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今古文之争
就大的学术环境而言，西汉二百年的学坛，泾渭分明地分为经古文学和经今文学两大对立阵营。
西汉学坛，基本上是今文经的天下。今文，乃是与古文相对而言，它指的是西汉通行的书写文字——汉隶；古文，则指与西汉通行的汉隶相对而言的已经基本无人使用的前代古老文字——小篆和大篆。秦帝国之前，战国七雄每个国家的文字都不同，但基本上都属于篆文。秦帝国是中国文字演进历程中极重要的一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简省文字已是大势所趋，篆文因其书写不便而遭淘汰，相对简便的隶书渐渐普及。秦帝国实行焚书坑儒的反文化政策，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先秦古书多被禁止传播。秦帝国短祚，西汉兴起，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承续秦制。高祖建立西汉，不改敌视文化的政策，突出表现即一直未废秦制定的“挟书律”。直到惠帝时，才取消该法律，并面向全国收集图书。于是，儒家师生间的学术授受才重趋活跃。惠帝废除“挟书律”，标示汉帝国开始重视文化，儒生纷纷用当时通行的汉隶来将原本师徒口耳相传的经典文本记录下来，是之谓今文经。《周易》的田何本，《尚书》的伏生本，《诗经》的齐、鲁、韩三家传本，《礼》的高唐生本，《春秋》的公羊家传本，都是如此。
而所谓“古文经”，则是以隶书以前的篆文书写的经书文本。据《史记》所载，汉初惠帝之后，古文本儒家经典就渐渐出现，如河间献王刘德喜好学术，鼓励士子献书，他所收集到的“皆古文先秦旧书”。此外，孔子旧宅所出的古文经典也很可观，据《汉书·艺文志》，当武帝末年时，鲁恭王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而拆毁相邻的孔子旧宅，在拆除过程中得到了“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这些以古字书写的经典，从常理上说，应该比后起的用汉隶书写的经典去古更近也更可靠。但考虑到先秦两汉时期学者喜好托古以自重，甚至伪造古书而冠以古圣先贤之名的事实，则所谓的“古文经”是否真为先秦人所作，大可怀疑。今文经的拥护者就坚决指称古文经造假，因而不可信据。事实上，那些收集来的古文经典，也都被官方藏在“秘府”，一般学者甚至完全不知道这些书的存在，在汉哀帝以前，古文经都未被官方承认，未被立为官学，只能在民间流传。
经典文本的歧异，是两派最初也最明显的区别所在。五经中的每一种经，都存在文字、篇目的不同。据《汉书·艺文志》，元、成时，刘向“以中古文《易经》”和当时通行的今文《易》三家施雠、孟喜、梁丘贺文本，发现三家或脱去“无咎”、“悔亡”等语，唯有古文派的费氏文本“与古文同”；孔安国以得自孔壁的古文《尚书》比对今文伏生二十九篇本，发现多出十六篇；《诗经》的今文三家本与古文毛诗本，既有文字的不同，也存在解说的分歧；《仪礼》的今古文本，存在篇目的不同；《春秋》古文派的《左氏传》与今文派的《公羊传》、《谷梁传》（按：《谷梁传》的归类问题，一向有争议，笔者倾向于将之归入今文经学门类）相比，差别最大，这里面既有经文的不同，也有三传解释方式的不同，详见下文，兹不具述。
在西汉，今文经与古文经水火不容，门派成见极深。古文经学曾经努力过几次，但都被今文经学打压下去，始终不得列为官学。哀帝时刘歆的出现，正式揭开了今古文经学剧斗的序幕。在刘歆生活的哀帝时期，今文经学的种种弊端开始显现，正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言：“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班固在这里批评的，就是西汉二百年中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这些虽然尖刻但却一针见血的评论，正道出了今文经学繁琐饾饤、固步自封、渐趋僵化的大弊病。今文经学积弊丛生的时候，正是古文经学揭竿而起的好机会。雅好古文的刘歆于是努力游说哀帝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为官学，并著《移书让太常博士》，批评经文经学家“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6]。刘歆代表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宣战，终于在平帝时，借助于辅政的大司马王莽的力量，将古文《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立于学官。古文经学的胜利，不是纯粹的学术胜利，它是借助于政治的干预而得胜的，还是要依赖政治力量的保护才能得以生存。
