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资本与民族国家的对抗
资本跃出资本主义世界的空间,成功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转移其矛盾。这让许多人认为这是自由经济选择的胜利,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胜利。福山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抗和竞争的历史结束了,除了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人类社会形式没有其他进化可能,一种“全球性的共同历史”成为现实。从20世纪全球资本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说法似乎是正确的。在经济上,国际分工日益深入和细化,商品、资本、服务、技术及信息等越出国界,这迫使每个希望发展经济的国家都必须选择自由经济贸易策略。政治上,“自由、民主、人权”成为美国及其盟国的特权。在国际秩序中,凡是妨碍民主权力关系持续的人都会遭到打击。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维护“自由、民主、人权”政治主张下发动的。在文化上,自由经济和政治的文化全球流行。好莱坞电影成为全世界电影文化的标准。民族国家的排他性原则被资本在全球追逐利润的冲动打破,民族国家主权消失了,资本实现了在全球无障碍地流动。因此,许多人将资本主义在全球推行的政治制度、价值标准等当作“人类的宿命”。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揭示出资本全球化这个趋势。“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52]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占领是历史的终结。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市场,将大工业生产推向全世界,一方面将固有的阶级矛盾推向了世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殖民和掠夺激化了民族矛盾。普遍的交往和遭遇为“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无产阶级要应对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时代正是民族国家形成和兴起的时候。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是一个民族国家主权日益衰微的时代:“生产和交换的主要因素——金钱、技术、人力、商品——越来越容易越过国界,因此,民族国家越来越少有力量去制约生产因素的流动,向经济施加它的权威。”[53]资本以跨国公司的形式超越民族国家的管辖范围,在民族国家之上统治着地球。新的全球形式形成,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54]。这种新的主权形式被称作帝国。在帝国时代下是否还存在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与资本的对抗,是否还存在跨国经济发展的根本趋势与民族国家对其限制之间的矛盾?
在哈特、奈格里看来,与民族国家时期的无产阶级国际斗争相比,全球化帝国模式下的斗争更具破坏性。恰恰是因为帝国无所不包,不存在外部结构,因而任何一个内部的对抗都成为直达帝国核心的颠覆力量。一方面,无产阶级的组成更加壮大。随着弹性生产方式的发展,服务业、信息业的兴起和壮大,与资本对抗的主体已经不再是生产领域的无产阶级,而是与帝国直接相对的民众,或者说是大众。无产阶级只是和资本对抗的一部分,女权主义、和平运动、环保生态运动等都是反抗资本权力的力量。当资本在全球进行剥夺积累的时候,所有附属于资本并被资本剥削的人都趋向于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之间的交往和团结形式更加多样。马克思曾说无产阶级之所以能成为革命主体在于其有组织性和纪律性。帝国削弱了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性,但为大众的合作和团结创造了条件。弹性化生产方式“在通往信息经济的道路上,流水线已被作为生产的组织模式的网络所代替,在每一个生产地点和众多生产地点之中改造了合作和通讯的方式”[55]。劳动关系也随着生产灵活性而变得不稳定,工人必须常常在不同的工作中变换,不再被有规律的聚集在流水线上。但是,弹性化的生产方式不仅催生了灵活的编程、技术设计等智力劳动,而且也使服务经济中的情感和交往活动更加频繁。娱乐业、教育业、房地产业、社会福利业等服务行业直接生产出人生活的意义。这些服务行业或服务经济通过人际间的肢体互动和情感交流,生产出人类合作和交往的智力条件和情感条件。在弹性式的生产中,知识、价值、情感都不再是生产之外的东西,而是生产的条件和生产本身。生产出的沟通、情感和知识等产品直接扩展了人类的共享领域,同时劳动在最普遍的意义上成为社会的劳动。因此,与资本对抗的大众已经深入资本主义劳动中,资本越是发展就越是生产出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文化和物质条件。
资本与民族国家是基于社会生产关系之上的有机整体。一方面,资本积累程度越高,越需要国家发挥保护、管理、建设基础设施等职能。资本积累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直接表现,将资本积累方式制度化、政治化就形成了国家。“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56]因此,一方面,资本积累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在它的全部潜力没有消耗完毕时,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主权也不可能消失;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结构、职能会随着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而重构。资本全球积累必然加深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依存度,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会受到全球经济的影响。因此,经济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由一个国家单独完成。这必然需要民族国家在资源管理、经济决策、国际交往等方面做出重新调整。资本全球积累对民族国家的重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大民族国家获取经济资源的方式是通过平等交易、军事威胁,而不是与之交战或者占领。从美国企图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的事件中可以看出,美国意在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而避免公开占领。美国试图除掉叙利亚原有的领导集团,留下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导集团。同时,美国并不希望叙利亚陷入经济困境,这样会给美国资本在此植入造成困难,而是希望叙利亚稳定国内经济,以便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经济枢纽。美国通过对叙利亚原有政权组织的改造来实现美国的经济利益。虽然美国的目标是不含殖民统治的经济霸权,但其实现的途径却往往更加需要一种高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社会、政治以及法律秩序。虽然资本经济权力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主导力量,但资本经济权力的强大并不会消灭民族国家,而是改造民族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使其成为资本积累的服务者。
第二,民族国家的部分经济职能转移到各个层级的跨国机构中。跨国组织是资本全球性力量的集中,是资本全球利益的制度化。“新的跨国家组织已经出现,与其说它们取代了民族国家,不如说是赋予了民族国家新的角色,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新的工具和力量。”[57]世界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了经济联盟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欧盟等。它们可以通过制裁来实现政府之间的约束力。像欧盟这样的区域组织不仅形成统一货币区,而且朝着更大的政治共同体发展。但在这些新联盟之间仍然存在民族主权之间合作和竞争的张力。真正的政治一体化,如果可以假设的话,仅仅是创造了一个更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目的是与其他民族经济和国家竞争,特别是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竞争。欧洲一体化虽然趋向于培养它的成员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通过货币联盟得到加强,但欧洲一体化既没有超越不均衡发展的逻辑,也没有克服成员国之间的排他性。对欧盟来说,不同成员国都有各自的国家福利和环境标准,除非成员国之间愿意实现互助,否则不可能在整个欧盟中实现统一的最低工资,或为个人、集体的生活形式提供同样的条件。因此,资本全球积累虽然意味着国家让渡部分经济决策的权力给跨国机构或跨国公司,但跨国的经济决策并不能消除各个民族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多样性,有时甚至是加大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
