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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理解的天，既具有自然性和神圣性，又具有人伦属性，这是一个混合诸多性质、既质朴又神秘的天。王永祥先生精辟地指出：“在董仲舒那里，自然性、人伦性、神圣性三者，自然性是基础，封建人伦性是核心，神圣性是形式，且人伦性和神圣性都离不开它的自然性，即都是通过自然性来表现和实现的，所谓基础就是指此。”[3]

董仲舒对天的神圣属性深信不疑，他称天为所有神明的主君，认为人如果事天不恭，即便已经取悦天之外所有的百神，也毫无用处。他旁征博引经典来说明这一理解：“祭而地神者，《春秋》讥之。孔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是其法也。故未见秦国致天福如周国也。《诗》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怀多福。’多福者，非谓人也，事功也，谓天之所福也。《传》曰：‘周国子多贤，蕃殖至于骈孕男者四，四产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兴周国也，非周国之所能为也。今秦与周俱得为天子，而所以事天者，异于周，以郊为百神始，始入岁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于地，先贵之义也。”[4]他征引了《春秋经》、《论语》、《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以及周、秦最高祭天仪式的异同，来验证自己天性神圣的论点。在董仲舒的脑海里，这神圣的天有着类似人的喜怒好恶，人要恭敬服侍天，以求多福；否则将招致天的诅咒，带来灾难。董氏的天，虽有神性，但自身却是无形的虚体，董仲舒将人与天相比附，但他始终没有说天之神明是一种与人类似的生物。另外，董氏的天虽然可以对人的行为进行奖惩，但都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只能通过自然现象来表达自己的好恶，并不能呼风唤雨，为所欲为。董氏天的另一个重要属性——自然性，如此就不难了。在《春秋繁露》的“天地之行”条，董氏这样描述神明的自然的“天”：“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阴阳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也；见其光，所以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为刚也；考阴阳，所以成岁也；降霜露，所以生杀也。”[5]通过对自然“天”进行形象化的处理，董仲舒将神圣属性注入自然之天里，于是，这个新的“天”就有了人的情感倾向、人的伦常准则。它虽然具备一定的超自然属性，但这个董仲舒改造过的“天”的神秘属性却是其主要的特征。

在董仲舒的天人思想体系里，“天”和“元”二字出现频率最高，这两个字是董氏天人理论的核心概念。董氏对自然的“天”做了两方面的改造，一是将之神秘化，二是将之人伦化。

“天”，是董氏理论的核心和根本，即“天元本”。董仲舒认为：“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广大无极，其德炤明，历年众多，永永无疆。天出至明，众之类也，其伏无不炤也；地出至晦，星日为明，不敢暗，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取之此。大礼之终也……百礼之贵，皆编于月，月编于时，时编于君，君编于天。天之所弃，天子弗祐，桀纣是也。天子之所诛绝，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逢丑父是也。王父父所绝，子孙不得属，鲁庄公之不得念母、卫辄之辞父命是也。故受命而海内顺之，犹众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沧海也。”[6]董氏将天地视作世间万物的共同的母体——而天又居于地之上，天地的运行法则成了人间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的取法标准。我们在这里，既可以发现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论述的影子，更可以看到儒家“礼”学思想的模型。在论述君臣关系时，董仲舒的天为万物根本的思想就体现得更加充分了：“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仁之美者在于天。夫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逆顺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惟人道为可以参天……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下者，视地之事天也；为人子者，视土之事火也。虽居中央，亦岁七十二日之王，傅于火以调和养长，然而弗名者，皆并功于火，火得以盛，不敢与父分功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地事天也，犹下之事上也。地，天之合也，物无合会之义，是故推天地之精，运阴阳之类，以别顺逆之理。”[7]在这里，董仲舒干脆明白地揭示了人间最重要的两伦即君臣、父子关系就是天与地的关系，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是主与从的关系，是生养与被生养的关系，如此，天便居于所有事物的本原地位，成为真理的终极。

