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过程中国家角色的变迁
资本主义国家不是资本积累的外生变量,而是导致资本积累的内在要素。资本弱小时,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就主张保护主义;资本强大时,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就推行自由市场。现代社会的国家制度都是听从资本及其代言人的使唤,表面看是国家在起作用,实际上国家只是资本的奴仆。随着资本积累的需要,包括国家产权制度、雇佣制度、分配制度等在内的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变革。从制度层面来看,这些变革经历了原始资本积累、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四个阶段。
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是自由的劳动力和大量资本原始积累。新兴资产阶认为金银或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他们迫切渴望货币资本。大量货币资本的获得,除了开采金银矿以外,对外贸易是货币财富的真正来源。于是资本不但要求扩大市场,而且要求资源和市场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自由流动,让人们“有随意销售商品的自由”[40]。自耕农的分化和圈地运动最终剥夺农民的土地,把他们变成资本主义生产的雇佣工人。此时资本急需政府控制国家经济,以便损害和削弱竞争对手实力,增强本国实力。为此,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行重商主义的政策,取消境内关卡和关税、积极修建公路、建设航运网络。重商政策要求:第一,贵金属是一个国家必需的财富。如果国家没有丰富的金属矿藏,就必须通过对外贸易取得。而且贸易必须保持顺差,即出口必须超过进口。第二,整合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通过圈地运动和农业革命加快以市场和商业交换为特征的商业化进程。当时,欧洲国家拥有的殖民地成了出口商品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殖民地不得发展制造业,宗主国垄断着殖民地同宗主国之间的商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给落后民族造成灾难和不幸,落后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41],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鲜血”[42]。在剩余价值一定的情况下,如果资本家用来个人消费的多,那么用于资本积累的就少。因此,重商主义政策要求人们必须尽量减少需求,厉行节约。在这一时期,节俭甚至吝啬都是美德,而这一切都是为资本积累服务的。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结束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封建割据的局面,取消了封建行会制度,国家实行统一的度量衡和货币制度,这促进了国内市场的自由竞争。重商主义为工业化、早期资本主义的成长准备了良好的获利环境。但随着资本日益积累和海外市场的扩大,资本形成了一套自发的运行机制。重商主义的狭隘性已经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此时的资本要求得到更多的自由而不仅仅局限于商业。因此,国家也从强行干涉转变为保护自由发展。国家政策推行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和工业革命顺利进行。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主张在市场规律即“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自发运行社会经济秩序。在这样一种秩序中,政府没有发挥太大作用的机会和空间。斯密认为在自由的制度下,政府的作用是“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设立司法机关使社会上个人不受别人侵害。建设并维护公共事业和设施”[43]。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只是扮演一种“守夜人”的角色。
在这个阶段,所有制形式是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由于人们脱离土地的束缚,自由劳动力出现,这似乎表明人们不必再困于固定的土地上劳动,而是可以自由选择劳动方式。但在以大机器为生产工具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机器只能属于个别人或国家所有,生产资料只能以机器的形式集中起来,这两种情况都是以货币为纽带的所有权。在雇佣方式上,劳动实际上并不自由,而是从属于资本和技术。劳动者由工具的操纵者,变为从属于机器的被动附属物。因为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所以劳动成了工具。在分配方式上,不同生产部门通过竞争使利润平均化,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同一部门内资本家之间为了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而进行竞争。每个资本家都为了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不得不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使得平均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为了弥补这个损失,资本家又会疯狂地卷入竞争的旋涡。正是在这样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保护下,土地、货币、技术等生产要素才能顺利地在市场上通过价格的形式,分配到相对的剩余价值,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才能正常运行。
当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必然会走向垄断。自由竞争加速了企业破产和兼并活动,激化了企业间的竞争,推动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大量的“过剩”资本,这些资本急需消化和再次增殖。一国的市场显然已经不能满足资本的需求,资本的话语权再一次显示了威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行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展开了争夺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的斗争。各国垄断组织对内利用国家政权实行高额关税政策,建立关税壁垒,限制外国商品输入,保持国内垄断价格;对外利用倾销政策,冲破其他国家的关税壁垒,占据国外市场。在所有制形式上,资本表现为私人资本,企业表现为私人企业。在私人资本统治下的私人企业中,资本所有者即资本家对企业的财产拥有所有权、占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这种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以社会少数有产者对资本的独占或垄断为基础的。在雇佣形式上,雇佣的主体、客体有了变化。在资本主义的初期,雇佣的主体是单个资本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单个资本家发展为几个资本家的联合。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占有和掠夺使雇佣对象不仅是资本主义一国范围内的无产者,还包括资本所到之处的无产者。在分配方式上,垄断组织有多样的形式,虽然不同组织形式内容不同,垄断程度也有差别,但其实质都是通过对生产和市场的垄断,通过垄断价格来保证垄断资本家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主要是通过自发的经济活动,采取利润、地租、工资等形式进行的。资本追逐最大利润的本性使资本必然要向外、向世界市场扩张;驱使政府利用贸易制裁或其他高压手段打开别国市场,使资本在世界市场畅通无阻。
国家垄断阶段缓和了资本因“自由放任”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和冲突,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总资本家”。每个资本家追求资本不断积累和集中,最后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处于失去理性制约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下。无数资源被浪费或闲置而产生资本过剩的危机,再生产无法进行,资本无法顺利转变成利润,经济危机在所难免。为了帮助资本渡过经济危机难关,凯恩斯国家干预市场的政策也就应运而生。国家政权调节市场失灵的机制必不可少,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一种垄断组织和国家政权相结合的阶段。
从所有制形式上看,一般垄断性质的资本所有制形式被家族关系或按生产关系联合起来的垄断资本财团“集体所有制”所代替。以国家所有制和私人垄断资本家公司共有的垄断资本所有制形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是一种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集体所有制,这是对资本所有权的进一步“扬弃”,是对较小范围“私有”的否定。从雇佣制形式上看,由于垄断资本家借助国家,可以广泛地采用科研成果,生产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更多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进入生产过程。垄断资产阶级从工人身上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在分配制度上,企业收入分配权在削弱,政府和社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在不断加强。由于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以税收的形式集中在国家手中,所以国家可以直接参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国家通过福利政策和财税补贴等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尽管这样的调整有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本质上仍然是为资本利润最大化服务的。国家通过分配制度,一方面,可以直接干预雇佣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使劳动力价值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价值脱离工人自己的直接支配,而被国家垄断集团以各种社会保障金的形式控制起来;另一方面,通过税收、补贴等办法,直接决定各企业能够把多大比例的剩余价值留在自己手里。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国家为摆脱困境普遍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而通货膨胀实质上是一种隐蔽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形式,它引起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使工人手中的劳动收入又不露声色地转到垄断资产阶级国家手里。
总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制度结构来缓和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冲突,为资本积累提供相对稳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提高资本积累的能力,促进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平稳、高速、持续发展的阶段。资本发展初期实行重商主义,在资本有了一定发展后实行自由主义,在资本危机时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垄断经济制度,所有这些国家制度的变迁,都是资本的发展要求在不同时代的理论表达和政治诉求。19世纪时的国家还是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到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之后,国家逐渐以总资本家的身份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家机器不再是一般的生产保障条件,不是保证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而是积极介入再生产过程中。”[44]国家已经远远地超出纯粹的镇压工具,开始转向调整经济等其他职能,积极地介入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