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是社会演化的历史阶段
一谈到社会演化的形态,人们就会首先想到斯大林提出的“五形态说”。“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3]在斯大林看来,这五种社会形态对所有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都适用。而马克思系统论述的并不是五大社会形态,而是三种形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经济关系与人的发展角度提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4]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将社会发展划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并揭示出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
马克思所说的第一大社会形态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这种社会形态还处于血缘和地域的制约下。原始公社、亚细亚所有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属于这一社会形态。第二大社会形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这种社会形态以普遍物质交换为基础,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尽管马克思在谈到“第二大社会形式”时,指的都是“现代社会”,并没有直接提到“资本主义社会”。但“现代社会”其实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习惯性指称,他曾经在很多地方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现代社会”“现代文明”或“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等。而且,马克思表述的第二形态社会的基本特征也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一致。所以,作为第二大社会形态的现代社会无疑就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第三大社会形态是以“个人全面发展”为根本特征的,实际上就是指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的产物,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第一大社会形态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基础则是市场经济。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没有商品交换,“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因而经济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是在个人对公社(个人构成公社的基础)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5]此时的生产完全是为了满足个体单位的生活需要,不是为了商品交换。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需要是有限的,生产和再生产也是有限的。随着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自然经济模式逐渐被商品、市场经济取代。虽然在第一大社会形态中也有商品交换,但这种交换是偶然的,不占统治地位。到了第二大社会形态阶段,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个条件实现了全部产品的商品化,商品交换成为构成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只是在劳动能力本身对它的所有者来说已经成为商品,从而工人成为雇佣工人,货币成为资本的地方,产品才普遍采取商品形式。”[6]全部产品的商品化意味着一个由市场主导的生产和销售体系形成了,第二大社会形态逐渐发展起来。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奴隶制、封建制等社会制度随着商业、货币、交换价值的普遍化而衰落,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而发展起来。
马克思关于社会演进的“三形态说”在欧洲社会和东方社会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对欧洲来说,第一大社会形态包括氏族公社、亚细亚所有制、奴隶制、封建制,第二大社会形态体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于东方社会,例如印度、俄国、中国等社会,第一大社会形态只包括氏族公社和亚细亚所有制。第一大社会形态在东方并没有像在欧洲那样经历过奴隶制和封建制,而是一直保持着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那么,东方社会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呢?三大社会发展阶段是不能跨越的,第二大社会形态的阶段必须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为第三大阶段的实现提供物质和精神基础。“只有第二大社会形态才形成人类真正的世界性联系,形成‘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形成生产力和人类整体能力的全面发展,‘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7]但是,使第二大社会形态充分发展的方式是可以改变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跨越的。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存在。土地公有制为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准备了重要条件。马克思在写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展示出第二大社会形态在俄国发展的可能性,认为俄国如果能够保持土地公有制不被破坏,并且能够充分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优秀成果,就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马克思看来,三大社会形态具体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欧洲的模式:氏族社会、亚细亚所有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所有制;一种是东方社会形态:氏族公社、亚细亚所有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所有制。
中国社会形态的发展体现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的东方社会形态演进模式。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界错误地将马克思关于欧洲社会形态的理论套用于中国国情,认为中国不但存在着封建社会,还存在着奴隶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中国就宣布已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超越英美国家,实现共产主义了。当时的中国仍然属于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盲目越级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并导致一系列政治决策的失败,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显然这是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了解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形态与欧洲社会形态演进之间的差别。对于俄国、中国这样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落后国家来说,相互隔绝的农业公社模式使国家长期处于封闭、停滞的状态。如果不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精神、物质文明成果,是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改革开放前,中国最大的教训就是背离了马克思的三大社会演进模式规律。
市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济在改善社会制度、法律和政府职能等方面有决定性作用。斯密在《法学讲座》中说道:“有助于生存和财产积累的那些行为在改善或改变法律和政府方面产生影响。”[8]市场经济作为积累财富的有效方式,能够促使社会形成相应的律法和规范,为市场提供安全、自由、规范的系统。在斯密看来,当社会物质财富变得更进步、更富有的同时,社会也会变得更文明、更正直。斯密将人类社会划分为狩猎时代、游牧时代、农业时代、商业时代[9]。在狩猎时代,财产权仅表现为对猎物的占有,这种占有只是伤害或者消灭对象。在游牧时代,人们开始驯养猎物,财产权表现为饲养猎物并使他们多产。此时这种占有并不固定,随时都会有偷盗发生。农业时代,定居生活实现了人们对财产的永久占有。“私有财产的第一个起源可能是男人承担起建造居所的责任和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一起生活。在任何一个发展的社会中都是如此。”[10]土地财产扩大了私人财产权。商业时代,市场自发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方式瓦解了土地作为唯一财产的特权,财产形式更加多样,财富在社会所有层面被积累起来。与早期的社会相比,这种市场经济的方式产生了独立的、保护财产的法律体系,这也进一步鼓励了人们积累财富的热情,繁荣出现了。亚当·斯密认为,在商业时代,市场经济方式不仅能够带来经济上的繁荣,而且使整个社会体系变得更进步,因此商业时代是人类历史的最高和最终阶段。
与亚当·斯密相同,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市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是马克思并不认为商业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阶段,也不同意黑格尔用国家来决定市场发展的观点:“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11]因此,更高经济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实现并不是由一个政府取代另一个政府,而是由经济活动的发展逻辑决定。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做过经典表述:无论哪个社会只有当它的全部潜力都消耗完毕,这个社会特定的生产方式才会消失。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不能通过政府法令的实施来实现,国家能做的只是解放那些存在于旧的生产方式中,却已经孕育着新社会的那些因素,促进这些新社会的萌芽茁壮成长。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历史前提和动力还没有消失之前,它仍然是最富有活力的经济体系,它的充分发展是更高经济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历史前提和基础。
只有使市场经济充分发展,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针对德国与它的法律构架、市场经济的成就与人的困境时说:“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12]马克思把当时的德国视为经济和政治上都很落后的国家。压迫德国的除了现代的灾难外,还有陈旧的生产方式造成的灾难。与旧的灾难相比,新的灾难则表现为历史的进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3]在马克思看来,德国需要做的不是关税保护,而是建立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不是寻求逆转资本主义,或者努力使它减缓下来,而是加速它的发展,使之尽快走到尽头。资本主义生产矛盾导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无疑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灾难性后果,因此,马克思并不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以资本为核心动力的市场经济却是必然的。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时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4]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按照劳动来分配消费品,还要依赖市场交换来进行生产。因为只有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条件,即充分发展的生产力和人普遍的联系、全面的需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做出了新的论断。邓小平意识到了东方和欧洲社会演进的差异,将中国归属于落后的东方大国。他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15]这样,中国社会演进理论就摆脱了之前欧洲中心论的框架,是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重新确立社会的发展路线。面对落后的现实状况,邓小平深刻领会马克思对俄国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断,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6]因此,既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又要充分享用资本主义的成果。这就需要克服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僵化思想,开辟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由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