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扩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它不仅是一个经济系统的危机,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系统的总体性危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消费、分配的整个生产关系做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得出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以及对生产领域的彻底变革、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国家等理论。同马克思的理论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拥护者及温和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们则从经济危机中提出国家干预市场的理论。他们认为,供给不能创造资本积累需求,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不能自发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所以必须放弃自由经济制度,代之以国家干预的方针和政策,对市场经济领域“自律的”生产进行政治性的控制、引导和调节。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理论构成了“二战”后发达经济国家或福利国家理论,这种国家制度结构下的资本主义被称作“晚期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不同,这个阶段的国家干预补充并部分取代了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这并没有消除由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所引发的结构性危机,而只是相对成功地通过国家行政的杠杆把危机从经济领域转嫁或扩大到政治和社会领域。美国面对2007年的金融危机,美联储必须介入干预。如果美联储和国家财政部门不能带领经济走出危机的话,美国选民就会通过将选票给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而进行施压。因为经济危机不仅仅是自由市场领域的经济问题,而且是影响国家政权的政治问题。
国家成为一个有潜力的集体资本家,使资本积累成为政治的主要内容。国家干预并没有使晚期资本主义摆脱危机,这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45]。尽管国家通过干预手段承担经济领域的道德责任和社会成本,但是,一旦市场、资本和国家制度结合起来,国家本身也不得不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成为资本积累的工具。从长远来看,国家干预在保障生产一般条件的同时,本身也变成了价值规律的执行机构,强化了经济危机。因为自由市场领域确实有自身的规律,政府功能取代市场功能,并不能改变整个商品生产过程的无政府状态。比如,国家不能对产权结构进行实质性干预,否则就会引起投资中断,也不能消除积累的周期性停滞和像财政赤字、通货膨胀这样的替代性危机。“经济危机倾向就会表现为社会危机,并且引发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中,资本所有者与靠工资为生的大众之间的阶级对立会再次公开化。”[46]但哈贝马斯没有像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那样,认为社会领域的普遍危机激化了阶级斗争,进而导致一个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另一个阶级,而是认为国家通过调控,将经济领域的矛盾吸收进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中,导致“合法性危机”。因为国家干预实质是公开地使用行政手段,帮助一个阶级进行资本积累,这必然会牺牲其他阶级的利益,那么社会大众对国家的信任就会因此削弱。另一方面,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不顾资本积累,一味限制自由市场秩序、扩大社会福利,也会造成经济生产能力下降、税收来源的枯竭和国力减退。
哈贝马斯对合理性危机和合法化危机做了区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政策实际是将经济领域的矛盾转向政治领域,因此,哈贝马斯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政治现象。“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47]韦伯最先把合理化作为诊断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认为现代企业和国家是以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合理性危机就是指由国家制定的政策、制度不够理性化、技术化、专业化,不能够产生出最高的效率,政府在应对市场运行中发出的信号和指令方面存在缺失。在工具理性化的意义上,政府行为的好坏就是看能否成功地协调并履行经济系统发出的控制命令。已经成为总资本家的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进行的干预措施就是为了更加理性地为资本和经济服务。合理性危机揭示出资本主义政治危机的一个层面,即国家在基本行政能力方面的缺乏。比如,某个国家政府能够维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而邻近的另一个国家却使经济运行混乱,不能摆脱经济危机,那么经济发展不好的国家民众就会怨声载道,要求重组政府。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技术化、信息化、科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家政策的理性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从历史总体上看,经济的发展确实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那么政治的危机从何而来?这就是哈贝马斯要强调的第二个层次上的政治危机。
第二个层次的政治危机更具根本性的意义,这意味着国家干预行为做得越好,越容易产生危机。“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给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48]国家行政越来越符合经济领域资本积累的逻辑,越来越理性化,但是人在高度理性化、官僚化的机器治理下,越来越觉得失去了自由和价值,感到社会的存在方式缺乏根本意义上的正当性:虽然社会是基于法制的理性运转,但却缺乏根本的合法性、正当性。国家在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造成阶级对抗和冲突,“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对权力合理分配的信念非常不同。一个相信政治权力完全平等的分配‘一人一票’,而另一个相信经济上的适应者有权把不适应者挤出商界走向经济灭亡。‘适者生存’以及购买力不平等是所谓资本主义效率的全部内容”[49]。经济运行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竞争原则,是等级化的。为了调和不平等造成的阶级冲突,国家必须调整由经济体系产生的社会地位和报酬的不平等。然而,国家调和的出发点仍然是按照经济合理性的逻辑,维持资本积累的顺利运行。这不可避免地将经济领域里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对抗矛盾,上升为国家和自己公民的冲突。国家必须动员社会文化的领域来解决政治领域无法解决的冲突,比如,依靠教育、传统、情感等资源,让公民觉得这个生活还是有正当性的。这样,政治领域的危机就被渗透到更大的社会文化领域中了。
