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初近七十年，实行的是黄老无为治术。之所以如此，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因素。黄老思想成为当时的核心思想，有其历史实绩，也有消极意义。它对当时的思想界，也产生了深著之影响。

西汉初年，天下苦秦，时人以为秦的一切政治创设都有问题，秦始皇和李斯发明的郡县制原比封建高明，但当时的情况却是上至精英阶层，下至普通民众，都痛恨秦政，一切要反秦而行才能重新获得民意的支持[1]。所以，秦始皇根本地废除封建，将帝国划为四十余郡的中央集权举措，被汉初几乎所有人视为反古的逆流，因而不得人心。刘邦虽贵为皇帝，也无法独立面对全国的反对，因而不得不违心地将帝国近三分之二的土地封建异姓诸侯[2]。在高祖去世前，他成功将同姓王侯替代异姓王侯，但封建与郡县并行的政治格局并未改变。在这种二元制的政治格局下，皇帝既然放心地将大片国土付与王侯，则势必不能对王侯在自己封国内的举措进行太多的干预——其实这也是西周封建制的定例。在如此情况下，皇帝的统治之术就必然是抓大放小，于是，讲求无为的黄老道术成为汉初的统治思想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汉初承秦末动乱，经济崩溃，民生凋敝。汉帝国草创之初，经济与民生之倒退，可以从史书的相关叙述看出。《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汉书·食货志上》：“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初人口减半，社会困穷达到极点，以至于皇帝也无法在境内找到四匹同色骏马来驾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即便想横征暴敛也无法做到，统治、精英阶层于是不得不改变秦的暴政，而采取与民休息的更化政策，“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3]，以收人心，招流亡，改弦更张，恢复经济。从刘邦始，历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前期（此时期乃武帝祖母窦太后掌政），近百年时间里，一以贯之的是黄老无为之术、与民休息的治国政策。高帝入关之初就废除秦的烦苛法律而代之以简便的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采取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击败项羽建立汉帝国后更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4]。惠帝四年，削法令之妨吏民者，并废除挟书律。吕后时期，于高后元年废除三族罪和妖言令。班固对惠帝、吕后时期政治的评价是“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5]。班固虽然站在正统论立场上反对吕后干政，但也不得不承认“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及至文帝即位，更是“躬修俭节，思安百姓”，于前元元年废除收帑相坐律令，次年废除诽谤法，十三年废除肉刑法，又除宫刑。景帝效法文帝，“屡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6]。文、景都好黄老，而文帝之妻窦太后也尊信之，《史记·外戚世家》称她“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不得不”三字，微妙传神地刻画了窦太后的强势和文帝、景帝的无奈。据《史记·儒林列传》：“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辕固生为何说老子书为“家人言”，唐代的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案老子《道德篇》虽微妙难通，然近而观之，理国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辕固生身为《齐诗》博士，是轻视《老子》的，窦太后命令辕固生入圈斗野猪是想要杀害他。很显然，窦太后的这一举动表明她已被激怒，而辕固生之所以惹恼窦太后，是因为他冒犯了太后所信奉的黄老治术。景帝去世后，武帝即位，窦太后又强迫武帝远离儒术而奉行黄老，依然主导了武帝执政初期的政治走向。窦太后强势扶植黄老所产生的政治影响，直至武帝建元六年，她的去世才告消歇。

推行黄老治术，是汉初整个统治上层的共识。除了高祖至景帝的历代皇帝以及窦太后，还有几位手握重权的大臣也不遗余力地推行此国策。其中代表性的重臣，是张良、萧何、曹参三人。而在三人中，曹参是推行黄老治术最努力的一位，《史记》的《曹相国世家》对此言之甚详：

甲、当曹参还是齐王的丞相时，“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曹参此前是位只会攻城拔寨的武夫，对于治术并不明了，他尊信盖公，完全以黄老治术治齐，成效卓著：“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这无疑坚定了曹参对黄老治术的信心，相齐的经验，是他日后代萧何为汉丞相而在全国大力推行黄老治术的预演。