关于西汉经今古文之争，皮锡瑞、廖平和周予同三位的研究成就和影响最大。皮氏成果主要见于其《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二书；廖氏成果主要有四部著作，即《谷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今古学考》、《经话》和《知圣篇》；周先生的成果，被朱维铮收入《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相较而言，皮氏、廖氏左袒今文，难免今文经学迂曲怪诞的老毛病，且对古文经学的评价不很客观；而周先生却能抛却今文、古文的门派之见，立场中立，立论公允，因而成就最大。汉代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观点的对立冲突，廖平《今古学考》中的《今古学宗旨不同表》做了较为详尽的总结。周予同先生根据廖氏成说，选择去取，将之归纳为十三条，较为精当：
经今文学：
（1）崇奉对象为孔子；
（2）尊孔子为受命的素王；
（3）认定孔子是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4）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
（5）认为孔子作六经；
（6）以《春秋公羊传》为主；
（7）为经学派；
（8）经的传授多可考；
（9）西汉都立于官学；
（10）盛行于西汉；
（11）斥古文经传是刘歆伪造之作；
（12）今存《仪礼》、《公羊》、《谷梁》（？）、《小戴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
（13）信纬书，以为孔子微言大义间有所存。
经古文学：
（1）崇奉对象为周公；
（2）尊孔子为先师；
（3）认定孔子是史学家；
（4）认为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
（5）认为六经是古代史料；
（6）以《周礼》为主；
（7）为史学派；
（8）经的传授不大可考；
（9）西汉多行于民间；
（10）盛行于东汉；
（11）斥今文经传是秦火残缺之余；
（12）今存《毛诗》、《周礼》、《左传》；
（13）斥纬书为诬妄。[7]
周先生之后，当代学者陈筱为廖氏翻案，以为“廖氏许多重要结论，也在从简中被（周氏）有意无意地省略了”。通过比对，陈筱认为，《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所列义项33个，其中较为重要而又为周氏省略的有以下几项[8]：
综合周氏十三条和孙筱所补九条，经今古文的区别，大致如此。
而在经今文学内部，占优势地位的是《春秋》经。
《春秋》以万言而记两个半世纪的“世界史”，记事必然追求极度的简洁，这样，普通读者阅读该书，势必茫然无头绪。宋人说《春秋》是“断烂朝报”也许过分，但说它是报纸标题则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人能仅从报纸标题来获取太多信息的。于是，为这部太过于简洁的著作注解训释，也就渐渐成为必要，“传”于是应运而生。解释《春秋》的传，在先秦时代应有多种，但传至西汉，却仅剩下五种，即《汉书·艺文志》所记录的《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据班固谓：五者之中，“邹氏无师”，即在西汉时期已无传授大师；“夹氏未有书”，即在西汉时期没有形成固定文本。如此说来，西汉初期传《春秋》的学派，应是唯有左氏、公羊和谷梁三家。其实，实际的情况比班固的论断要复杂得多。据《汉书·王吉传》，王吉就是治《邹氏春秋》的大家，而他是西汉后期人。亦即从西汉初期一直到西汉后期，《邹氏春秋》一直有传人，而非如班固所言“邹氏无师”。再看另外一条文献资料。《后汉书·范升传》记范升上奏光武帝的反对立《左氏》的表章，谈到了东汉初五经各家废立的情况，称：“（《易》）《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邹》、《夹》。