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黄老方兴之时，儒学早已蓄势待发，等待时机。

汉初最早的儒家思想领袖是为高祖陈说得失的陆贾。陆贾的基本思想当然是儒家，他“一开始就提出了从根本上转变指导思想的问题，要求以儒家的仁义德教代替片面尚法的思想和实践”[18]。但考虑到战国末年以来黄老道术的巨大影响力，那么就不奇怪黄老之术也在这位汉初第一儒家大师的思想里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陆贾的代表之作是《新语》，这部书中随处可见黄老道家的思想。陆贾在《慎微篇》形容道特性是“绵绵漠漠，以道制之。察之无兆，遁之恢恢。不见其行，不睹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这与《老子》对于道的描述，非常近似。从自己对道、无为的推重入手，陆贾顺势提出了深合黄老思想的清静无为的政治要求。在他看来，得道君子对天下的治理应当是：“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吏，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乌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19]

在《无为篇》开篇，陆贾直言不讳地指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20]所以，陆贾认为，真正高明的无为政治，其实是会起到有为的奇效的。在他的理想政治图景中，绝没有“有为”政治的容身之处，因为“有为”政治的弊端是：“形重者则身劳，事众者则心烦，心烦者则刑罚纵横而无所立，身劳者则百端回邪而无所就。”例如：“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天下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在比较舜、周公与秦始皇的施政方略后，陆贾再次强调“是以君子尚宽舒以裦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远；民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民不罚而畏，不赏而劝，渐渍于道德，而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21]。陆贾的意见，是根植于汉初民生凋敝的现实而发的。他反对继续沿用秦王朝的暴政，要求给予民众以宽舒的政治环境，以便于民众有时间恢复被破坏的生产，从而达到民富国泰的政治目的。这是陆贾也是汉初几乎所有信持黄老道术的政治家的一致追求。

踵武陆贾的汉初第二位提倡黄老的大儒，是贾谊。

贾谊的思想相当博杂，其中包含了儒学、黄老、纵横家等成分。在他的思想中，黄老道术占有重要地位。在黄老学家看来，“道”是最重要的概念范畴，是世间万事万物的母体和根源，因而对之推崇备至。而贾谊在其《新书》的《道德说篇》，也有长段的类似论述，例如：“物所道始谓之道，所得以生谓之德。德之有也，以道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养物，则物安利矣。”[22]贾谊认为，“道”生“德”，而“德”有“六理”、“六美”，由“道”所衍生出来的“六理”、“六美”，乃“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因而是天地万物必须取法的对象[23]。以此为理论依据，贾谊认为在政治领域，要以道为治理的根基，而道的特性是平和、虚静的，各种治术不过是由道的本性展演出来，因此，“虚”和“术”的关系乃是本与末的关系：“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诸也；术也者，所从制物也，动静之数也。”[24]那么，帝王在运用道来治理天下时，就必须注意：“镜仪而居，无执不臧，美恶毕至，各得其当；衡虚无私，平静而处，轻重毕悬，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虚而静，令名自命，令物自定，如鉴之应，如衡之称。有亹和之，有端随之，物鞠其极，而以当施之。”[25]明君治国，当如铜镜、如权衡，唯有“如鉴之应，如衡之称”才能“令物自定”，不治而天下大化。这些典型的黄老道术者之言，反映了身为大儒的贾谊受黄老学影响之深。

董仲舒是汉代彰显儒学最力之人，但他的思想深处也难免杂有黄老思想。

在君臣关系上，黄老主张人君无为而人臣有为、君静而臣动、君逸而臣劳。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多有这样的主张，例如“立元神”条，董仲舒强调帝王治国必须取法于道，道是虚静无为的，所以君王也要“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休形无见影，揜声无出响，虚心下士，观来察往。谋于众贤，考求众人，得其心遍见其情，察其好恶以参忠佞，考其往行，验之于今，计其蓄积，受于先贤。释其仇怨，视其所争，差其党族，所依为臬，据位治人，用何为名，累日积久，何功不成。可以内参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实，是为开阖”[26]。这是《老子》言说的翻版。“离合根”条又谓：“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摈者赞辞，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27]“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这不就是黄老道术对帝王的最核心要求么！

