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普遍永恒的历史终结
资本要素在市场中根据价格机制进行调配。当市场机制形成以后,资本就不仅是一种物质实体,而且是一种控制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方式。这种方式形成一个总体化的控制框架,一切其他的事物必须适应这种控制结构,才能得以生存,否则就会灭亡。资本成为一种具有控制性的权威制度,不论是教育、医疗还是工业、商业,都将自己的有效性标准交给了资本形成的权威制度。自由市场带来的繁荣使人们认为:它是组织经济生活的最好方式,它能够逐渐产生民主和自由的政治选择。可以看出,资本按照市场价格机制展开的运作方式,已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事情,而是成为人的一切活动的选择。即使是对已经拥有巨大财富的资本家来说,他们在整个资本形成的制度框架内也受到资本运作方式的牵制。他们实际上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人格化”,他们必须像其他人一样遵守整个制度的游戏规则,承受这个规则导致的停业、破产等后果。当斯密将资本运作的市场描述为“看不见的手”的时候,他就清楚地看到,所谓“有同情心的资本家”只不过是社会民主领导者的幻想。
资本能够成功克服一切反对它的可能性,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实现财富持续积累,因此资本不承认自己有不可逾越的结构性限制。资本在物质生产和控制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在原始部落、奴隶制、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中,生产力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资本形成的市场经济突破了原先自给自足的生产,走向了全面的、普遍的、交换的生产方式。资本的生产方式扩张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体系,这种有效和灵活的方式源源不断地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可以根据市场的供求变化来决定资本要素的多少,并不断开拓流通的渠道。马歇尔将市场中供给和需求的货币量比喻成剪刀的两个刃,通过两个刃面的相互作用而达到均衡,这个使之平衡的点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一个资本要素的价格会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指示而变化。“一个东西的价值,也就是它的交换价值,在任何地点和时间用另一物来表现的,就是在那时那地能够得到的、并能与第一样东西交换的第二样东西的数量。因此,价值这个名词是相对的表示在某一地点和时间的两样东西之间的关系。”[7]这就是说,市场会根据所有资本要素之间的交换、流通等关系决定合理的价格。这种自发的市场机制排除了固定的土地、人口、资源等对生产和流通的限制,根据利益需要自行调配资本要素。资本遵循市场供求关系运动中的价格机制,价格通过排列组合的形式,提高经济效益,最终使各种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因此,市场供给和需求力量的正常运行能够保证均衡趋势的永恒存在。
黑格尔接受了斯密所说的资本能带来社会财富,试图让历史的动力在资本的永恒化中无端地终结。他用神圣的理念将市民社会的世界构造成无批判的永恒。黑格尔将德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本发展的顶峰,认为以资本为基础的制度是世界精神自我实现的最终阶段,“这个形式上绝对的原则,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8]。这个时代是建立在资本原则和市场原则的基础上的,这个时代通过国家法律和合理的制度安排实现了这种绝对的原则。黑格尔描述了这个时代的内在秩序:“主观的利己心借助普遍物转化为特殊的中介,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是有帮助的东西。因此,每个人在为自己获取、生产和享受时,实际上是在为任何其他人的享受而获取和生产。造成这种情况的强制根源于每个人对全体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现在将自身向每个人展示为普遍永恒的资本。”[9]世界的最终设计实际上是普遍永恒的资本建立起来的秩序,它通过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每个孤立的人而发挥作用。在这个历史的终结过程中,个人利己主义的特殊性如何实现普遍性的呢?这来源于普遍永恒资本对特殊个人的强制,特殊的个人被嵌入了资本要求的关系当中。普遍永恒的资本是神秘的世界精神,如同“看不见的手”,推动着利己主义的个人实现最终的普遍利益。
在冷战结束以后,弗朗西斯·福山抛出了“历史终结论”的结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普遍史”。按照资本运行方式建立起来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的统治形式”,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10]。他认为现代的科学技术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这个历史过程是不可逆转的。科技的发展“实际上是经济学对历史发展的诠释,只是一个历史最终走向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逻辑必然”[11]。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普遍性和方向性,它通过军事和经济的方式促使社会财富积累,满足人们无限的欲望,推动社会历史向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具有经济合理性的社会组织形式成为所有国家必然的选择。福山在用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解释历史发展的方向之后,又用自私自利的人性论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这一点他与黑格尔如出一辙,他认为获得承认是人性中永恒的部分,这种获得认可的欲望促使人们“为承认而斗争”。以资本为基础建立起的制度保护了资本运行的市场机制,即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平等的交换,通过劳动获得收益和承认。当一种制度能够满足人的这种需要时,历史就走向了终结。“人类历史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被看作是寻求一种满足主人和奴隶双方相互平等地获得认可的欲望的方法。历史正以一种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秩序的胜利而终结。”[12]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保护了自由平等交换的市场机制,人们只有通过市场中的平等交换和竞争才能够获得承认。
哈耶克认为资本的市场运作机制在传播知识、积累财富、创造公平方面具有卓越的能力,因此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经济秩序。市场机制是一种“扩展秩序”,它是自发形成的,并且具有形成文明、促进人类发展的功能。在哈耶克看来,由私有财产、契约、贸易、竞争等组成的扩张秩序是“完全地自然的产物:就像类似生物现象一样,它是在自然选择过程中,通过自然进化形成的”[13]。扩张的经济秩序是自发的,不能被人为干预。这个秩序正如“看不见的手”把一切人都包括进去,使人们自觉地接受这个秩序要求的规范。“看不见的手”之所以可能,“不过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制度和传统架构——经济的、法律的和道德的——之中,我们通过服从某些并非由我们指定、从我们了解自己制造的东西的功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并不理解的行为规则,使自己适应了这个架构”[14]。“制度”和“架构”并非是由我们的决定而形成的,但是它形成了,就像遗传本能那样,成了人的无意识行为和一种道德标准,代替了人的自然本能。虽然人们不能决定“制度构架”,人们也确实对这个制度框架的运行机制中的资本要素需求和供给关系有充分的了解,但是,如果它们不能带来能够被人们的理性所理解并实践的现实利益的话,这种秩序和架构就不可能存在并发展。因此,这个构架的优越性在于:它能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个人的知识是分散的,但是通过普遍的市场交换和利益竞争,可以形成一个超个人的知识交往模式;它能提供一种公平的分配方式,让人们都能感到满足。市场机制根据投入量来分配人们的所得,这为人们确定了稳定的目标和努力方向;它能更有效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财富积累,“正是对利润的关心,使资源有可能得到更有效的利用”[15]。哈耶克把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看作是人类历史早期就有的,以此将建立在资本统治基础上的特殊的经济制度永恒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