如令《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邹》、《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因此，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的“《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文下注谓：“后汉时《邹》、《夹》私学犹存，其后乃尽亡耳。”《邹氏》和《夹氏》既然在东汉初期仍顽强存活并一再努力立于学官以与《公羊》、《谷梁》、《左氏》抗衡，则可以想见在西汉二百年时间里，它们一定也做过类似的努力，但缺乏有力的大师如《左氏》之刘歆，所以越来越不为人所注意，而终于烟消云散归于沦亡。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于十一卷的《公羊传》，自注作者是“公羊子，齐人”，并未明言公羊子的名。颜师古注引纬书《春秋纬说题辞》称公羊子名“高”。前人不言名高而后人却可以历历凿凿自信如此，这颇引起学者的怀疑，更何况颜师古所征引的乃是可靠性存疑的纬书。至于该学派的传承，西汉学者也未明言，倒是后汉戴宏言之凿凿：“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9]子夏是春秋末年人，春秋末年至汉景帝时，约三百年。子夏五传至公羊寿，历经三百年，显然不可能，无怪乎崔适对此传承关系要怀疑了：“自子夏至公羊寿，甫及五传，则公羊氏世世相去六十余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10]其实，考虑到汉人为了自我神化而附会先圣的惯用伎俩，则可不必纠结三百年五传的谎话。此外，现存《公羊传》的正文中，屡屡出现诸如“子高子曰”（详见《公羊传》的“文公四年”传文）、“子鲁子曰”（详见《公羊传》的“庄公三年”、“庄公廿三年”、“僖公五年”、“僖公十九年”、“僖公廿四年”、“僖公廿八年”传文）、“子北宫子曰”（详见《公羊传》的“哀公四年”传文）、“子司马子曰”（详见《公羊传》的“庄公三年”传文）、“子女子曰”（详见《公羊传》的“闵公元年”的传文）、“子沈子曰”（详见《公羊传》的“隐公十一年”、“庄公十一年”、“定公元年”的传文）等等的言说，可以推断发表这些意见的学者，当是传授公羊学给弟子的经学大师，他们当是三百年学术传承过程中的一些较为突出的经师，至于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经师，应当更多。那么是否可以断言说《公羊传》的主体是“公羊子”所作？也不可以。《公羊传》的“桓公六年”和“宣公五年”传文，有“子公羊子”的论说。如此说来，“公羊子”当和上述高子、鲁子、北宫子、司马子、女子、沈子等一样，都是该学派传承过程中的经师，公羊子对该学派的贡献绝非决定性主导性的，仅此而已。因此，说三百年五传是不对的，戴宏提到的这五位，也许仅仅是传承过程中贡献最突出的五位罢了。
戴宏说“寿乃与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可见胡毋子都之前的经学传承，都是师傅对弟子口授，直到景帝时代，渐渐重视儒学，公羊学才写成隶书定本，为《公羊传》。景帝时期的《春秋》博士有两位，胡毋子都和董仲舒。胡毋子都在公羊学发展史上贡献极大，他先是协助老师将本门学问“著于竹帛”，形成汉隶文本《公羊传》，并亲任景帝时的公羊家博士，扩大了公羊家的影响；后来年老归齐，继续传授公羊家《春秋》，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学者，因此“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胡毋子都与董仲舒都研习公羊家《春秋》，本来是有竞争关系的，但董仲舒不仅不敌视他，反而“著书称其德”，可见其学术成就[11]。稍后一点的武帝时期的首位封侯拜相的布衣学者公孙弘，即是从胡毋子都学习“《春秋》杂说”。据《汉书·公孙弘传》，公孙弘年四十余才开始折节读书，到了武帝即位时，公孙弘已经年届六十，他因其公羊学的修为而被征召，先为贤良，后为博士，然后青云直上，拜御史大夫，拜丞相，封平津侯。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公羊杂记》八十三篇”，但未言明作者为谁，清代学者朱彝尊在其《经义考》、沈钦韩在其《汉书疏证》中都认为八十三篇《公羊杂记》的作者就是公孙弘。公孙弘虽然也有著述传世，但作为一位传习公羊学的学者，他对本门派学问最大的贡献不同于胡毋子都和董仲舒，后者是通过授徒、著书来光大学派，而公孙弘是通过自己的个人经历来示范天下：一介布衣，因研习公羊学而得机会青云直上，封侯拜相。这样的功利榜样，比纯粹的学术造诣，更能够吸引普通学子。因此，武帝时期，普天下学子争相研习公羊家《春秋》，与其说是胡毋子都和董仲舒的功劳，毋宁说是公孙弘的模范导引。毕竟，现实的功利，才是普通士子最大的学习动机。