与天相关的另一种表述，是“元”。

《公羊传》对于《春秋》“春，王，正月”的解释是“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将“元”解作“开始”。董氏也称“谓一元者，大始也”，“元者，始也”[8]。在开始这个本初意义之外，董仲舒进一步将神秘成分输入其中，例如“《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9]。又如“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10]。在这两处，“元”有了引申义，即事物本原的意思。

依照董氏的理解，“天”是由“十端”构成的，即天、地、阴、阳、火、金、木、水、土、人[11]。在这个宇宙模式里，“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12]。阴与阳，造成了四时，催生了五行。天道的运行是规律的、自然的，并非有神明在操控：“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及而有相奉，微而至远，踔而至精，一而少积蓄，广而实，虚而盈。”[13]“天之道，终而复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终始也，阴阳之所合别也。冬至之后，阴俛而西入，阳仰而东出，出入之处常相反也。多少调和之适，常相顺也。有多而无溢，有少而无绝。春夏阳多而阴少，秋冬阳少而阴多，多少无常，未尝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损益，以多少相溉济也。多胜少者倍入，入者损一而出者益二。天所起一，动而再倍，常乘反衡再登之势，以就同类，与之相报。故其气相侠而以变化相输也。”[14]在他看来，阴阳的运行有规律，五行的相生和相杀也有规律，这些都是“天”道的内在规律，不可颠倒错乱。人法天，要顺应天道，因应五行，这样就会天下大治，否则天下动乱。在此，人与天，有机地连接在了一起。

在董仲舒的理论中，天不仅仅是自然性的，更是社会性的，董氏赋予这一概念以人间伦常的新义，即将天以及由天而衍生出来的天地、阴阳、五行、四时统统予以儒家人伦化。《汉书》称董氏“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15]。这一评价点出了董仲舒新儒学有别于原始的孔孟儒学的最本质的特征：将阴阳和五行学说纳入儒家学说体系里去。阴阳学说，儒家经典《周易》已经论及；而五行学说，则完全是非儒家的异端邪说，是战国时期邹衍齐学的代表性理论，而董仲舒因应时变，本着与时俱进的原则，将这一理论采择进来。阴阳五行学说在董仲舒这里打成一片，成为他的儒学体系的内在理论支柱，成为他的“天”的理论的核心内涵。

在《周易》一书中，阴阳虽然无处不在，但这一对范畴却仅仅具有自然的属性，以阴阳为推动力的天，显示的是纯粹的自然规律。董氏沿袭了《周易》阴阳、天地的自然性的这一认识，但他在《周易》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观点。在其唯一留存的著作《春秋繁露》的“天辨人在”条，董氏这样描述阴阳的运行方式：阳出东北折而向南，阴出东南折而向北。少阳因东方木而生成，乃居于东方以协助春时的生成；太阳因南方火而生成，乃居于南方以助夏时的生养；少阴因西方金而生成，乃居于西方以助秋时的收获；太阴因北方水而生成，乃居于北方以助冬时收藏。在这些对于阴阳新理解的基础之上，董氏抽象出两条结论：阳尊而阴卑和任德不任刑。

任德不任刑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基于董氏对德与刑分别代表的元素性质的理解。董仲舒认为，德代表的是阳，体现天的德善与生养；刑则代表的是阴，体现天的杀戮与刑罚。“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是故阳行于顺，阴行于逆，逆行而顺，顺行而逆者，阴也。是故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16]天的运行，要由阴阳两者来实现，二者相反而又相成。天化育万物，是由阳来实现的，而阴仅仅是起到配合和辅助的作用。正是基于阴和阳在天的运行过程中和长养万物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阳为主而阴为辅，所以，他提出天具有自己的情感倾向，“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他认为，“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而春秋冬夏都是天的爱意的体现：“春气爱，秋气严，夏气乐，冬气哀。爱气以生物，严气以成功，乐气以养生，哀气以丧终，天之志也。是故春气暖者，天之所以爱而生之；秋气清者，天之所以严而成之；夏气温者，天之所以乐而养之；冬气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主养，冬主藏，秋主收。生溉其乐以养，死溉其哀以藏。”[17]春夏主生养，秋冬主杀藏，但总体而言，董氏认为，天基本上还是以爱利万物为主的，这种爱心，体现为四季的轮替变化，天的喜怒哀乐尽由春夏秋冬四季体现。

