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竞争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资本的主观愿望是增殖,但客观上却带来了整个社会伟大的文明进步。资本占有雇佣劳动力和社会生产的要素,组织他们进行生产与再生产,最终占有生产出的剩余价值,进而超越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方式,带来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社会关系的整体发展。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实际地占有、支配剩余价值,成为资本持续增殖的主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独立的资本家为实现资本积累而奔走呢?

西方经济学往往把理性主义的个人当作资本增殖的主体。亚当·斯密认为,追逐个人利益是“经济人”活动的主要动机,追求资本增殖也是个人意愿的结果。在他看来,分工能获得的收益比单个人经营几个项目获得的收益大得多,因此分工产生并逐渐形成大规模的生产;因为每个人都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所以会节俭能克制个人浪费。他认为,在经济活动中,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彼此竞争,最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产生最优化的社会生产。“经济人”的假设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人类的欲望和自由支配满足欲望的资料,是人类经济的出发点和目标。”^[8]同时,这种欲望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竞争,“唯有竞争才引导经济人向薄利多销和高度经济性的大量生产发展”^[9]。在理性经济人为了实现欲望而不断地相互竞争中,经济规则、经营方式不断更新,最终人类经济生活得到改善。

马克斯·韦伯将资本增殖的动机归因于宗教改革而产生并固定下来的“资本主义精神”。他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营利变成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手段”^[10]。但是如果这只是出于个人现实利益的动机,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人会为某种职业而献身,因为这显然与个人享乐主义的倾向相违背。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产生这种价值观,即个人可以通过孜孜不倦、持之以恒且系统性地劳动,产生财富,是因为“神所喜欢的生活的唯一手段并不是借着修道僧的禁欲来超越世俗的道德,而是切实履行个人生活岗位所带来的世俗义务,这于是也就成了个人的天职”^[11]。由宗教改革形成的、为荣耀神而努力获取财富的伦理观念,在资本主义制度完全建立起来之后逐渐转变为直接的经济冲动,这种冲动本身仍然根植于资本家自己的信仰体系中。和经济学理论的方法一样,马克斯·韦伯在面对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增殖的动机问题时,也试图把人作为一个理性的主体,从主观选择的角度来解释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积极运动的状态。

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那种强制资本家为剩余价值增殖而努力的外部力量,来自资本本身的性质。马克思认为,对社会意识中存在的各种观念的理解不能从它们本身去寻求,也不能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是人类精神的一般形式,而应该从培植它们的社会物质生活关系中去寻找。因此,把资本逐利动力归结为人的营利本性、宗教伦理等无异于一种以现象解释现象的同义反复。资本家现实地执行着资本占有活劳动的职能,因此,资本的运行过程其实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是同一个过程。资本家逐利的狂热实际上是资本运行机制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机制强制下,资本家体现出其伟大的历史价值,而且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资本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的、集体的力量而运行。经济学理论把资本之间的竞争当作是资本家个人之间的斗争,“竞争的严格意义,似乎是指一个人与另一个的比赛,特别是关于物品买卖出价方面的比赛”^[12]。然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资本逐利的现实行为,资本“是而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而存在,因而它的自我规定表现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13]。个体资本之间的关系根据利益比例,时而表现为资本家之间的兄弟情谊,时而表现为敌对斗争。资本家强劲的获利动力从属于资本性质本身,是资本在社会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外在强力。资本内在的竞争本性,是许多资本彼此作用表现出来的,并在资本家身上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的内在趋势。

单个资本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它们作为一般资本而确立起来,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推动资本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商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它所包含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它能够被生产出来的一般劳动时间,或者说是再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样,单个资本之间就为了使个别劳动时间小于或等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得不紧紧跟上,或不断超越现有的社会平均生产水平。只有这样,单个资本才能获得利润和超额利润,否则它们就会因别的资本率先获得利润,而无法获利。单个资本之间彼此竞争的压力迫使资本超出正常的比例而不断前进。在单个资本相互作用争先恐后地争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过程中,单个资本被实际地置于资本的一般条件下。“各单个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恰恰导致它们必须作为资本来行事。”^[14]资本运动决定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市场价格是在这之后的进一步规定。经济理论中的资本竞争,总是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市场交易双方,以商品交换为核心的相互作用。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单个资本表面的独立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正是一般资本本性的内在规律的表现。“资本的本质……就是自相排斥,也就是许多彼此完全漠不关心的资本。”^[15]众多单个资本对增殖的追求,最终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信用等资本主义循环所涉及的所有方面和领域展开。这种全方位的竞争,一方面迫使单个资本不断更新生产工具,优化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资本的全面竞争又使单个资本之间常常处于失衡状态。虽然失衡状态总是通过周期性商业危机暂时缓解,但是失衡必然导致已有产品和生产力的损失,最终淘汰没有竞争力的资本家。这种后果也激发单个资本家之间更加激烈的竞争。资本逐利本性作为内在的强迫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从而成为各个单个资本扩大自己来维持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动力。

总之,资本文明面与资本孜孜不倦地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密切相关。经济学理论和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试图从个人主观的理性选择出发,来考察资本自我增殖的能力。这种方法与马克思从社会历史的整体中解释事实的方法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促使资本家不断超越正确的比例前进,前进的根本动力在于资本的竞争性。“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16]这种强制压力最终表现为资本家和资本家阶级的贪欲、财富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