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节已经说到，汉武帝之所以奖掖辞赋，是因为和其他文体相比，辞赋最能体现政治功能，最能起到润色鸿业的辅助作用。西汉辞赋对时政的依附，有两个方面的表现，即“讽”与“颂”两个向度。
汉赋最被当时的帝王与赋作家看重的一个功能，是对汉政的歌颂与美化。汉赋颂美功能的形成，既有时代文化的因素，更有儒学向官方意识形态主动靠拢的因素。前文已经论及，董仲舒所改造过的新儒学是武帝以后的西汉意识形态，它极力帮助论证刘姓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以这种方式来润色鸿业。汉赋作家基本上都是儒生，所以不难理解汉赋思想的儒学化，从意识形态这个出发点展演而成的西汉辞赋对汉政倾情歌颂是很正常的。许结通过研究发现，在武帝之后，西汉的辞赋大家往往同时兼有经学大师的身份，即便有时候在某些赋家身上并没有同时具备这两个身份，辞赋作家与经学大师在政治价值判断与思想内容领域，也基本上是有着共同的趋向性的：“在武宣之世，经学大师董仲舒、萧望之等将哲学神学化、模式化的过程，辞赋大家司马相如、王褒等将思想文学化、艺术化的过程，实与封建王朝君主集权制的进程同步，经学与文学同为大一统政治服务。”[8]所以，不难理解“司马相如等作家创作大赋作品表现的思想正与强盛的帝国行政模式，经学家宇宙同人事、阴阳五行同王道政治结合的大一统思想匹配，以其独特的赋家之心建构起宏伟壮丽的艺术殿堂”。西汉辞赋一向强调政治倾向性，武、宣时期，这种政治倾向性表现为对二帝的歌颂。
武帝时期的赋家创作的辞赋大都是以颂美皇帝为核心，“‘美盛德之形容’，始终是汉代颂体作品的宗旨。汉代文人是以颂扬圣君贤臣的方式参与现实，颂成为输出他们政治热情的重要载体”[9]。武帝时期辞赋的代表作是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与《封禅文》；宣帝时期的辞赋也以颂美为基干，王褒《四子讲德论》、《圣主得贤臣颂》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元、成时期，随着时政的混乱，辞赋中的讽刺成分有所增加，但颂美之作还是存在的，如扬雄《甘泉赋》、《羽猎赋》、《长扬赋》；哀、平时期，汉帝国处于亡国前夜，辞赋中不再有颂美声；王莽的新朝代汉，辞赋领域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歌功颂德。汉赋一个典型的特征是“劝百讽一”，汉代的辞赋多掺杂讽喻的成分，虽然“讽”的比例只有“一”，“劝”即颂美的成分则是“百”。所以，这些含有讽谏成分的辞赋，依然可以视作颂美之作。
西汉颂美类辞赋，基本上是以公羊学天人思想出发，侧重祥瑞描写，歌颂政治大一统与皇帝的贤明。关于祥瑞，上文已经论述过；天人感应，如扬雄《长扬赋》歌颂“上帝眷顾高祖，高祖奉命”；大一统，如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以及《天子游猎赋》。司马相如吸收《楚辞》的《卜居》和《渔父》设为主客以结构全篇的做法，以亡是公在论辩中使子虚与乌有两先生心服口服，来隐喻武帝高于诸侯、汉中央朝廷高于地方藩国。
与这些歌颂类辞赋相对应的另一类大赋，是汉赋中的讽谏类作品，它们体现了赋作家的公羊学影响，即参政意识、批判意识、为民请命意识。这一类的辞赋，往往冠以“讽谏”的名目。其实，讽谏的本质，是对时政与皇帝的批评，有着强烈的否定意味。古代经典对于讽谏的方式，有着不同的理解。董仲舒称：“《春秋》之义，臣有恶，君名美。故忠臣不显谏，欲其由君出也。《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10]《白虎通》谓：“人怀五常，故知谏有五：其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讽谏者，智也，知患祸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此智之性也；顺谏者，仁也，出辞逊顺，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窥谏者，礼也，视君颜色不悦，且却，悦而复前，以礼进退，此礼之性也；指谏者，信也，指者质也，质相其事而谏，此信之性也；陷谏者，义也，恻隐发于中，直言国之害，励志忘生，为君不避丧身，此义之性也。孔子曰：谏有五，吾从讽之谏。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去而不讪，谏而不露。故《曲礼》曰：为人臣，不显谏。”[11]《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强调：“礼有五谏，讽为上。若夫托物见情，因文载旨，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贵在于意达言从，理归乎正。”[12]
