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经
先秦时期，各国记载本国历史的书籍除了少数例外，皆以“春秋”为名[1]。例如，叔向“习于《春秋》”所指乃是晋国的《春秋》；晋国大夫出访鲁国，观书于太史氏，曾见鲁《春秋》；申叔时就楚庄王太子的教育内容而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所指当为楚国的本国史；《墨子》更是详细列举各诸侯国之有《春秋》者，如“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战国策》记乐毅之语，谓贤德君主将为后世所铭记而“著于《春秋》”；等等[2]。
之所以列国皆有《春秋》，主要原因是上古时期华夏“史”意识的发达。班固《汉书·艺文志》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其职责为“君举必书”，即详尽记录君王的一言一行，目的是令君王“慎言行”，从而为臣下树立法式典范。班固谓王者身边的史官有左史与右史两位，且专职不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最后的成果是“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较班固稍早的成于西汉的《礼记·玉藻篇》也称说古之王者身边有左右二史，但对二史职能的界定却迥异于《汉志》：“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到底左史、右史哪个负责记言，哪个负责记事，倒不必过分纠缠。因为上古时期的作者记载错乱、好为大言，是很常见的。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古人重视过去，关注当下，重视鉴往以知来，这就是“史”的意识发达的明证。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3]前人多有怀疑孟子此说的可靠性，但翻检史书，可以印证孟子此说的史例确实不少。宋国上卿华督弑殇公，虽然已经过去了几代，华督的后人还是深以为耻，谓“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宁武子将国君驱逐出国，一直到死都耿耿于怀，谓“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宁武子因此而要求儿子答允在自己死后将流亡的国君迎请回国[4]。华氏和宁武子的憾恨，是一旦被记录进列国《春秋》，将永远背上骂名而传之万代。由此可见，史书的警策作用是很强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令乱臣贼子惧”的震慑作用。
先秦各诸侯国都有自己本国的《春秋》，但今天可见的，却只有一种鲁国的历史记录。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伴随着封建诸侯的政策实施，强大侯国兼并弱小侯国的进程就已经开始了。当西周分封之初，诸侯国有数百个之多。但出现在鲁《春秋》中的侯国，却不过数十个；两个半世纪过后，到了春秋末期，仅仅剩下寥寥十余个侯国；战国时期，剩下七个大国；到了最后，完全被秦吞并。一旦一个国家被灭掉，首当其冲被殃及的，就是被灭国家的历史记录，这种情况，可以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述秦灭六国的进程找到例证。
其次，鲁国虽也在战国初年被楚国灭亡，但鲁国的《春秋》却因为一个原因摆脱了湮灭的宿命，那就是鲁国儒生的传习。鲁地是儒学最大的根据地，是孔孟的故乡，有着深厚的传统儒学背景，有着众多的儒学典籍研究者。从孔子开始，鲁《春秋》就是先生教学的课本，司马迁《史记》称“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5]。孔子毕生对政治的理想都倾注在这部万余言的《春秋》里，他“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绝对不自作主张，但在编定《春秋》时，即便是自己最得意的“文学”科的高足子夏等人，这次也不允许在旁襄助，孔子对此书的看重可见一斑，《春秋》因而成为五经之中夫子最看重的一部。因此，后代儒生对此书的重视程度也超乎其他四经之上——尤其在西汉，《春秋》经是传习人数最多的一部。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众多国家的《春秋》都澌灭了，而鲁国这一小国的历史记录却最后保存了下来，成为仅存的硕果。
《春秋》记事，并非事无巨细地一一记录，而是采取一种较为简略的粗线条记事，即仅记大事件的编年史。它的记事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春，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计鲁国十二公242年间的历史大事。虽然这是鲁国的史书，但该书记事不仅仅局限于鲁国一地，只要是与鲁国发生关系，远至秦楚甚而蛮夷史事也予收录。因而，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它的记事方式，我们可以以开篇的“隐公元年”这一年的记事为例来加以考察：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公子益师卒。
首先，就记事的第一要素时间而言，不是每条经文都有精准的时间；其次，不是所有的经文都有内容，例如第一条即是；再次，因为主语或宾语的缺失，有时候会产生歧义，比如第五条经文，无主语，结盟的对象也模模糊糊地以“宋人”带过，这就影响了记事的准确性。尽管如此，这简洁的七条经文，既有鲁国的内部事务或与他国的外交事务，也有发生在鲁国国境外的战事，将公元前722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一一记录在册，体现了恢宏的全景意识。其他年份的记录，或繁或简，视情况需要而采取灵活的记录方式，将作者所理解的“国之大事”，举凡战争、会盟、内政、外交，以及周天子、各国诸侯的生卒、婚媾、祭祀、交往，一股脑地收录其中。简单地说，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本是记载春秋时期包括鲁国在内的各国历史大事的编年史。这些史事，包括各国间的战争、会盟、内政、外交等大事件，以及各国诸侯的生卒、婚嫁、祭祀、朝聘等细事，巨细无遗地记录了近两个半世纪的以鲁国为中心的华夏的“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