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扩张是资本的本性,它不断突破地理、技术、市场等的限制实现积累。20世纪90年代资本已经可以自由地在全世界展开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被开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显得有些过时,新自由主义又大行其道。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资本已经强大到主宰国家政治、经济的地步。全球化扩展了资本的生存空间,却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内在界限,强资本弱劳动的局面随着全球化而愈加深重。巨大的贫富差距、地理区域的失衡发展、跨国资本与民族国家矛盾激化等,对抗不再是经济领域的事情,已经随着资本全面渗透进入了所有的行业、地区和人的内心深处。资本在马不停蹄地实现着自己的历史普遍性的同时,也在全世界各个层面激活了资本和劳动的对抗。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这一方面说明资本追求自身普遍性的力量不可阻挡;另一方面,资本每一次新的发展背后都蕴藏着崩溃的危机。只有对资本的内在界限深刻领会,才能够真正理解现代社会前进和动荡的原因,才能找到社会主义中国驾驭资本的有效途径。通过对资本内在界限及历史意义的研究本书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本质是雇佣劳动关系。经济学将资本的本质最终归结为生产要素,从技术理性角度考察资本的生产过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通过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将资本作为一种绝对永恒的自然形式,即使在今天,经济学理论也深信理性经济人根据市场做出的理性判断必然会产生一种最优化的结果。因此经济学理论集中于对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而没有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考察资本的社会关系。他们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发财致富,却没有研究这个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也不可能论证这个制度是否能被消灭。马克思正是在经济学理论停步的地方开始了他的研究,他认为资本可以是地产、商品、货币等,但这些只是资本物的外观,并不是资本的本质。资本是在一定物质条件和生产力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现象,它反映着一定历史阶段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资本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向更高的形态过渡。他反对古典经济学家们将资本一般化为人类一切生产的范畴。

第二,活劳动既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需要不断被克服的限制,也是规定资本本质的界限。资本不断克服阻碍生产和积累的限制,减少必要劳动时间,提高社会生产力、扩大生产规模、打开世界市场,这些都体现出资本的文明面。但是,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阻碍其增殖的外在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了它,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经在实际上克服它自己的界限了。从时间上看,必要劳动时间是资本力求克服但又无法克服的界限。生产中,资本总是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进而增加剩余价值。但是,在流通中,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劳动者的消费能力,资本为了尽快实现剩余价值,就必须保证必要劳动时间。从空间上看,资本不断扩大积累的空间,将新人口带入资本主义关系,使之成为消费者,表面上看这可以解决经济危机,但实质上是在更大规模上重复着消费不足对资本的限制。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无限性总是和雇佣劳动消费能力的有限性成为一对共生的矛盾。这对矛盾规定着资本,决定了资本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能实现社会五种生产的和谐发展。

第三,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激化了资本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客观上规定了资本历史上升时期的终结。在资本主义不同的历史时期,经济危机周期爆发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总是忘记和不顾规定自己的界限。马克思曾用比例失调、消费不足和利润下降三种理论对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做出解释,这三种理论揭示出资本的内在界限,即资本一方面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资本通过不断地规划积累的时间和空间的方式来缓和危机,但由于各种方法并未触及资本的本质,危机只会在更深远的程度上蔓延。一方面,资本积累方式发生了从物质劳动转向非物质劳动的变化。这部分解决了生产剩余价值和实现剩余价值之间不能同步的问题,但危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剩余价值在整个社会的实现也使资本和劳动的对抗关系渗透入整个社会。资本越是吸纳整个社会就越是会形成生命权力与资本权力的对抗,这种对抗将资本不断推向终极。另一方面,资本通过国家制度结构的调整缓和经济危机,国家逐渐从社会“守夜人”的角色转变为参与指挥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总资本家”,逐渐背离了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本要求,即提供公共生活的职能。这使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逐渐降低,国家陷入“合法性”危机。这样,资本对经济危机的补救措施不仅没有消除资本和劳动的冲突,反而激化了这种冲突。冲突和对抗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整个社会公开化了。

第四,资本的全球积累激化了地理区域的不平衡和全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资本和劳动的对抗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终极界限。资本不断缩小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之间的时间差,建构出一个流动、灵活的全球积累空间结构,进而缓和了经济危机,但不能改变规定资本本质的界限,反而刺激了全世界的过度积累。资本无论是通过金融体系延长价值实现的时间,还是国家通过对公共资源私有化来拓宽资本积累的空间,实质上都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剥夺性积累。一方面,资本对日常生活的空间、心理空间、全球空间加以疯狂的掠夺,一步步耗尽了可以继续扩张的空间,激化着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和冲突;另一方面,资本全球积累也激化了民族国家与资本统治之间的对抗。

第五,以实现人民利益为根本目的和出发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中国驾驭资本的基本原则。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交换为基础,以资本和劳动关系为内核的经济体系。它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是资本运作展开的具体路径。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既是封建社会瓦解的原因,又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前提。市场经济原则有自身的缺陷,不能满足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的要求。因此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既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伟大成果,又防范市场经济的失灵和缺陷。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是以资本增殖为最高原则,而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目的。这就要求国家为资本划界,在经济领域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进行,发挥资本增殖的功能;在非经济领域发挥国家的权威,限制资本的渗透,创造有效的社会条件和制度保证,缩小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实质公平。在全球市场经济中倡导“和谐世界”的原则和价值观,一方面实行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途径,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