如果一个制度保障经济增长的能力受到质疑,不能向性格结构、工作和文化提供一套“终极意义”,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陷入合法性危机。不同于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不是将经济领域相对量化的分配不公的矛盾转嫁到政治领域,而是直接对政治认同的质疑。资本主义社会一面用理性化、技术化不断地剥削传统,使传统服从于资本的控制;一面又必须依赖于传统为其提供人生目标、意义和价值。当文化、情感、伦理等传统被资本剥削殆尽,也就恰恰取消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前提。“新教伦理曾被用来规定有节制的积累。但自从新教伦理跟资本主义社会分离后,剩下的就只有享乐主义了,资本主义体系因此失去了它的超验伦理……这个制度保障经济增长的能力受到质疑——缺乏超验的纽带,一个社会不能向性格结构、工作和文化提供一套‘终极意义’,那么这一切都让这个制度动荡不安。”[50]政府对经济危机的援助和干预,如减税、福利、军事开支等的理性化策略需要有价值、伦理、道德的支持。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缓解危机压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分配能力的策略“受制于某种优先权。这种优先权不是为了全民的普遍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利润极大化的私人目标”[51]。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导致财富在一极积累,而贫困、苦难在另一极积累一样。这种优先权从马克思所说的一种隐蔽的阶级结构中产生出来,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缺乏合理性的根源。如果政府的最高价值仅仅是维护经济的运行,那么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之根基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就很难自圆其说。在晚期资本主义国家选举中,弃权率越来越高,尽管反复投票,但多数人认为选举总是被特权阶层操控,民众对议会制度的不信任感越来越明显。资本主义国家在使其合理性不断深化的同时,也遭致了国民对国家情感的淡漠,陷入了合法性的困境。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4页。
[3][美]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7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91页。
[5][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70页。
[6][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0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3页。
[8]同上书,第396页。
[9][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9页。
[1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27页。
[12][德]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89页。
[13][德]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91页。
[14][美]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4页。
[17]同上书,第101页。
[18][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91页。
[19][英]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杨建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5页。
[21]同上书,第146页。
[22]同上。
[23][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24][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6页。
[25][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9页。
[27]参见A.Glyn,and B.Sutcliffe,British Capitalis:Worker and the Profit Squeeze,Harmondsworth:Penguin,1972。
[28]参见D.L.Rigby,“Thechnical Change the Profit Rate:an obituary for Okishio's theorem”,i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1990(22),pp.1039 1050。
[29][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
[30][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3、335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6页。
[32]同上书,第434页。
[33][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4页。
[34]David Harvey,Limits to Capital,London&New York:Verso,1999,p.20.
[35][德]海德格尔:《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译,载《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36]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London:Blackwell,1990,p.206.
[37]同上书,第171页。
[38]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London:Blackwell,1990,p.226.
[39][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40][英]伊丽莎白·拉荣德:《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71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2页。
[42][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1页。
[43][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40页。
[4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4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46]同上书,第53页。
[47][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48]同上。
[49][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周晓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8页。
[50][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5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