乙、萧何去世，朝廷征召曹参为丞相，在临行前，他和代自己履任齐相国的后继者有这样一段对话：“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狱市”一词，历来众说纷纭，还是裴骃的疏解于理最合，他引《汉书音义》谓：“夫狱市兼受善恶，若穷极，奸人无所容窜；奸人无所容窜，久且为乱。秦人极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狱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好静而民自正。’参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扰其末。”也就是说，临行前，他对继任者最重要的政治留言，是黄老无为之术。在曹参看来，治理国家的最佳策略，是最少而最优的管理，是无为而治。

丙、曹参代萧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在属官的选择上，他“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他的选人标准是黄老之无为，拒绝细碎刻深。到任后，他日夜饮醇酒而不理丞相当为之事，于是引起了百官的不满，“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史记》本传又记录下一个有趣的细事：“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恶之，无如之何，乃请参游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国召按之。乃反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对于属下的过误，他不仅不加以追究，反而“专掩匿覆盖之”，丞相府日日无为，使得其子中大夫曹窋深为忧虑，而惠帝也对曹相国不理庶事深为不满，认为丞相是因自己年少而小瞧自己，于是对曹窋说：“若归，试私从容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谓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曹窋照搬惠帝原话劝谏父亲，结果曹参大怒，鞭打二百，且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第二天朝觐时，惠帝与曹参有这样一场交锋：“恵帝让参，曰：‘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恵帝曰：‘善！君休矣。’”从此以后，皇帝再不迫令，下属再不敢进言，无为政术全面铺开。

曹参虽然仅仅为汉丞相三载，但却深刻地影响了汉初的统治思想。对于他和他奉行的黄老治术的历史评价，民众的评判是最公正的。《史记》本传引汉初百姓的歌谣道：“萧何为法，觏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司马迁在《曹丞相世家》文末的赞语里评价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汉初君臣之所以奉行黄老无为政策，吕思勉的分析是：“有为之治求有功，无为之治则但求无过，虽不能改恶者而致诸善，亦不使善者由我而入于恶。一统之世，疆域既广，政理弥殷。督查者之耳目，既有所不周，奉行者之情弊，遂难于究诘。与其多所兴作，使奸吏豪强得所凭借，以刻剥下民，尚不如束手一事不办者，譬诸服药，犹得中医矣。”[7]行之近百年，这一政策果然收到效果，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甚至大大超越以前。《史记》谓：“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陨命亡国，耗矣！”[8]《汉书》也说：“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9]班固的叙述虽有美化之嫌，但应该道出了无为政策的成效，人民富足，以至有“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之风习，而帝国建立之初，虽贵为皇帝尚“不能具醇驷”。对此，颜师古注谓：“孟康曰：皆乘父马，有牝马间其间则踶啮，故斥出不得会同。师古曰：言时富饶，故耻乘牝，不必以其踶啮也。”至于“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颜注谓：“如淳曰：时无事吏不数转，至于生长子孙而不转职也。如淳曰：《货殖传》仓氏、庾氏是也。”[10]除了经济恢复，无为治术也为社会上下的和洽做出了贡献。比如，文帝时宋昌谓汉初高祖、惠帝、吕后时期“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11]；司马迁认可“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12]；班固也歆羡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13]。文景之治，遂成为古人艳羡不已的黄金时代。

高祖立国之初，为了协调各方利益不得不做出妥协，实行郡县与封国并行的双轨制。当时之所以实行这一制度，一个重要原因，是刘邦与其主要助手萧何“吸取秦朝的教训，放弃了以整齐习俗、统一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对‘大同’、‘太平’的追求，在完成对全国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一之后，便停住脚步，接受和容忍不同习俗共存的局面，针对不同习俗采取不同政策，在秦、韩、魏等西部地区设郡县‘奉汉法以治’，在赵、齐、燕、楚等东部地区则立王国从俗而治”[14]。这种东西异制、郡国并行、法俗兼存、秦楚杂糅的局面，是刘邦、萧何留给后人的一份遗产，但也是随时间推移而越来越沉重的一个政治包袱。正如班固所言：“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汉初七十余年的黄老无为，虽然带来了物质的富足，但却引发了新的危机。文帝末，就已经有“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的苗头；景、武之际，情况更加严重，因为“罔疏而民富”，豪右势力抬头，他们“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至于统治阶层，情况也很严重，“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15]。更加严重的是，王侯不仅仅争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随着王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它们的政治诉求开始抬头，中央皇权遭受空前挑战。这一趋势的顶峰，是吴楚七国之乱。叛乱的七国，以吴为首，吴的叛服，也最有典型意义。