董仲舒强调法天，既然“天积众精以自刚”，则“圣人积众贤以自强”。至于具体的“建治之术”，董仲舒强调要“得贤而同心”。至于如何役使众贤臣为自己忠心服务，董仲舒给出的答案是“为人君者，其要贵神”。因为，“神者，不可得而视也，不可得而听也。是故视而不见其形，听而不闻其声。声之不闻，故莫得其响；不见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则无以曲直也；莫得其响，则无以清浊也。无以曲直，则其功不可得而败；无以清浊，则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谓不见其形者，非不见其进止之形也，言其所以进止不可得而见也；所谓不闻其声者，非不闻其号令之声也，言其所以号令不可得而闻也。不见不闻，是谓冥昏。能冥则明，能昏则彰。能冥能昏，是谓神人。君贵居冥而明其位，处阴而向阳。恶人见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为人君者，执无源之虑，行无端之事，以不求夺，以不问问。吾以不求夺，则我利矣；彼以不出出，则彼费矣。吾以不问问，则我神矣；彼以不对对，则彼情矣。故终日问之，彼不知其所对；终日夺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则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阳而为阴，人君居阴而为阳。阴道尚形而露情，阳道无端而贵神”[28]。董仲舒注重君王统御臣下的所谓“建治之术”，强调君王要“贵神”要“冥昏”，君对臣要保留神秘感、威严感，要“视而不见其形，听而不闻其声”，人君要“居阴而为阳”，人臣必须“居阳而为阴”。这些意见，也就是汉初融合法家治术的黄老思想的君臣观！

陆贾、贾谊、董仲舒虽然赞美黄老，但那也是站在儒家的立场，对黄老道术有所取舍的有限认同，这一现象更大的意义在于：汉初思想界混乱，各种学术思想相互碰撞、交融、吸收，思想之间的影响，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而非单向的输出。先秦几大政治思想流派，法家在秦帝国的独尊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汉初施行七十余年的黄老道术也在新时期越来越力不从心，无法有效解决新的经济、政治乱局。于是，终于等来了儒学的一鸣惊人。儒学的鹤立鸡群，开始于武帝时期，延展了此后的两千年。

儒学的独尊，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在思想文化层面，起到最大作用的无疑是董仲舒。他洞悉汉初政治的弊端，明了黄老治术的短板，吸收了晁错等人的集权思想和贾谊、陆贾等人的举贤思想，扬弃了传统的封建、世袭的错误认识，本着强化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根本思想，以《天人三策》回应武帝的咨询，提出了儒学独尊的主张，要求在一统的政局下以儒学统一帝国各阶层人士的思想，从而服务现实，助成美政。他赞美“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针对当时“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混乱现状，他提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9]。在他提出此建议的同时，丞相卫绾也奏请罢黜那些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的贤良。在董、卫两位儒生共同的努力下，武帝采纳了他们的提议，将法家和纵横家学者排除在官吏选拔机制之外。董仲舒之所以针对这两家学术，是因为“他反对法家，是为了禁止严刑苛法，代之以孔、孟的德治；反对纵横家，是为了谋求社会政治上的安定”[30]。自此，儒学确立了高于其他学派的独尊地位，成为皇权认可的独家统治学说，它从百家学说中脱颖而出，演变为汉代经学，成为帝国的意识形态。皮锡瑞《经学历史》将两千年经学史分为经学开辟时代、经学流传时代、经学昌明时代、经学极盛时代、经学中衰时代、经学分立时代、经学统一时代、经学变古时代、经学积衰时代和经学复盛时代，而西汉二百年，正是皮氏十个分期中的所谓“经学昌明时代”与“经学极盛时代”[31]，这一时期，是经学发展的隆盛时期。对此，经学史研究者们并无异辞[32]。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儒学在西汉的兴起，是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迹。

刘邦建立的汉帝国对于儒学的态度是很恶劣的，刘邦轻视儒生，汉初统治思想敌对儒学。尽管如此，从陆贾、叔孙通开始，代代儒生坚持不懈地寻求每一个机会为儒学呐喊，为复兴儒学努力。儒生们“针对汉初政治的实际问题，对秦政和法家学说进行了批判，同时提出相应的对策及理论依据，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学说”[33]。从陆贾开始的儒生们反对以马上得天下又以马上治天下的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他们批判法家和黄老道术的过时，强调儒家学说能与时俱进、可解决时代新问题。他们自信在军事征服和政治统一之后，唯有儒学可以以德教的方式来移风易俗，整合和统一文化。例如，贾谊在其《治安策》里建议皇帝为了实现完美政治的终极目标，而对民众“道之以德教”而不可“驱之以法令”[34]；董仲舒在其《对策》中也表达了和前辈儒生贾谊类似的意见：“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35]统一具有多层次的复杂性，军事征服和政治统一仅仅是统一的最容易、最浅层的目标。真正的统一要求立足于长治久安，那么就必须是根基于文化的统一。儒学在汉初的两个最主要的对手在文化一统这一核心命题上都有致命缺陷：法家过于功利，太注重疾风骤雨式的强硬统治方式，因而易引发被统治者的反弹而导致失效、崩盘；黄老虚静无为，漠视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以消极方式应对，也非长久之计。所以，能够因应形势变化，与时俱进地为统治者提供解决良方的，唯有儒家。武帝上台前的政治困局，也恰恰就是儒家学派的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