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率下降趋势和资本主义危机
马克思在他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讨论中,对资本持续积累难题做出了充分论述。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本来就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规律,并不是马克思的独创。然而,马克思对这一规律做出了新的解释。古典经济学都把这一规律的原因归结于资本关系之外,马克思认为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来自资本自身。在亚当·斯密看来,利润率的下降是资本家之间争夺有限投资出路不断竞争的结果。马克思认为,虽然利润率下降这一规律的确是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但它的原因是来自资本本身,“只有在利润率普遍下降的情况下,……竞争才能够持久地压低一切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即平均利润率”[15]。利润率下降规律是资本本身的一个规定,在竞争之前就已经存在,并表现为一种趋势。大卫·李嘉图不承认利润率下降趋势是资本家之间竞争的结果,但他把原因解释为剩余价值率下降,剩余价值率下降是因为农业生产力下降导致的工资提高。马克思批评李嘉图混淆了利润同剩余价值的区别,“在任何情况下,剩余价值作为利润来看时所表示的赢利的比率,必定小于剩余价值的实际的比率”[16]。因为用来计算利润的总资本,总是大于用来计算剩余价值率的、同活劳动相交换的资本。马克思认为无论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或者提高,利润率也倾向于下降。马克思对巴师夏和凯里试图将利润率下降归结为工资提高的论述进行了反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与不变资本相比,可变资本是减少了。因此,利润率下降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不是降低了。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给工人的工资高了,而是与劳动率相比,工资降低了。虽然工资的提高会降低利润率,但利润率是表示资本价值增殖的比率,因此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是来自资本自身积累的趋势。
马克思反对马尔萨斯主义者把生产过剩说成是相对于生活资料的有限生产的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而是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人在生产中被取代的结果。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意味着社会产品中有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这部分产品要找到市场,就只有卖给其他资本家,作为他们扩大了的资本的商品等价物。在劳动力价值和资本绝对规模既定的情况下,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雇佣工人数量越来越少,这种现象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必要劳动时间在工作日中的比例越来越低,这时要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进一步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在资本不断积累的循环中,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意味着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大,以弥补对生活资料需求的相对下降,这就要求资本有机构成比剩余价值率提高得要更快,这导致了利润率下降趋势。马克思揭示出资本自身的发展悖论:它一方面“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17]。在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相互作用下,生产力的提高对剩余价值的作用会越来越小,达到一定程度时,提高生产力对资本来说变得不再重要,价值增殖比例变得很小了,资本也不再成为资本。因此,马克思说资本超过一定的点就变成了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限制,这就将利润率下降与资本主义的灭亡联系起来。
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前,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被当作危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为从经验上看,在危机发生之前利润率一般是上升的。“危机只不过意味着出现利润率的下降的时刻。但是,在危机之前,存在一个价格和利润水平高的繁荣时期。”[18]在繁荣时期,市场、产业、技术都需要资本投入。需求的增加,提高了个别生产部门的价格和利润,引发固定资本的投资,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繁荣。旺盛的需求缩短了资本周转周期,减少了资本家垫付的货币资本,提高了利润率。与此同时,繁荣中也包含了促使利润率下降的条件。首先,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可变资本与总资本的比率下降,同时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率提高,资本周转时间延长。其次,繁荣时期,劳动力缺乏以及罢工等因素都可以干扰生产,延长资本周转时间。最后,贸易的增长需要流通信用相应增加,但是银行却转向国内繁荣市场带来的投机项目。繁荣时期的一系列因素导致了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是所有危机的特征,是危机的结果。但是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利润率下降不是在价格下降之后才出现,而是在危机爆发之前就出现了。这时,利润率下降理论逐渐成为危机发生的原因,即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的比率的提高,即剥削率,可以抵消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利润率下降的影响,但是剥削率不会无止境的提高。并且,“剥削率的提高意味着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还要相对提高,以补偿对生活资料需求的相对下降,这又要求资本有机构成更加迅速地提高”[19]。利润率下降理论清晰地揭示出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矛盾关系,这种关系引发的经济危机激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界限。消费不足可以通过分配层面上的干预加以缓解,而利润率下降却只有通过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解决。
总之,就马克思提出的危机的原因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对其有所继承和批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反对消费不足论,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限制在于比例失调。希法亭和卢森堡,都摒弃了资本本性既是资本发展的动力又是资本的界限的理论,代之以经济学理论的基本观念,即市场和消费的增长是资本发展的动力。这使希法亭提出了比例失调和商业周期理论,而卢森堡提出了消费不足论。虽然两者都证明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现象,但是“二战”期间国家干预政策使比例失调和消费不足危机理论逐渐弱化。20世纪70年代,利润率下降趋势成为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正统。这一理论充分考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这也导致片面强调劳资关系中剩余价值生产的限制。不同的理论往往把生产、分配、交换的某个环节作为危机的决定性因素,没有把它们放置在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这样,它们对危机原因的论述看似十分有道理,却无法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中说明危机的动力机制。
马克思将比例失调、消费不足、利润率下降几个原因同时用于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比例失调用于讨论危机表现出的具体样态;消费不足用于表明商品生产过剩与市场有限发展之间的关系,揭示出危机的发展趋势;利润率下降揭示出资本有机构成与剩余价值率的关系,表明危机趋势是资本概念本身所固有的。不同的原因都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性,必要劳动时间的缩小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大,既是资本积累的动力,也是危机爆发的根源。因此,三种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爆发的原因彼此之间并不矛盾,是一个连贯体系的组成部分。单独看各种危机的原因可能是偶然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是可以克服的,但是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矛盾却是资本自身的必然,是无法克服的。马克思并非有意证明危机的具体原因,而是为了证明危机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资本本身是资本无限积累的最大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