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空间的剥夺及生命权力
人的心理空间是与自己生活的空间息息相关的,资本逻辑建构起以资本为核心的生活空间,也成为人们心理空间最隐蔽的力量,支配着人的行为。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描述过,资本主义的到来“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40]。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交往方式体现了商品交易的原则,这种交易模式构成了人的心理空间,并深入人的无意识深处。也只有当资本全面侵入人们的生活,并进一步将资本的逻辑转变为人们的自觉意识的时候,资本积累才能在任何一个角落畅通无阻。在按成本核算的最小单位来计算效益的生活空间里,展现每个人潜能的感受和情感的心理体验都变为“它对我有用吗?”的解答。资本建立起了一个以成本核算为基础的商品社会,这种经济模式牵涉出独特的人性品格。它把人们从传统束缚和家庭或血统的纽带中抽离出来,按照等价交换的经济原则来规范自己。“在性格结构中,是自我控制和先劳动后享受的规范,是在追求明确目标的过程中有意义的行为规范。”[41]人们放弃了新教伦理,丧失了道德或超验的价值观念,这也暴露出个人作为公民和资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矛盾。这种矛盾不再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反而解构着整个社会,为更加直接的社会革命铺平历史道路。
20世纪70年代,随着资本积累重心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消费社会的空间结构随之产生。在一个以消费为主要控制的社会,“‘生产之境’破碎了,生产关系消失了,只剩下消费关系或者‘消费之境’”[42]。但其实消费并不能创造任何东西,只是一种镜面的交换和流通,消费只需要顺从资本的规定就可以了,富有创造性与生产性的人逐渐消失了。时装、旅游、广告等这些被资本建构起的“时尚”控制着人的心理空间,人们的生活完全被利润周期同化为资本积累的工具和仓库。尽管这些所谓的时尚不过是资本为了无限积累、实现利润,而铺天盖地制造出的要素,但人们不再关心自己真实的生活处境和需要,只担心会不会被时尚抛弃。资本的无限欲望代替了人的需求,或者可以说是资本的需求剥夺了人的需求。如果个人的需要能够被资本逻辑接纳的话,这种需要就是合理的;如果是与资本逻辑相反,那这种需要就不会被满足,而是会被资本规定的任何产品代替。
资本所满足的不是人的社会需要,而是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的无限欲求。在此,我用一个例子说明资本欲望对人的需求的控制和剥夺而导致的荒谬悖论。在经济学理论中,汽车是具有较大需求收入弹性的一种商品。因此为了维持汽车的销量,资本主义制度就制造出每个家庭需要两三辆汽车的策略。资本正需要这种策略,尽管因此会给生态环境、能源、资源带来沉重的负担和破坏。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大,城市庞大的汽车数目在成倍增长,大城市中心汽车平均速度已经接近步行。为此政府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限制进入大城市汽车的数量,并为此在主干道上安装电子监控,以便威吓和惩罚那些进入大城市造成汽车拥塞的人。这种做法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吹捧,不过其遵循的逻辑却是: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你才可以使用自己的汽车。这意味着资本一方面鼓吹消费者购买汽车,另一方面又在总体上不让消费者使用它们,这真是一个荒谬的结论。但是在资本剥夺性积累的欲求下,这又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在资本的“合理性计算”下得出的逻辑。“量的扩张是资本制度得以测量的标准,因此,所有对质的考虑都必然会遭到漠视,以从属于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需要。”[43]如果人们不去自动遵守,作为总资本家的国家就会通过立法、税收政策帮助资本实现积累的要求。整个社会需求受到了资本的操控和掠夺。
