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春秋公羊学对汉政的第四个重大影响，是公羊家学说在西汉中后期政局走向和指导舆论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公羊家自武帝朝开始，称霸学坛，垄断思想界，但是它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理论界，而在现实政治层面，公羊家却并不得志。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悖论：公羊学在法理等核心政治理念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汉政，但在实际的政治操作层面，公羊家却被认为是“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68]的俗儒，而被排除在政治核心以外。但是，以公羊家为代表的儒生掌握着知识特权，他们在西汉又成为民意呼声的代言人，因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为昭宣时期的盐铁议。
武帝即位后，奢侈多欲，更兼对四方连年征战，致使文景盛世所积累的财富消耗殆尽。为此，朝廷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来兴利，卖爵、货币改革、盐铁、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措施纷纷出台。这些举措，都违背了儒家一贯的政治主张，因而遭到了儒生——尤其是公羊家的坚决反对。董仲舒的意见颇有代表性，他认为，官不当与民争利，盐铁这类生活必需物资的生产、经营权应该放还给民众。当时的御史大夫卜式在回答武帝如何因应旱灾时，甚至大胆地说皇帝“当食租衣税而已”，而武帝朝最主要的兴利大臣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的行为令皇帝和朝廷蒙羞时，卜式提出的解决旱灾之道竟是“烹弘羊，天乃雨”[69]！武帝在世时，时议就已经如此。武帝去世后，儒生主导的这种意见更是风靡一时，昭帝即位后，这一意见已经强大到连皇帝也无法视而不见，于是，昭帝征召天下的贤良、文学之士汇聚京师，共商国是，而讨论的主题就是是否废除盐铁官卖的既定政策。这些来自帝国各地的六十余位书生可以视作当时的民意代表，他们代表广大无知识的农、工、商，宣示下等民众的呼声。
这些贤良、文学秉持着儒家——尤其是公羊家的王道理想，批评武帝以来的暴政。所以，这场论战的一方，带有强烈的公羊学特色。而后来将这场论战双方交锋对垒的记录整理为《盐铁论》并以之名世的桓宽，也是治《公羊春秋》的学者。因此不难理解，书中贤良、文学侃侃而谈时，征引最多的儒家典籍就是《公羊传》。据陈苏镇先生统计，贤良、文学方面，“引用《春秋》共二十一例，其中十五例出自《公羊传》，五例不知出处，一例见于《谷梁传》”；而论战的对手御史大夫桑弘羊，“引《春秋》也有十二例，其中十一例出自《公羊传》，一例出自《谷梁传》”。一场举国瞩目的政治大辩论，对战的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将《公羊传》视作申明己见、打击论敌最有力的武器，这充分说明公羊学在武帝朝以后，依然是影响时政最大的第一显学。其影响力度之大，实在是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昭帝元凤三年正月，在帝国东部的泰山和帝国中枢的长安以及昌邑，分别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异事：“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处，有白乌数千集其旁。”[70]与此同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字曰‘公孙病已立’”[71]。于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眭孟以公羊家灾异论的立场，“推《春秋》之意”，对这些异象做如下解释：“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72]眭孟使友人内官长赐将自己的解释上奏皇帝，时昭帝幼冲，大将军霍光秉政，认为赐、孟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于是二人被杀。无独有偶，宣帝时期盖宽饶的遭遇，与眭孟很像。据《汉书》本传，盖宽饶“明经，为郡文学。以孝廉为郎，举方正，对策高第，迁谏大夫”。这是一个典型的儒生入仕经历。他官至司隶校尉，“欲以太古久远之事匡拂天子，数进不用难听之语，以摩切左右”。但宣帝“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于是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最终，“宣帝以宽饶怨谤终不改，下其书中二千石。时执金吾议，以为宽饶指意欲求禅，大逆不道，于是下宽饶狱。宽饶不甘受辱，乃引佩刀自刭”[73]。
眭孟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同时也是位列今文十四博士的严彭祖与颜安乐的老师，在西汉公羊学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以大儒的身份，以董仲舒的灾异理论和天人感应学说来解释时政、干预时政，要求昭帝禅让；盖宽饶是一个典型的儒生官员，他与眭孟不约而同地讽喻宣帝禅位贤人，绝非偶然。他们的言行与此前的贤良、文学要求昭帝改变武帝霸道政治一样，反映了公羊家对时政、对刘汉王朝的失望。
为了应对学界改革的呼声，汉元帝开始实施符合儒家精神的改制运动。班固引其父班彪对元帝的评价是：喜好儒术，继位之后便“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74]。元帝崇信儒生，以大儒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为丞相，显示了他与武帝、宣帝霸政迥异的施政取向。但他的改制，避重就轻，仅仅停留在自省、节俭和改革宗庙制度等琐事上，对于汉制根本层面存在的问题却尽量回避。哀帝即位，同样碌碌无为。举国上下对时政的失望，给了外戚王莽以改制的机遇。
王莽虽是外戚，但绝不骄奢淫逸。他少年失怙，家境孤贫，却谦恭向学，言谈举止是醇儒的做派，抚养老母甚孝，又敬事寡嫂，恩养侄子，因而赢得了家族内部成员和儒生群体的交口称赞。他于成帝末期终于位极人臣，成为辅政的大将军。虽然哀帝继位后他被冷落，但哀帝去世后他又立即成为王太后最倚重的朝臣，太后赐他“安汉公”的尊号，群臣和儒生视他为周公再世。在全国舆论一边倒的颂美支持之下，王莽以公羊学“致太平”的理想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借重于古文经学，重用改革派名儒孔光、平晏等，开始了盛大的汉末改制运动。