第三,世界各民族国家呈现出中心-边缘的不平衡发展模式。在资本全球积累的历史阶段,世界秩序结构不是由单一的权力中心控制,如美国、八国集团等。也并非摆脱一切民族国家的政治干预,单纯由世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控制。而是一个混合的体系,由不同层级的力量构成。美国作为资本积累强劲的大国在世界秩序中占有一个层次的权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跨国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成为一个层次;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民众等是又一个层次。这三个层级的力量是相互联系的,似乎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统一的权力中心。但是“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与影响……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的创造的因素占优势……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58]。这揭示出资本积累导致世界不平衡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全球秩序不可能是一体的:一方面,差异的地区结构是资本积累必须消除的障碍;另一方面,资本只有在制造新的差异中才能生存。“资本主义的扩张不是通过消除民族国家的边界,而是通过重建它的民族国家组织。”[59]资本对领土界限的克服是通过重新建立起新的层级界限来实现的,这些层级由民族经济和民族国家的地方团体组成。世界各民族国家和民族经济实际上是被归入了资本利益的等级分层中。与资本积累强大的国家相比,资本积累比较弱的国家在应对市场开放和全球经济危机时是脆弱的。在世界秩序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资本强国向弱国提供国际支持的条件是这些国家必须接受与强国一致的制度安排,新的制度往往超出弱国所能承担的发展代价。例如:在南非,过快地实现水资源的私有化,导致多数人脱离了服务的领域,失去健康和基本生活条件,成为社会发展的负担。资本积累形成的世界层级结构仍然是一种中心和边缘的不平衡发展结构。
第四,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不平衡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首先,资本全球积累为民族国家的联合创造了可能性。跨国组织已经有效地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管辖和权限,使整个世界经济成为自由流通的整体。狭隘的民族主义已经过时了,任何限制资本渗透的努力都会被指责为故步自封。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都在资本全球积累的影响下具有国际性。其次,不平衡的国际政治结构使广大民族国家的联合成为一种必要。资本全球积累并不会消灭民族国家,而是重构它们,并使它们形成有利于资本积累的不平衡的层级结构。具有雄厚资本实力的民族国家仍然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发挥决定作用,只不过是通过跨国企业和机构来执行。面对各民族国家、地区、利益集团的不平衡发展,迫切需要广大发展中民族国家联合起来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推动世界历史向着平等和平的共产主义迈进。
尽管帝国主权的兴起改变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形式,但是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主权。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民族国家与资本统治之间的对抗更加深重。帝国通过跨国公司的形式超越民族国家固定的疆界,但是跨国公司并不是无家可归,它们依靠国家来实现权力。“国家之于资本,特别是之于全球化形式的资本更为至关重要”[60],跨国公司事实上都是在全球范围内运转的民族组织,它是通过并依赖民族国家来和世界体系发生关系的。美国前劳工秘书赖希曾强调,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运作是有必要的。一方面,他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这导致民族产品、民族工业、民族经济的消亡;但另一方面,他建议他的国家采取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策略,并以实现民族利益的形式来实现它[61]。从这个看似矛盾的结论可以看出,即使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民族主义也是必要的。跨国公司是有祖国的,它承担了国家的主权功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跨国公司的作用,在世界权力结构中占有支配性的地位。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并没有因为地域界限的消失而缩小,反而更加扩大。“‘多国’这个术语通常是对强大民族的资本主义企业完全错误的命名,它隐瞒了支配地方经济的真实问题,也隐瞒了全球资本体系内在的界限与对抗。”[62]如今,特定民族国家为巨型跨国公司提供服务并接受其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践踏,但不应设想,所有民族国家都愿意成为少数全球性资本主义强国的加速器。
全球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一个由多元国家和地方主权管理的,由复杂的掌控与附属关系构成的全球性经济体。资本在全世界的自由流动并不等同于在所有国家之间实现了自由贸易。从客观上说,工资、价格及劳动条件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多样性。每个民族国家或区域机构都有自己的经济制度、法律结构、社会风俗等,这些并不能完全属于全球市场,而是属于不同主权的民族国家,这些客观事实很难使全球经济成为一体化经济。资本对跨国界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的渴望,要求实现全球的自由贸易。然而,也正是为了满足这种渴望,资本需要得到国家对贸易进行限制和保护以避免受到来自相反方向的侵害。比如,1994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印尼茂物确立了“茂物目标”,要求发达成员国在2010年前、发展中成员国在2020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然而,到2010年,一些发达成员国仍然对本国的投资和贸易实施保护,并没有实现“茂物目标”的承诺。资本全球化并不是对所有国家都对等地实现自由贸易,而是出于资本利益的考虑对贸易环境加以控制。
跨国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不仅表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跨国公司实现全球的垄断和霸权,还表现在相对固定的劳动力市场与自由市场的对抗。假如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消失,那将意味着来自印度、非洲和中国等地方廉价的劳动力大量向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移动,这必然会引起反对移民的浪潮。所谓的自由市场和开放,实质上是欠发达地方劳动者受剥削的自由和开放。排斥劳动力自由化的自由市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于本国民族利益的考虑。全球的帝国秩序表面上疆域界限的消失,实质上是中心-边缘、两极分化等不平衡空间景观的重新布局。自由主义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少数富人,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抵制两极分化的运动在世界各地活跃起来,民族国家日益联合起来形成对资本全球统治的对抗,从亚太经合组织到欧洲联盟,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到上海合作组织。不仅是发达国家之间联合起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为了改变帝国的秩序而联合起来。2003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家结成联盟,成功抵抗了美国推动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在帝国时代,民族国家仍然在反抗资本全球统治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注释】