董仲舒与胡毋子都同时，但略微晚于胡毋生。他对公羊家《春秋》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他的第一个贡献，是广收门徒传播学术。因为他学术名望极高，希望拜他为师的生员太多，以至于教不过来，而不得不采取变通折中的方法，“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意即徒弟教徒弟。赵地传习《春秋》的学者，多出自董仲舒的学派。董子较为著名的学生有司马迁，武帝时博士、拜梁王相的褚大，武帝时拜光禄大夫侍中的吾丘寿王，武帝时拜丞相长史的吕步舒，昭帝时拜谏议大夫的赢公。赢公的高足是眭孟，眭孟的高足是严彭祖和颜安乐，二人在老师死后各立门户，传播师说，于是宣帝时公羊学有颜、严之学。这两家后来成名，立为官学，为西汉今文十四博士中传《春秋》的全部两家，它们都可以上推到董仲舒。董仲舒于《春秋》公羊学，筚路蓝缕，可谓不祧之祖，功不可没。董仲舒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上著名的《天人三策》，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大事件，影响深远。他毕生致力于推广发明公羊学，史称“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12]。董仲舒对公羊学的学术贡献，得到了后来著名学者一致的推崇：刘向称他有王佐之才，是伊尹、吕望一流的人物，至于“管、晏之属”，则仅仅是“伯者之佐”，不能和董仲舒相提并论[13]；刘歆虽然左袒《左氏》，但也承认董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的严重局面时，能够“下帷发奋，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儒学在汉代的复兴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其“为群儒首”，是实至名归[14]；东汉初的班固也认可刘歆的意见，认为他“始推阴阳，为儒者宗”[15]。
公羊学为师徒口耳授受，检视现存《公羊传》，从头至尾都是以提问回答的方式结构全篇。这种设问体形式，是普遍存在的，小到疑难字词的音义，大到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公羊传》的问答体，往往是层层深入的，以求达到抽丝剥茧、经无余义的最终目的。《公羊传》对于记事并不看重，也很少有叙事的内容，该书的主体，是挖掘隐含在《春秋》经简洁文字后面的深刻思想，即微言大义。例如，卷一开篇在隐公元年部分，对于《春秋》经文“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公羊传》是这样解经的：“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16]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一个“克”字的意思，第二个问题则紧接着阐释“克”字隐含的微言大义——显露郑庄公的罪恶，第三个问题解决为何要这么立论。这三个问题是阐明郑庄公在这桩兄弟阋墙惨事中的过恶。接下来，《公羊传》转而探讨作为庄公嫡亲母弟共叔段的过恶。所以，第四个问题是解决为何经文直称战败者共叔段的名，第五个问题是回答为何经文不称弟而称名，第六个问题是回答为什么要书战争发生之地。然后，顺带解释了《春秋》的一个书法问题：《春秋》经文记事，有时书地，有时不书地，其规律何在。这样，简短的93个字，通过连续六次设问，就把一件复杂史事所蕴含的要义，从容不迫地揭示出来。
总之，在解经方式上，与《左氏》侧重通过对经文所记史事的叙述来解经不同，《公羊传》重在阐发《春秋》大义，后起的《谷梁传》也采取《公羊》问答体方式阐释经义。所以，《左氏传》是记录历史的叙事文，而《公羊传》和它的模仿者《谷梁传》则是掘发奥义的议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