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除了辞赋，西汉时期的政论文，其文风受到公羊学学风的影响而呈现了学者化的倾向。汉初这一段时间里，以公羊学为主体的西汉儒学还没有成为帝国意识形态，所以它对汉初的政论文影响很小。经武帝的提倡，到了元、成时代，公羊学与今文经学发展到了极致，公羊学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也因此达到顶峰。因此，欲探究西汉时期政论文文风受公羊学天人思想的影响，就必须以武帝之后到西汉灭亡这一段时期为主。
汉初的政论文，就已经存在一定的学者化倾向。这一时期的政论文，与战国时代的诸子政论文比较，有这样的三个特色：“一是更注重实际的政策方针，而不是一般地从理论上讨论政治的原则；二是既继承了战国散文纵横驰骋的气势，又具有战国散文所缺少的整饬谨严的风貌；三是更具有恢弘的气度和身在其中的热情。”[34]这三条汉初政论文的特色，不正是儒家的学风特点么？这也间接地说明，远早于武帝尊崇儒学的汉初，贾谊、晁错这些文臣的政论文，就已经具有典型的儒学风格。而到了武帝时期，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公羊学开始主导文坛，成为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政论文的经典化进一步加强了。宣帝以后，儒学取得全面胜利，公羊学在政论文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得到彻底承认。作者们写政论文，往往以依经立义为追求，以公羊学的天人感应论为理论武器，以经学化的典雅趣味吸引人，而以引经据典为行文特色。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和元、成时期的刘向，这两位公羊学大师以其经学化的政论文写作，为无数士子确立了政论文的写作规范。在董仲舒和刘向这里，不再有贾谊与司马迁政论文里遗存的“先秦遗意”，而唯有汉代特有的经术化特质，所以有学者认为董仲舒、刘向的政论文才算是“汉文本色”，这是有道理的[35]。
关于董仲舒，我们前面已经有专章分析他的思想。简单地说，作为大家承认的一代“儒宗”，董仲舒为汉帝国设计的文化政策、统治范式，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在他的思想体系里，政治思想是设计的核心，天人思想是设计的出发点，文论则是他对文学的指导性意见。他关于政论文理论的意见并不多，但却广为流传，受到推重，从而形塑了武帝之后百余年间政论文风格。董仲舒对文学的具体看法，前文已经有专章述及，此处从略。本节将重点考论他的创作实绩及其对其他文士政论文的影响。他流传后世的政论文很少，今人所能看到的唯有收录于《汉书》本传的《天人三策》。在对武帝策问进行针对性回答的这篇政论文里，有这样的一段：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此之谓也。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董仲舒的奏对极长，体现了武帝之后政论文纡徐有致、从容论道的整体特征。上面选取的这一段，只是奏议的一小部分，作者讨论了德教与虐政的关系，而以阴阳五行的理论来加以解说，这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的核心内容。和陆贾、贾谊动辄以秦帝国覆亡为前车之鉴的论说方式不同，董仲舒的时代，距西汉建立已逾半个世纪，他已经没有必要像前人那样以总结亡秦经验教训来说理，而是将论证的基点置于公羊学义理之上，从学理出发，以大量征引儒家经典成说的方式，将理想中的往古与弊政迭出的时政进行对比，从而教导武帝何去何从。董仲舒的文章，从外部特征看，给读者一个极其醒目的印象，那就是长篇累牍地援引经典论据进行论证，这与贾谊、晁错这类汉初政论文作家老老实实地从现实来到现实去的论说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以征引的这段文字为例，在阐明德教优于刑罚这一观点时，董仲舒没有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而是委婉周全地从儒家对命、性、情的定义出发，以孔子的意见来佐证，以《春秋》经的义理来深入，以阴阳说来附会。董仲舒没有清楚地回答自己的看法，而是征引经典，以经典替代自己的言说。这样的论述方式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极大地增强奏对文的说服力。在权威崇拜盛行的当时，往圣先贤的意见当然远远高于凡夫俗子的谈论。对于董仲舒的这类文风，早已有学者发现其优点：“在他人言之透露，而董言之含蓄；他人言之激烈，而董言之委婉，不肯求其简捷。”[36]董仲舒的政论文，基本上都是这种路数，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为后来者指明了作文的方向，随着他开导的方向，西汉中后期的政论文作家，以学者的身份，极力糅合儒学经义入文章，使得他们的政论文具有内容纯正、风格典雅、纡徐雍容的经学化风格。郭预衡先生指出，在董仲舒以后的儒生，他们的政论文，“讲政治，谈哲学，无不涉及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文章的内容和风格都发生了变化。汉代文章从纵横驰骋转变为坐而论道，可以说是从董仲舒开始的”[37]。郭先生的看法，的确是一针见血的洞见。
以公羊学大师的身份来写政论文的另一位大家，是汉室宗亲刘向。《汉书》本传称刘向所治为谷梁学，但前文已经谈到了他真正的学术根基却是《春秋》公羊学。和董仲舒一样，刘向的政论文也以突出的经学特征而著名，与董仲舒重在建言不同，刘向的政论文重在评判元帝和成帝时期的朝政，他的这一类奏疏，在性质上是典型的学者之文，但由于个性因素与时代因素的不同，刘向的政论文却呈现出与董仲舒的文章迥异的特质。