[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2]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3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4]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33.
[5]同上书,第30页。
[6]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36.
[7]Michel Foucault,“Question on Geography”,in Colin Cordon(ed.),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New York:Pantheon,1980,p.70.
[8][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97页。
[9][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10][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8页。
[11]David Harvey,Limits to Capital,London&New York:Verso,1999,p.xxix.
[12]同上书,第xv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1、538页。
[14][美]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0页。
[15][英]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99页。
[1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60页。
[17][美]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91页。
[18][美]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191页。
[19][德]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365页。
[20]参见David Harvey,Limits to Capital,London&New York:Verso,2006,p.xxx。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
[22]John Bellamy Foster,“The Household Debt Bubble”,Monthly Review,2006(5).
[23][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2页。
[24][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
[25][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
[26][意]杰奥瓦尼·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0页。
[27][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28]David Harvey,“In What Ways is‘The New Imperialism’Really New?”,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2007(3),p.70.
[29][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30][德]乌尔利希·贝克:《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张世鹏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31]David Harvey,Limits to Capital,London&New York:Verso,2006,p.xxvi.
[32]David Harvey,Limits to Capital,London&New York:Verso,1999,p.xxvii.
[33]参见周嘉昕:《界限、对抗、行动:齐泽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3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9页。
[35][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3页。
[36][美]迈克尔·赫德森:《从马克思到高盛:虚拟资本的幻想和产业的金融化》(下),曹浩瀚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0期。
[37]同上。
[38][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与福利的进攻》,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39]David Harvey,Limits to Capital,London&New York:Verso,1999,p.417.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4—275页。
[4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页。
[42]Henri Lefebvre,Every 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London:The Athlone Press,2000,p.115.
[43][英]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卷,郑一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8页。
[44][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黄晓京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4页。
[45][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46][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0页。
[47][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3页。
[48]Maurizio Lazzarato,“Immaterial Labor”,in P.Vimo and M.Hardt(eds.),Radical Thought in Italy:A Potential Politics,Minneapolis,Minnesot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pp.133-147.
[49][美]丹尼·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520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0页。
[51][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1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277页。
[53][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54]同上。
[55][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1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
[57]Ellen Meiksins Wood,“Global Capital,National States”,in Mark Rupert and Hazel Smith(eds.),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Brunner:Routledge,2002,p.25.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49页。
[59]Ellen Meiksins Wood,“Global Capital,National States”,in Mark Rupert and Hazel Smith(eds.),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Brunner:Routledge,2002,p.24.
[60][加]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61][英]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卷,郑一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1页。
[62]同上书,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