与资本以外在的、有限的、粗暴的手段剥夺自然空间相反,资本对人精神的剥夺和殖民则是内在的、无限的、隐蔽的。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对人的心理和精神的控制是通过新教伦理实现的。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44]。新教提倡的禁欲主义反对无节制的个人享受,实现了资本的积累,促进了普遍的工业化和商业化;以盈利为目的的雇佣劳动成为一种神圣的天职,为资本主义理性经济人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基础。资本主义通过神圣的新教实现了对人的压抑和管制。这种压抑发展到19世纪,神圣的超验权力对人的束缚逐渐转变为一种生命政治的控制形式。这种新的控制形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而是直接用于人的生命活动本身中。福柯用“全景敞视”式的规训社会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对生命的控制。人按照等级和角色被安置在空间中,永恒可视的控制机制确保了约束侵入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约束和控制作用于人的生命内部,把个体塑造为主体,赋予人以行动的动机和相应的角色,以此来达到社会的整合。虽然这种社会约束主体的方式不是神谕启示,而是通过角色规定,但这种约束和控制仍然是在一个个公认的、可见空间中形成的。例如学生受学校里教育的约束,医生在医院里上班并符合医院的要求等。规训社会的控制方式在20世纪开始陷入危机,“二战”之后规训社会转入到控制社会。控制社会是生命权力的新表现形式,与规训社会相同,它不依赖超验的权力,而是依靠人的精神和心理产生的权力。但资本对人的控制不是在固定的空间,而是通过全球化的通讯、服务、情感的生产来实现的。资本更深入的进入人的日常行为和无意识的心理活动中。资本对人的控制逐步从通过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外在约束转入对人的灵魂和无意识领域的约束。
资本逻辑形成一个巨大的隐蔽性的网络,将人的生活和心理都纳入其中,但是这种控制不能消除资本欲望和权力的矛盾。“资产阶级精于计算的精神和有条不紊的克制约束,跟对感性和兴奋的孜孜寻求发生了冲突。当工作和生产机构变得官僚化,个人缩减成各种角色时,这种对抗日益加深,以至于工作场所的规范越来越和对自我探索和自我满足的强调相异。”[45]在生产领域,资本家仍然需要新教伦理所要求的节俭品格,即讲求效率、追求最低成本、最大限度利用、最优选择和功能理性。但在消费领域,资本却不断刺激对快感和娱乐的需求,以便打开积累的各个渠道。代表旧价值体系的资本主义社会权威不断丧失,在分期付款的方式和消费品信用贷款的帮助下,新教伦理的朴素、谨慎和先劳动后享受的消费观遭到了破坏。建立在关于报偿的道德体系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权威性地位逐渐丧失: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忠诚于工作,勤勉努力;另一方面,公司产品和广告又刺激了享乐、放纵的风气。社会既缺乏一种作为生命力象征的生活意义,又缺乏一种作为崇高动机或纽带力量的道德冲动。另外,作为资本对人心理空间剥夺的一种结果,资本刺激了人对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一系列期望:“当这些期望和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时(比如具有强烈破坏性、但一再周期性出现的通货膨胀,它源自勃发的世界经济),它们就会为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创造条件,而政府则发现这些不稳定越来越难以应付。”[46]这些进一步动摇了人们对社会的信任感,导致社会合法性地位的丧失。
资本对人们心理空间的占有表明资本实质的占有了劳动。马克思分析道:资本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转换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实质上是“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从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47]。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而实现的是绝对剩余价值,这是资本对活劳动直接的、形式上的剥削和占有。此时,工人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进行生产。这形成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种对立越充分,资本对劳动形式上的权力就越充分。此时劳动过程本身并未改变,只是由过去对宗法、血缘等关系的依附转变为雇佣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过程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对劳动形式的控制才转变为实质的控制。在机械化生产中,工人的劳动被肢解为机器系统中的一个零件和步骤。此时,资本不但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而且要训练劳动工人配合、服从机器。在虚拟资本形态下,资本权力从生产领域渗透到生活的所有领域。虚拟资本形态下,利润来源是信息、文化、精神等非物质劳动。毛里齐奥·拉扎拉托将非物质劳动概括为:“一方面是有关生产‘信息内容’的活动。在工业和第三产业部门,劳动技术转变为由计算机控制的技术。另一方面是有关生产‘文化内容’的活动。这些活动通常被认为不是‘工作’,例如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者规范等,也可以说是一种舆论活动。”[48]在工业生产为主导的阶段,资本权力主要施加于生产如汽车、煤炭、房屋等的物质劳动。在虚拟资本为主导的阶段,资本权力渗透入知识生产、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体育竞赛等非物质劳动领域。