从风格来划分的话，可以将刘向的文章分作两大类。第一类是以灾异事变为口实，实则是刘向借机抒发己见；第二类是直接针对某项弊政，放言无惮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后一类的政论文数量较少，以《理甘延寿陈汤疏》、《说成帝定礼乐》、《谏营昌陵疏》为代表，第一篇是为立功绝域的甘延寿和陈汤鸣不平，第二篇是讽谏成帝制定礼乐，第三篇是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反对成帝反复营造陵墓。这三篇文章都属于就事论事的类型，在风格特征方面取法贾谊、晁错，虽然也有引经据典，但基本上能就某一现实问题而纵横捭阖，恣意议论，缺乏雍容典雅的经学特质。刘向的这一类政论文与其躁烈的性格有关，而与其丰富的学养关联不大，不能算作他政论文的代表。刘向的第一类政论文，数量更多，《极谏用外戚封事》、《复上奏灾异书》、《条灾异封事》、《使外亲上变事》、《对成帝甘泉泰畤问》是这一类政论文的代表。这些文章具有明显的经学化、学者化的风格特征，其中的《复上奏灾异书》很典型地体现了这些特征。
这封奏疏的创作，缘于当时发生的一系列灾异。元延年间，天上有星孛于东井，人间有岷山崩于蜀郡，剧烈的山崩导致长江被严重壅堵。在《洪范五行传论》的编者、灾异学说的集大成者刘向看来，这两件大事代表了天意对当时皇帝汉成帝的极端愤怒，是汉成帝的荒唐昏庸，导致了这场灾异的发生。这场灾异，是他上疏的直接诱因，其文章之中有这样一段：“谨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蚀三十六，襄公尤数，率三岁五月有奇而一食。汉兴讫竟宁，孝景帝尤数，率三岁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数言日当食，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异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缓急，而圣人所以断疑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昔孔子对鲁哀公，并言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故历失则摄提失方，孟陬无纪，此皆易姓之变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时，日月薄食，山陵沦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孽火烧宫，野禽戏廷，都门内崩，长人见临洮，石陨于东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观孔子之言，考暴秦之异，天命信可畏也。及项籍之败，亦孛大角。汉之入秦，五星聚于东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时，有雨血，日食于冲，灭光星见之异。孝昭时，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复起，大星如月西行，众星随之，此为特异。孝宣兴起之表，天狗夹汉而西，久阴不雨者二十余日，昌邑不终之异也。皆著于《汉纪》。观秦、汉之易世，览惠、昭之无后，察昌邑之不终，视孝宣之绍起，天之去就，岂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变，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复风之报。神明之应，应若景向，世所同闻也。臣幸得托末属，诚见陛下宽明之德，冀销大异而兴高宗、成王之声以崇刘氏，故恳恳数奸死亡之诛。”[38]刘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39]。他对于庸俗的官场应酬没有兴趣，而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对于灾异事象的研究中去。他研究灾异，是为了服务现实，力图通过穷究天人之变，来找到纾解西汉中后期弊政的方法。他在这段奏疏中所列举的种种异变，在灾异学者的眼中，完全是改朝换代的标识。和前文谈到的盖宽饶、眭孟的侈谈灾异不同，他身为汉室宗亲，与汉成帝同气连枝，很自然地将汉帝国的未来与自己家族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在刘向眼中，家与国并无分别。因此，面对这种种预告性的灾异事象，他自然忧心如焚。这篇奏疏从行文上看，既联系经典文本，列举以前的种种变异与其相应的后果，更注重当下，将各地灾变与汉成帝的失德举动进行对应。他在建立起天与人的联动关系之后，严厉警告汉成帝悬崖勒马，改邪归正，勤劳国事，疏远外戚。他的政论文以经学为幌子以增强说服的力量，以灾异为口实以达到恐吓人主的目的，因而是很典型的运用灾异理论达到参政议政目的的成功的政论文案例。
刘向与董仲舒的政论文都好谈灾异，但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并不相同。董仲舒是生活在英明武帝治下的西汉中前期，当时的国势蒸蒸日上，当时虽然也有弊政，但这些问题还不足以影响到国运。所以，他以灾异建言，是以完美主义的理想来衡量现实，希望汉政在他的干预下达到完美的尧舜时代治理水平，希望自己的王道政治早日在人间实现。刘向所处的时代环境则是完全的不同，他生活在刘氏日趋衰微而王氏日渐强势的元帝和成帝时期，皇帝昏庸，外戚专权，朝政日非，帝国走向末日，这是他身为宗亲绝不愿意看到的。刘向有忠于汉室的觉悟，但却无法找到能和自己合拍的理想君王，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同志——甚至他的儿子刘歆后来也背叛了他，替王莽谋划，为虎作伥，他目睹着热爱的家国一点点沦入深渊，却无能为力。因而，他唯有以绝望的嘶吼方式，来发泄自己的痛苦。因此，虽然同为学养深厚的大儒，他的政论文却没有选择董仲舒式的纡徐雍容，反而代之以激烈的情感、肆无忌惮的评判、危言耸听的呐喊。
