之内,却在国家控制之外,因此在这里蕴含了对资本剥夺性积累最深刻对抗的可能性[33]。
世界市场呈现出“中心-边缘”的模式。贫富差距和由此产生的对抗在世界范围内激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了传统农业生产中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呈现出资本的分子化运动模式,即生产、分配、消费等一系列过程可能分属于不同区域。比如英国是一个资本积累比较发达的国家,而印度则是它的农业区,为英国提供棉花等产物。“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青等。”[34]正如资本对城市空间进行分区规划和管理一样,资本规划着全世界的空间布局,一些地区成为资本的工业区,另一些地区成为农业区。一些落后的农业国和殖民地就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世界空间被迫进入资本利益等级分层中,形成全世界的两极分化。富有的地区越来越富,贫穷的地区则负债累累。
全球化的今天,资本是以虚拟的形式实现积累。这使资本看起来不再占有固定的空间,那么贫富分化的空间是不是就消失了呢?并没有。
虚拟资本以剥夺性积累的方式分配了社会财富,扩大了贫富差距。
首先,公共产品的私有化加深了低收入者的贫困。虚拟资本将一些领域,包括公共设施(自来水、电信、交通、电力)、社会福利供给(社会医疗、教育、养老金)、公共机构(学校、监狱),甚至包括战争所用的私人部队,都在一定程度上私有化了。同时,国家所掌握的资产或公共资产也成为过剩资本进行投资的市场。这样,一方面在短期内有助于避开过度积累导致的危机;另一方面也促使资产者可以从大众那里攫取大量资金。同时,资产阶级在文化领域也进行商品化、私有化并进行掠夺,国家也不顾大众的反对,经常保护并推动私有化过程。资产的重新分配朝着有利于上层阶级资产者而非无产阶级发展,这加剧了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
其次,虚拟资本通过金融系统获取了大众的收入。
第一,金融体系对劳动者积累的剩余价值进行分割。在资本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条件下,剩余价值并没有完全被资本家剥削掉,大多数人都能够分配到部分剩余价值。然而,这些成为大众收入的剩余价值又通过金融体系流回到大资本家手中。金融资本的积累更多地作为一种索取权的积累,它本身的价值与其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有时是脱离的。这就决定了金融资产的交易是以预期收益的变动为前提。债券、股票等虚拟资本的价值始终只是资本按现有利息率计算可得收益的幻象。另外,像有价证券这种虚拟资本,其独立的价值运动会使市场价格经常随之跌宕起伏,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幻觉,即除了可以在未来索取到一部分收入外,还可以获得现在由市场波动带来的收入。因此,当金融市场处于繁荣时期,“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35]。在虚拟资本市场向好时,市场里大多数人都会相信自己变得更富有了,进而增加了人们对虚拟资本的投资和对商品、服务的消费,人们甚至愿意借贷来透支消费。消费者债务水平提高,未来可支配工资流减少,形成了资本了对大众储蓄收入的分割。
第二,金融体系把大众剩余价值收入转化为债务收入。“金融资本已经创新了后工业时代剥削劳动的方式,它已经超越了雇佣劳动然后销售其制造的产品获取利润的阶段,甚至也超越了通过借钱给劳动者来对其加以剥削的方式(其中主要的是让劳动者贷款买房)。这里最新的剥削方式已经是这样的策略,即获得对劳动者的储蓄的控制——其中首要的就是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并用这些基金来使经济金融化。”[36]大众工资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被扣留并转交各金融机构。“当有足够多的养老金储备积累起来时,在一个离岸金融业和避税中心的银行或者类似的下属机构就将公司账户中的所有现金挪走,只留下一个破产的空壳。养老金储备就被‘一扫而光’,从工人那里转到了金融巨头手中。”[37]养老基金以及各种共同基金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用于金融投资的基金会很快增殖,并足够用来支付退休金、医疗保险以及其他储蓄目标。对于虚拟资本增殖的虚幻性,马克思已经分析得很清楚。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剩余价值只能在生产中才能形成。流通中产生的利润是对生产中剩余价值的分割和再分割。在层层分割中,经济变成了一个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庞氏骗局”,它通过将待偿还的债务转变为新的贷款使资产价格膨胀,膨胀的足够多后,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贷款。这种幻想的繁荣泡沫只能越吹越大,因为它需要创造越来越高的价值增殖幻象来维系逐利资本的流动。当日常的收入,也就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收入无法偿还债务时,整个经济链条就发生断裂。那些靠债务来维持生活的人们陷入赤贫。金融系统构建起来的债务经已经成了一种剥削工人的新手段。资本不是通过雇佣工人,而是以劳动者的名义实行强制储蓄,把劳动者攒下来的钱转交给货币经理们。这些强制储蓄的数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推动实现了20世纪60年代后的大牛市,随后这些资金又提供给公司掠夺者和其他金融经理们,使其能够用这些钱来支配广大的劳动者。
虚拟资本虽然没有参与直接性生产,其对劳动的占有也不是通过直接的生产过程实现的,但资本与劳动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因此减小,反而增大。“美国社会同以前相比整个说来并未变得更穷些。美国公民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和收入,只不过全部增长按统计只使得占金字塔上层的五分之一的人或大约200万个家庭受益。甚至在这一阶层内部,收入的分配又进一步两极分化。”[38]在虚拟资本的支配下,劳动者作为“消费者”的同时也作为“投资者”,他们通过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形式来为未来储蓄,同时他们也通过贷款进行购房买车等消费,这种逻辑的结果是:一旦发生信贷紧缩,经济萧条不可避免,损失最大的则是普通劳动者,因为金融机构会没收他们仅有的贷款抵押物。这很容易造成失业和流浪现象,加深阶级矛盾与冲突。
资本主义空间的不平衡发展是资本无法克服的资本自身的障碍,它决定了资本空间生产的界限。资本剥夺性积累造成的空间景观总是充满了矛盾与紧张,永远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资本在社会基础建设和公共设施上投资,不仅可以消化过剩资本,而且对公路、港口、电网等设备的投资可以消除资本流动的空间障碍,加快资本实现利润。但是资本对任何一个固定设施的投资都带有风险,如果投资了一港口,却无轮船停泊,那么这笔资产就打了水漂。所以尽管投资可能带来资本的空间流动,但它还是阻碍了资本主义活动的重新安置。因此,资本总会根据盈利需要在某个特定时期建造一个空间景观,又会在某个危机时刻摧毁它。资本总是“一方面消除空间障碍和地区差异;然而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又必须产生新的差异,这些差异又形成需要被克服的新的空间障碍”[39]。此外,创造和破坏给个体资本家获取附属于空间之上的垄断特权开辟了更多道路。空间位置总是带有一定垄断性,没有人能在已经被建立了工场的空间内再建别的东西,而且如果这个位置还附带有其他优势的话,那也属于这个空间的占有者。虽然资本本性是自由流通,但资本家又迫切希望能获得对特定空间区位的垄断。这种垄断抑制了资本不断更新空间景观,并极有可能带来经济的停滞。因此,集中与分散、创造和破坏、竞争与垄断是资本逻辑自身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