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春秋公羊学对汉政的第二个重大影响，是公羊学成为武帝时期汉帝国的事实上的“宪法”，它成为汉帝国诸多法律的法理源头。

武帝朝的法律，与此前的汉法颇有不同。汉承秦制，汉初的法律由萧何制定，较为简便。元光年间，武帝命两位著名的酷吏张汤、赵禹共定律令。新的律令与此前的律令一大不同之处，是由简趋繁。考古发现，张家山汉简中的汉代法律科条分类细密，如金布律、徭律、置吏律、效律、传食律、行书律、均输律、史律、告律、钱律、赐律、奴婢律、蛮夷律、爵律、亡律等等。之所以法律兹彰，一个最重要原因是武帝“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53]。在严刑峻法的督责之下，整个官场的风气发生了变化，奉行无为治术的官吏在新法下成为渎职的罪犯，上至公卿下至小吏都要刻板严厉地按照法律做事。司马迁对此深有感慨：“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54]新律中的“见知之法”即“吏见知不举劾，为故纵”，对于那些“废格天子文法使不行”的渎职行为，新律视为大罪。这就造成了当时官场为自保而“文深”、“惨急”的用法刻深的新风尚。对此，公羊家学者、丞相公孙弘持认可的态度：“法不远义则民服而不离，和不远礼则民亲而不暴。故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和之所赏，礼之所取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故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55]在公羊家学者看来，法是实现治世必不可少的手段，不可侈言德教而放弃法律，只要是符合儒家之义（即宜）的法律就是政教的良器。

公羊学重视循名责实，上文提到的“部主见知”法即符合公羊家的这一主张。东汉的公羊家何休注《公羊传》桓公五年“葬陈桓公”条谓“（传文未书写葬的月份，这是为了）责臣子也！知君父有疾，当营卫，不谨而失之也”。陈桓公的去世，不是陈国的臣子弑君，而是因为臣子疏忽。对此，何休认为，臣子疏忽导致国君去世，臣子当为而不为，当与弑君同罪。正是秉持着这一理念，董仲舒谓：“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是故逄丑父当斮，而辕涛涂不宜执，鲁季子追庆父，而吴季子释阖庐。此四者罪同异论，其本殊也。俱欺三军，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诛或不诛。听讼折狱，可无审邪！”[56]董仲舒身为公羊家的大师，专门著《春秋决狱》和《春秋决事》两部书，为官员判狱作参考。这两部书虽然早已失传，但通观《汉书》的相关记述可以了解，这是把儒家的思想和原则应用到律令中去的尝试。

公羊家不仅积极制定律令，还积极参与时政，躬身参与大案、要案的审判。最具代表性的，是淮南王和衡山王的谋反大案。淮南王和衡山王怨恨文帝逼死其父淮南厉王，二人从受封为王时即准备造反。对此，董仲舒深以为忧，早在武帝登基不久的建元六年，董仲舒就借着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的两次火灾事件，而以公羊家的阴阳灾异理论进行这样的阐释：“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者众，所谓重难之时者也。陛下正当大敝之后，又遭重难之时，甚可忧也。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57]董仲舒的这段文字，很显然是针对“骄扬奢侈恣睢”的淮南王刘安。武帝虽然当时没有采纳，但当淮南王谋反事泄，他回想董仲舒的前言，于是派遣董仲舒的得意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58]。这一场大狱，牵连处死者达数万人，其所根据的判决原则，就完全来自“《春秋》谊”即公羊家说。

昭、宣时期的法制，继续武帝根植于公羊学理论的严刑峻法。

武帝治理天下的心得，是杂糅“霸道”（即严刑峻法）与“王道”（即儒家经典所描绘的仁政），后来宣帝对太子谈到的所谓“汉家”所特有的制度，即是指此。

昭帝刚上台时，有燕王旦谋反事件和上官桀、桑弘羊谋反事件。在整治这些大案要案时，霍光采取的是武帝惯常使用的残酷做法，他“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59]。霍光同时的杜延年也直言霍光治下，“狱深”且“吏为峻诋”[60]。但霍光的刻深，也仍然是以公羊家学说为理论支撑的。昭帝即位四年后，京城有人冒充戾太子，一时议论纷纷，公卿大臣们前往辨认，也都“莫敢发言”，看来这个冒名的戾太子神似被武帝杀害的戾太子，朝臣们因此无法判断真伪。京兆尹隽不疑后到，叱令从吏收缚此人，面对同僚担心此人确系戾太子，隽不疑答道：“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隽不疑以《春秋》案例比对此案，卫灵公世子蒯聩得罪灵公，被卫灵公驱逐出国，卫灵公临终立蒯聩之子辄为接班人。当卫灵公去世后，蒯聩回国与自己的儿子辄争位，父子刀兵相见。《公羊传》对此问题的解释，是右袒辄而批评蒯聩。颜师古注谓：“蒯聩得罪于灵公而出奔晋，及灵公卒，使辄嗣位。而晋赵鞅纳蒯聩于戚，欲求入卫。鲁哀公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公羊传》曰：曼姑受命于灵公而立辄，曼姑之义，固可以距蒯聩也。辄之义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也。”隽不疑征引这个案例，来证明即便此人确系兵败失踪的戾太子，他也因为举兵造反而罪不可赦。昭帝与大将军霍光对隽不疑的行为大为赞赏，认为“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61]。

在地节二年霍光去世宣帝亲政后，宣帝在二十年的统治时期内，依旧沿着武帝的道路前进，他崇尚法治，重视文吏，“信赏必罚，综核名实”[62]，以刑名绳下。上引宣帝“汉家制度”之语，就其实质而言，乃是承袭武帝以儒术缘饰严刑峻法的治术，以霸道为主而以王道为辅。宣帝的所谓“霸道”，主要是以严厉刑罚统治国家。这些严刑峻法，由上文可知，乃是本着公羊学的经义而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