资本对非物质劳动的控制是一种真正的实质性控制。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对劳动的实质性控制是指资本把劳动者的身体束缚在机器体系中。对劳动者来说,资本权力是外在的。资本对非物质劳动的控制则是在内在的。这种内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非物质劳动最大限度地延长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时间。在非物质劳动过程中,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消失。“工作以外的时间是游玩或闲暇的‘自由时间’。但是在后工业社会里,‘自由时间’也要受到计量和分配所支配。那些活动中的‘时间收益’是和工作时间的收益处于同等地位的……人在闲暇时间里就成为经济人。”[49]物质劳动生产中,资本控制的只是劳动者生产中的时间,而非物质劳动生产是由心理、精神、情感等组成,这些因素植根于人们生活的全部时间。第二,非物质劳动生产扩大了资本权力的空间。在物质劳动的生产方式下,资本必须在一个固定的工厂中对有限的劳动人口进行控制。非物质劳动生产是一种灵活性、流动性和不稳定的生产方式。非物质劳动生产没有固定的中心,不需要过多的物质生产资料,可以在任何生产、生活、心理等空间中展开,这就使资本获利的过程看起来更加灵活、松散。资本对劳动的权力并没有被削弱,反而从时间和空间上都加深了。
资本已经渗入人们的心理空间并支配着劳动者的一切活动,那么劳动者是否真的处于一个无能为力的境地?马克思认为,资本权力越是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力量,越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人们会主动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哈特和奈格里进一步分析了在资本权力的支配下,劳动者如何能成为扬弃资本的力量。他们认为资本权力扩张必然导致“非物质劳动”,在“非物质劳动”中,劳动者被塑造成与资本抗衡的能动的主体。
资本能够塑造出超越资本统治的条件。“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50]资本以非物质劳动的形式实现积累,一方面使劳动者的整个生活世界都成为资本积累的领域;另一方面,也塑造出与资本对抗的劳动主体,最终摆脱资本的控制。在物质劳动过程中,无论商品生产还是精神交往都是资本垄断。在非物质劳动中,资本依赖全社会劳动者的知识、智力、情感、服务等实现积累,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潜能和创造力。这样,劳动者在更深程度上被资本控制的同时,也大大丰富了自身的主体性。劳动者不再是形式上彼此聚合,而实质上却彼此分离、没有意识的机器零部件,也不再是机器的看管者。劳动者的技能不再体现为直接的体力劳动,而是通过学习能力、沟通技能、反思能力等建立起来的智力劳动。这种劳动既是资本的积累,也是劳动者的自我实现和积累。劳动者全面能力的实现使每个劳动者都能真正发言,能够主动积极地规划劳动过程,从而颠覆资本所规划的等级管理秩序,进行自我组织和管理。正如哈特、奈格里所说:“非物质劳动在展现其自身的创造性能量中似乎为一种自发的和基本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力。”[51]在非物质劳动中,劳动者合作产生价值的媒介不再必然由资本提供,而是可以通过语言、交际、情感的网络实现。那种能够超越资本控制的力量在资本的权力中生长起来,进而能够产生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的生产方式。
总之,资本通过剥夺每个人的肉体和心灵,将整个社会生活都同一化为资本积累的工具。资本权力因此实现了对人口的集体生命的有效控制。随着通讯系统、信息网络的发展和更为弹性式的生产方式的普及,资本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统治的生命权力最终实现。然而,资本的这种生命权力弥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渗透入每个人的身体和意识中的时候,也将人们对生命权力统治的不满扩散到全部领域和人群,并遭到他们对生命权力编码不懈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