刘向和董仲舒的政论文的风格不同，不仅仅是因为两个个体的差异，更是因为两个时代的论说风格的嬗变。
读董仲舒的政论文，会让人联想到那个时期的司马迁、司马相如、公孙弘、倪宽等儒生的文章，他们都是为那个伟大时代吹响号角的弄潮儿。他们喜欢引经据典、谈说天人之间的大道理。他们的文章雍容典雅，坐而论道。对于灾异理论的运用，他们小心谨慎，唯恐一不小心，招来杀身大祸——董仲舒就险些因此遇害。董仲舒是他们的领袖和代表。
而读刘向的政论文，却令人不由得联想到谷永、师丹、朱云、刘辅，他们都是刘汉帝国谢幕前的最后一批爱国者。他们不再究心于空泛的学理，现实的黑暗更容易引起他们战斗的热情。他们的绝望使得他们的文章没有蕴藉，只有尖锐、疯狂的批评。他们对于灾异理论的运用，既得心应手，更肆无忌惮，因为，灾异理论在元、成以后已经渐入人心，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刘向们以灾异理论为武器批判时政时，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利用它而不必虑及言论过激可能招致的后果，这一点，应该是造成汉成帝时期政论文肆无忌惮风格的主因。刘向是这一文风团体的代表和领袖。
简言之，董仲舒与刘向两个人，代表了雍容纡徐与外露激切这两个时代的两种政论文风格。
[1]汤志钧等：《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
[2]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1页。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0页。
[4]《汉书·董仲舒传》。
[5]《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6]详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7]详见《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8]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页。
[9]李炳海：《汉代文学的情理世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10]《春秋繁露·竹林》。
[11]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35—236页。
[12]其文见于《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对李云的赞语，李贤注谓：“五谏，谓讽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也。讽谏者，知患祸之萌而讽告也；顺谏者，出辞逊顺不逆君心也；窥谏者，视人君颜色而谏也；指谏者，质指其事而谏也；陷谏者，言国之害，忘生为君也。”（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53—1854页。）
[13]《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14]《汉书·王褒传》。
[15]《论衡·谴告》。
[16]《汉书·扬雄传》。
[17]《汉书·艺文志》有云：“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
[18]《汉书·王莽传》。
[19]《汉书·韩延寿传》。
[20]《汉书·礼乐志》。
[21]《史记·孔子世家》。
[22]《汉书·韦贤传》。
[23]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24]详见《汉书·枚皋传》。
[25]《汉书·地理志下》。
[26]详见《汉书·吾丘寿王传》。
[27]关于司马迁的思想倾向问题，详见张大可：《司马迁评传》第八章《司马迁的思想》，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8]简宗梧：《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页。
[29]郭丹：《先秦两汉文论全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版，第757页。
[30]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第128页。
[31]洪迈：《容斋随笔》卷七“七发”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8页。
[32]《汉书·扬雄传》。
[33]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11页。
[34]章培恒：《中国文学史（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
[35]刘熙载：《艺概·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页。
[36]陈衍：《石遗室论文》，民生印书馆1936年版，第23页。
[37]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896年版，第253页。
[38]《汉书·楚元王传》。
[39]《汉书·楚元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