阳尊阴卑，应该是董氏通过对人事理解升华而来。他说：“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阳者岁之主也。天下之昆虫随阳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随阳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随阳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幼者居阳之所少，老者居阳之所老，贵者居阳之所盛，贱者居阳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当阳。不当阳者臣子是也，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18]董氏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在他的理解中，阴和阳除了具有本初的自然属性之外，还具有与人相通的思想感情；人类社会有等级尊卑，自然和天道也与此相类似，阳尊而阴卑。他反对幼者、贱者居于老者、贵者之位，认为这将打破长幼尊卑的上下级之道，这将违逆阴阳的“序位”，造成天道与人道的失衡。在同书的“基义”章，董氏将这一理解引申开去，认为，君臣、父子、夫妇都必须符合阴阳之道——上下等级秩序，具体而言，就是“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

董氏的理论体系繁复而严密，阴阳既然是有尊卑之别的，则由阴阳推演而产生的四时和五行必然有其内部的尊卑贵贱之别。

在回答河间献王的提问为何《孝经》里称孝为“天之经，地之义”时，董氏谓：“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19]董氏认为，四时对应着四对尊卑关系，即春尊而夏卑，夏尊而季夏卑，季夏尊而秋卑，秋尊而冬卑，而且这四对范畴不仅仅具备尊卑关系，更具有人伦的父子关系。在每一对范畴里，前一个与后一个都构成了父与子的关系。在这样的设想前提下，董氏提出：既然前者为父而后者为子，则子必当尊奉父。

五行的内部关系与四时类似。董氏认为，四时实际上是由五个节令构成，即春、夏、季夏、秋、冬。之所以将四时擘分出季夏而凑成五时，实际上是为了与五行的金、木、水、火土产生对应关系，以便类比思维，进行推阐：东方木对应春，南方火对应夏，中央土对应季夏，西方金对应秋，北方水对应冬。董氏理论里的五行是这样的关系：“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而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20]董氏认为，五行的五种元素绝非等同关系，而是如四时一样，是循环递进的父子关系，而天与地之间，也有着君与臣的名分关系。

在对天、四时、阴阳、五行这般的理解基础之上，董仲舒提出了人在宇宙间的位置问题。

董氏认为，人乃是自天而生，而又取法于天。甚而人的喜怒哀乐四种基本情绪，也是法效天道四时而来：“喜气取诸春，乐气取诸夏，怒气取诸秋，哀气取诸冬。”在董氏看来，人的喜怒哀乐这四气，都要处于应在的本位，违逆其位，则灾祸立至：“四气之心也，四肢之答各有处，如四时；寒暑不可移，若肢体。肢体移易其处，谓之壬人；寒暑移易其处，谓之败岁；喜怒移易其处，谓之乱世。明王正喜以当春，正怒以当秋，正乐以当夏，正哀以当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21]所以，人要法天、法阴阳：“阳之出也，常县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县于后而守空处。而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22]正是因为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董仲舒认为最为重要的伦常都要法天而行，所以，他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结论。

董仲舒提出的天与人的又一关联，是人与天同类相副。

在《春秋繁露》的“为人者天”条，董氏称：“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天既然是人类的曾祖父，则人生自天，且在天生万物中居于最尊贵的地位，人的感情与天志相感通。不唯如此，董仲舒甚至将人的生理结构与天一一比对：“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阴阳以生活耳，而人乃烂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从旁折天地而行，人犹题直立端尚，正正当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当之，此见人之绝于物而参天地。是故人之身，首而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23]董氏的这一段文字，将人与天一一类比，这种比附虽然牵强，但董氏将人与天副，对人超出万物的高贵地位予以热情歌颂。

总的来说，董仲舒关于天的思想，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一是天为万物本原，具有自然属性；二是该思想的核心不在天而在人。天生育万物，要仰赖人以成就；而天之所以生养万物，其目的恰恰是成全人。所以，人是天所生，为天最属意的生成物，是上层的天与底层的万物的中间联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