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的需要与人全面发展的需要相矛盾
资本的发展无疑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这种可能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资本的时间界限决定了资本不断缩短劳动时间,创造出更多自由时间。于是生产机械化水平越来越高,人力越来越少,这客观上减少了劳动者工作的时间,增加了自由时间。有了自由的时间,劳动者就不必固定在资本主义的工厂中劳动,或者从事其他一些受资本约束的异化劳动,而是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和爱好,从事不被资本束缚的科学、艺术甚至是发呆这样的休闲劳动和活动;第二,资本的空间界限决定了资本不断开发新的需要。资本追求财富的欲望驱使它超越人自然需要的界限,产生出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资本不仅将现有的一切空间作为增殖场地,而且还会不断生产出新的增殖空间。此时,人们原来没有的需要就会被制造出来,成为新的消费领域。因此,资本客观上培养了、产生了人们的多样化需要。资本对世界市场的创造也扩大了人们交往的范围,从而使人们的交往更加普遍和全面。总之,资本客观上为人们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尽管资本给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但资本的本性又决定了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统治下,人的需要从属于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活动,受劳动产品的支配,表现为抽象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人的需要不是纯粹的自然需要,而是历史的、随着一定文化水平发生变化的需要。黑格尔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首先是需要和满足手段的殊多性,其次是具体的需要分解和区分为个别的部分和方面,后者又转而成为特殊化了的、从而更抽象的各种不同的需要”[43]。对需要的划分说明了人类需要的复杂多变性。这种变化不同于动物本能或需要,而是在社会生产中形成,并随着生产扩大而丰富的。因此,人的需要本质上不是指人对纯粹自然的关系,而是指人对人的创造物的关系。这不仅包括吃、穿、住这些“第一生活需要”,而且还包括“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需要的实现也不仅在于生产带来的财富是否能回到生产主体,使主体需要得到满足,更在于社会关系和政治环境。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雇佣工人要获得所需要的劳动成果,就必须将他们的劳动能力出售给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一方面,工人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是“生活资料,是维持他的生命力的物品,是满足他的身体的、社会的等等需要的物品”[44]。另一方面,他们又交付了什么呢?是驾驭他的“劳动的创造力”的权力,“就像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一样”[45],工人的劳动行为是外在的、被迫的为了活下去而出卖了一切崇高的、神圣的和美好的享受。雇佣劳动只是劳动行为的一种表现方式,是一种被资本异化了的劳动,不是劳动的真正归宿,不是人们发自内心渴望的劳动。尽管资本不断制造并满足新的需要,但是始终不能满足人们真正自由劳动的需要。真正自由的劳动是人必需的,但又被资本积累隐藏起来的社会需要。
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雇佣工人只有在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时,才会被雇佣,因此资本只能使资本致富,真正创造价值的劳动者却处于绝对或相对的贫穷中。资本努力缩小必要劳动,扩大剩余劳动的内在规定,决定资本积累是排斥劳动的。劳动生产创造的价值属于资本而不是工人,工人在资本生产中是和自己的劳动过程、劳动的产品相“疏离”的。“作为劳动产品的占有者,作为工人的需要与劳动之间的媒介,资本的力量不仅仅是这个或那个资本家的力量,而是资本整体的力量。这种力量表现为工人面对世界时的无力;这个世界依照自有的、独立于工人之外的规律运行着。”[46]劳动者的无力,并不仅仅是资本绝对地占有财富,更主要的是指即使在劳动者能够分享资本财富的情况下,与资本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贫困的地位。这种贫困不是指缺少财富的对象,资本生产力创造的财富是惊人的,而是指劳动者完全被排除在作为对象的财富之外。“是作为现存的非价值,因而是未经中介而存在的纯粹对象的使用价值,这种对象性只能是不脱离人身的,只能是同人的直接肉体结合在一起的对象性。”[47]劳动者可以与资本家看同样的报纸、穿同样的衣服,这并不能消除他们的贫困,只要他们生产出的对象还是作为与其自身相对立的使用价值存在,劳动作为对象存在,两极分化就是显而易见的。同奴隶与农奴相比,工人没有在享受的质量上受到限制,但他们却无法消费得起高质量的享受。在营业兴旺时期,工人有可能通过积蓄获得参与更高享受的机会,分享资本的文明,但是享受的数量是有限的。“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48]工人交换的目的只是满足自身的直接需要,而不是交换价值本身。交换价值本身只是属于资本积累,这就决定了劳动的使用价值被资本限制在资本积累的范围内。个人从属于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
资本丰富了人的需求,同时也将人全面发展的需求转变成资本积累的欲望。虽然从整体上看,人类在自然力面前获得了更大的主动地位,但就劳动者个人来说却成为工具和自然力的奴隶。资本一方面冲破了封建等级的种种枷锁,为人类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知识就是力量,它在认识的道路上畅通无阻……出身问题已经不再是企业家们的障碍”[49]。另一方面,真正自由的只是资本,知识被掌握在资本手中。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本身是矛盾的、错乱的,它有时转变成自己的对立面。雇佣工人被安排在资本生产的分工之中,成为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一个零件。即使是资本家自己,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也同样被资本经济结构所决定。现实的个人被资本关系拼凑起来,全然不能体现出人的真正性质,人所表现出来的只是资本积累的性质。
丹尼尔·贝尔认为人的全部潜能和情感的片面性实现,是资本主义最大的文化危机。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经济环境下,一切满足个人本质的文化体验,都变成“它对我有用吗”的解答。资本积累成了生产和一切活动的起点和终点,每个个体“自我”都必须服从于经济秩序的角色需求。马克思已经看到,资本通过信用制度和股票市场克服较远领域狭小的限制,开拓了资本积累的地理区域。后来信用制度不仅用来扩大资本生产性消费,而且用来满足消费者的欲望。“从前,人必须靠着存钱才可购买。可信用卡让人当场立即兑现自己的欲求。”[50]贝尔强调了人的需求向欲求的转变。欲求在本质上是漫无限度和无法满足的需求,这种需求是为了特定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在资本关系中,这种欲求通过娱乐、广告等市场刺激,持续地生产出来并系统地加以满足。当广告商告诉你,你还有许多不知道的需求,只有某种商品可以满足的时候;当艺术家将自己的判断强加在观众身上,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想要的,什么是他们想买的时候,不能不说广告、艺术家和观众都在资本经济逻辑中,满足资本积累的欲望。资本只有在不停息地追求交换价值中才能生产,它没有自然的或社会的满足点,只有更多的渴望和欲求。处在资本关系中的人也成了资本推销和获利的商品,同资本主义“勾肩搭背”了。
资本一方面鼓励了一个需要极度丰富的社会的人的出现,另一方面其积累的本质又决定资本不能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在雇佣劳动关系下,人们的需要水平不是由事物的内在品质决定的,而是由资本生产的迅速扩张决定的。因此,资本能满足的总是其增殖的能力,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