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失调和资本主义危机
经济活动的各个生产部门比例失调,不仅表现为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性,而且表现为生产过剩。根据萨伊定律“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比例失调是可以通过竞争得到纠正的,普遍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在自由市场竞争中,稀缺商品价格上涨,过剩商品价格下降,资本会自动从生产过剩的部门流入生产短缺的部门,平衡重新建构。对此,马克思认为,萨伊定律里的供求统一,只有在作为供给的商品价值和作为被需求对象的商品价值相一致时才存在。而实际上,在资本关系下,商品的供给量并不取决于人们对商品使用价值的需求,而是取决于资本对它的需要。资本家不把他要购买的商品当作使用价值,而是当作扩大资本的手段。如果他看到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某种商品不能使资本增殖,他就宁可以货币的形式持有资本,从而打断流通,潜在地引发危机。
关于竞争能使供给和需求重新平衡,纠正危机的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既是按比例的生产的不断确立,又是这种生产的不断扬弃”[1]。资本积累的根本趋势是不断突破现有的生产和市场障碍,同样也要打破原有的比例关系,供给和需求的调配只是在这种破坏之后的一种补救行为。另外,如果一个生产部门的扩展超过了市场需求的界限,它也会刺激所有相关部门的发展,导致它们也出现生产过剩。因此,供给和需求比例的失调绝不可能只是一个部门的情况,而是一个社会的普遍状态。竞争使资本朝向更有利于获得剩余价值的部门流动,并不是为了遵守正确的比例。竞争可以促使社会劳动时间总量按照社会需要,在不同生产领域之间进行重新分配,结果只是“竞争不断地调节这种分配,同样它也不断地瓦解这种分配”[2]。实际上,竞争造就了各个生产部门不按比例发展的经常性趋势。比例失调的时候,竞争带来的调节作用只能是在特定商品生产中起作用。已经生产出的过剩商品,只能通过贬值和破坏过分扩张的生产部门的生产力,来使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恢复平衡。但是资本遭受的损失导致资本家必须减少购买,从而导致生产过剩普遍化,所有生产部门的资本家都要面临损失。总之,马克思认为普遍的生产过剩总是和比例失调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比例失调,普遍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因为“普遍的生产过剩=按比例生产”。如果所有比例关系都得以保持,就不会有生产过剩,而只是一切生产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都超过了通常的水平。资本缩小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无限度地发展生产力是资本固有的趋势,这决定了资本不会按照比例发展。
俄国修正主义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危机唯一可能的原因在于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杜冈把马克思对危机的分析解释为两种原因:一是利润率下降趋势造成的,二是消费不足的结果。他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会导致利润率下降而是提高;并且消费不足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只是一种偶然现象,不是导致危机的必然原因。他坚信“只要各个产业部门的生产保持正确比例,不管消费方面发生什么问题,都不会发生生产过剩或需求不足”[3]。消费不足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但这只是比例失调的一个特例,根源不在于工人有限的消费能力,而在于工人生活资料的过度生产。如果社会生产是按照计划组织的,并且生产的指挥者对社会需求完全了解,又有绝对力量调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那么无论消费如何低下,都不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样,杜冈就从比例失调理论出发推出一种资本主义商业周期的理论,即经济危机不会造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恶化,危机使生产比例关系得到恢复,又创造了资本积累继续进行的条件。这种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政府的无序造成的比例失调,是从资本的外部来寻找原因。与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特质探寻危机原因的方法是根本不同的。在马克思看来,比例失调只是危机原因中的一个附属因素,“我们这里谈的,不是以生产的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就是说,不是以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这一点只有在谈到资本竞争的时候才能谈到”[4]。如果按照杜冈的判断,比例失调造成的危机,只能算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又一个可以克服的周期性障碍,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趋势和终极界限。
希法亭赞成杜冈对消费不足论的批评,认为消费不足是比例失调的一个特例,危机根本上是由比例失调所导致。希法亭认为,“如果生产完全以正常的比例进行,那我们便想象不出消费不足怎样才能发生”[5]。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的阶段,固定资本占用资本的时间大大加强,降低了资本的流通性,同时降低了应对经济波动和比例失调时的灵活性,打破了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导致经济危机。希法亭这个结论是建立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上,即如果资本能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流动,利润率差别引起的自由竞争将会消除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从属于金融资本的固定资本、卡特尔及生产资本通过干扰竞争市场的价格机制,导致生产中必需的比例关系的失调。“繁荣时期的比例失调是由于价格构成上的干扰而产生的。因为上面提到的所有因素都意味着市场价格同生产价格的背离,从而意味着在其规模和方向上都取决于价格构成的生产调节上的干扰。”[6]干扰最终导致资本转移困难、销售停滞和危机。从表面看来,希法亭的这种论断表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固定资本的存在和壮大使比例失调危机不可避免。然而,希法亭并不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而是投资周期固有的。繁荣期的过度投资促发危机周期循环,而过度投资又是资本家错误判断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被淡化成资本家主观上的非理性。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必须不顾市场限制加大投资力度,扩大生产规模,非此不能保证自身的存在。因此,过度投资对于资本来说恰恰是非常理性的。在希法亭那里,比例失调引发的危机只能说明自由市场的无政府状态。这不会引发资本主义灭亡,只要加强个体资本家之间的合作和信息交流危机就可以克服,资本主义就可以持续繁荣。希法亭与马克思从资本内在界限的角度揭示经济危机的方法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弱化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必然性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