这些儒生之所以一再讨论讽谏的方式方法问题，是因为讽谏既可以达到批评君王过错的目的，又可以保全皇帝的颜面，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方式取得最佳进谏效果。更何况，在伴君如伴虎的汉代专制社会，讽谏是唯一能够给进谏者提供安全的劝谏手段。因为，武帝之后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与皇帝“予一人”的为所欲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臣民失去了人格、身份以及放言无惮的权利，在高压政治环境下，讽谏就成为唯一可行的进谏方式了。对于讽谏，西汉社会是持肯定态度的。例如，司马迁评价《天子游猎赋》是“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13]，宣帝也说：“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14]司马迁和汉宣帝都能够从汉赋颂美夸饰的表象下，洞见其隐藏的、有关现实政治的实用的一面，因而对之持肯定态度。
汉代辞赋以讽谏的方式实践公羊学的议政要求，但考虑到讽谏“羝羊触藩”进退维谷的尴尬地位：它既要坚持儒学先师道义担当，又要处心积虑地避免招致文祸，所以首鼠两端，这就决定了讽谏是根本不可能达到创作者所希望的劝谏效果的。何况，讽喻的“劝百讽一”，使得劝谏中掺入大量的颂美，势必令讽刺失去力度、意义。正因为意识到了讽谏类辞赋的无力，扬雄决定远离辞赋创作。扬雄对于辞赋创作的态度，前后截然不同。扬雄最初热衷于模仿司马相如的赋作，幻想通过辞赋来干预政治，他对辞赋寄寓了太多的东西，既要在其中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更希图以之引导帝王改过向善。这一时期的扬雄，饱含着参政热情，坚信文学能对政治发挥积极作用，以高度的使命意识来创作。但现实是无情的，扬雄饱含热情创作出来的辞赋，其效果却令人失望。例如，“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15]。这种欲谏反劝的相反效果，促使扬雄认真思考辞赋政治功能的有效性。思考的结果，是他主动放弃了早先的认识，开始批判辞赋“劝而不止”的巨大弊端。在《法言·吾子》篇，他总结自己的创作实践，批评辞赋创作是“童子雕虫篆刻”的“壮夫不为”的小玩意儿。在回答“赋可以讽乎”这个问题时，他的理解是“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对于辞赋“雾縠之组丽”，即文辞秀丽这一特点，他粗暴地批评是“女工之蠹”。由此可见，后来的扬雄完全否定了原来的自己，他对辞赋信仰的破灭，是源于自己创作实践的理性思考：“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髠、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16]文中谈及的“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就是对“劝百讽一”效果的准确批评，这四个字也是辞赋最为后人所诟病的缺陷。扬雄自我否定，将讽谏类辞赋贬斥为雕虫小技，是因为他认识到了辞赋不但起不到讽谏的效果，相反还会推波助澜，助纣为虐。扬雄的辞赋创作与他通过创作而得出的辞赋理论，证明了辞赋的所谓讽谏的政治功能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辞赋根本就不可能具备真正的政治干预功用。
无论是颂美还是讽谏，公羊学从天人之说出发，强调辞赋文学的经世致用精神，歌颂美政，讽刺不平，引导政治向善的方向发展。可是，文学创作的实践却一再地证明，歌颂易流于吹捧，讽谏则完全无效。扬雄晚年否定自我的案例，既证明了西汉时期辞赋创作的初衷与最终成果反差明显，也证明了汉代辞赋依附政治是绝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西汉时期的辞赋创作的经验总结说明，谨守一种政治理念，完全放弃自我以迎合政治，这样一种功利性的文风，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趋于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