据《史记·吴王濞列传》，吴王濞的谋反，其起因是吴王太子被文帝太子误杀，“于是遣其丧归葬。至吴，吴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称病不朝，验问实不病，诸吴使来，辄系责治之。吴王恐，为谋滋甚。及后使人为秋请，上复责问吴使者，使者对曰：‘王实不病，汉系治使者数辈，以故遂称病。且夫察见渊中鱼，不祥。今王始诈病，及觉，见责急，愈益闭，恐上诛之，计乃无聊。唯上弃之而与更始。’于是天子乃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释其罪，谋亦益解。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它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其一，吴王对于自己儿子被杀而心怀怨望，其“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的言辞、复遣丧之长安葬的举措，确乎是“失藩臣之礼”的不当行为。其二，因为心怀怨望而称病不朝，更进一步说明了吴王对皇帝有意不敬。其三，文帝虽然按问，但却在汉初无为的整体政治环境下实在不方便惩治吴王，因而不得不隐忍，赦吴使，赐吴王几杖，特许吴王不朝。其四，在无为的大环境下，吴因为铜盐丰饶，因而不取赋于民，并且采取各种手段施恩民众和各类人才。“如此者四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这一句总结，是归纳吴王能够造反的主因，也正是朝廷要改变无为治术转而为“有为”的最主要的动因。晁错为太子家令时，就曾屡次言吴过可削，几次上书说孝文帝，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吴的日益强横和能得吴人拥戴，已经成为中央的一大心病。所以，该传在接着叙述晁错向景帝进谏削藩时，先回顾汉初广封同姓诸王的特殊原因：“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余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兄子濞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然后回顾吴的种种骄慢和过恶：“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最后得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的结论。之后情势的发展，完全应验了晁错的预判。以吴王为代表的刘姓王侯，在无为休息政策的滋养下，羽翼丰满，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其政治野心随之膨胀，开始产生问鼎关中的非分之想，从而导致了七国的集体叛乱。事实证明，休息无为之策仅可以行之一时，而非长治久安的上策，改弦更辙、变换治国之术已迫在眉睫。

汉初的黄老思想，对于当时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领域，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金春峰认为，“汉初黄老思想的政治实质是法家思想”，而在学术思想领域，“它的影响集中表现为对陆贾、贾谊、韩婴、董仲舒思想的影响，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它的声誉达到了顶峰”[16]。而汤志钧则认为，无为的思想乃是根源于道家，但“汉初的无为而治不是老庄哲学的继续，而是吸收了儒家的思想。因而，汉初的黄老之学，是以道家学说为基础，吸收了儒家思想而形成的”[17]。其实，金、汤二位的意见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汤认为黄老源于道家，而金认为黄老的实质是法家思想，我们知道，道家的老子也确实启迪了法家，《韩非子》专门有《解老》、《喻老》来推阐《老子》，《史记》的学术类传也是将老庄与申韩合为一传。可见，战国至汉初的学界是一致公认老子的道家与法家乃是源与流的关系，广义地理解为一家，未尝不可。金认为“它的影响集中表现为对陆贾、贾谊、韩婴、董仲舒思想的影响”，汤认为黄老“吸收了儒家思想而形成”，汉初思想界承战国诸子余绪，各种思想交汇杂糅，每一种学说都有其基本理论主张，但也都适当吸纳了对立学派的合理意见。到底是黄老吸纳了儒家，还是影响了儒家，这是面对同一问题的两个相反层面的理解，看似对立，其实并无本质不同，唯一可以断言的，便是同样源远流长的老子、孔子两大思想家所创立的两大学术思想流派，历经二三百年的流转，彼此吸引又排斥，既保留了自己学说的独立性又吸纳了对手的优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武断绝对地割裂彼此而骤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