王莽以身作则，厉行节约，身体力行儒家教诲，得到了天下士子的拥护。元始三年，儒士陈崇上书颂美王莽的功德，谓莽：“事事谦退，动而固辞。《书》曰：舜让于德不嗣，公之谓矣。自公受策，以至于今，斖斖翼翼，日新其徳，增修雅素以命下国，逡俭隆约以矫世俗，割财损家以帅群下，弥躬执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学以隆国化，僮奴衣布，马不秣谷，食饮之用，不过凡庶。《诗》云：温温恭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公之谓矣。克身自约，籴食逮给，物物卬市，日阕亡储。又上书归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钱献田，殚尽旧业，为众倡始。于是小大乡和，承风从化，外则王公列侯，内则帷幄侍御，翕然同时，各竭所有，或入金钱，或献田亩，以振贫穷，收赡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鲁公仪子不茹园葵，公之谓矣。开门延士，下及白屋，娄省朝政，综管众治，亲见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审知白黑。《诗》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易》曰：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公之谓矣。比三世为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职，填安国家，四海辐凑，靡不得所。《书》曰：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公之谓矣。此皆上世之所鲜，禹、稷之所难，而公包其终始，一以贯之，可谓备矣。”[75]陈崇的奏疏，对王莽极尽赞美之辞，可见在王莽主政的这一时期，朝政确实大为改观。甚至四方也开始歆慕向化，匈奴单于上书自愿改名，东夷国王也越海献宝。公羊家关于教化天下的由京师而诸夏而“夷狄”的理论，在此得到了实践。
《汉书·王莽传》的描述在强化读者这样一个印象：王莽的“致太平”是虚伪不实的，乃是服务于他的政治野心。但考虑到《汉书》作者班固对王莽的批判立场，我们还是要剔除事实之外的史家的偏见。可以这样认为：自武帝以还，刘汉王朝虽然偶有中兴，但已经不可避免地为内外诸多问题困扰，国势日下，民心失望，王莽的改制，虽然有其自己的算计，但总体上还是回应了社会的期许，在一段时间内还是改善了时政，给了当时的儒生和民众新的希望。
汉末政治最大的两个弊端是土地兼并严重和奴婢制度的不合理。针对土地兼并问题，包括公羊家在内的儒生都要求实施“井田”之制以化解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批评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导致“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而小民困乏的现实，而汉却对秦的这一弊端沿袭不改。董仲舒因此提出：“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76]王莽改制的一大重点就是回应公羊家们的此项呼吁。始建国元年，王莽颁布《王田令》：“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书》曰：予则奴戮汝，唯不用命者，然后被此罪矣。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刼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反虏逆贼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77]王莽目标是废除弊政，但他的改制的效果很差，据《汉书·食货志上》，王田令颁布后，因为“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这就导致了“天下嗷嗷然，陷刑者众”的难以为继的局面。所以，王莽顺应了汉末整个社会对改制的呼吁，但却以失败告终。对于王莽的失败，与他同时代的桓谭批评道：“王翁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义退致废乱！”[78]
王莽的失败，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其实是整个儒学理论的失败。王莽的失败说明，儒学是一种只能坐论而不能实践的治术。西汉中期以来的改制呼声，至此走入死胡同。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学理论主导了这一时期的舆论，并对这一时期的政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孙筱认为：“今文经学通过致用，开拓了一条从书面理论走向社会实践的道路；并通过对自身功能的不断开发，使这条道路逐渐宽大而畅通无阻。自西汉中期以后，经学对社会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日益加强。这从通晓经书为入仕捷径方面可以看出来；从皇帝诏书与臣子对策引经据典风气中可以看出来；从汉代汉律多以经义断事的具体实例可以看出来；从汉代官学、私学皆以经书为教材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来。经学的致用来源于汉代经师对经书义理的演绎与阐述，今文经学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其致用的学术取向，实际是其直面现实、讲究应世的学术精神的反映。孔子创派之始，儒学注重现实的学派风格已经确立，儒学对个人道德建设的关注，与其说是对社会日常伦理生活的讨论，毋宁说是对社会实际而具体问题的考察。至战国时，后儒们已经把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道德重建联系在一起，对儒学理论致治于社会，做了许多努力。今文经学实际上是这些努力的继续。这就因为今文经书多成型于这一时期，而汉代社会也是战国以降社会变化的继续。”[79]
[1]民众蒙昧，对于政治的高层设计并不了然，仅以自身的际遇为标准而反对秦政。精英阶层在否定秦政这一点上，与普通民众并无二致。这一批评秦政之潮，始于汉初的黄老道家，儒生步武其后。如陆贾、贾谊等有所建言，则往往以秦政为反面教材。这渐渐形成了一种言说的定势而横亘于两千年的古代中国政界与学界。
[2]刘邦的真实意愿，可以从《史记·高祖本纪》所记他在天下稍稍安定后，有计划地铲除异姓王侯而大封刘姓王侯这一举措看出。但高祖铲除异姓王而封建同姓王的举措，一则说明汉初各阶层人对于封建的普遍认可与迷恋，二则说明即便身为开国皇帝的高祖，也认为像西周那样广泛地封建诸侯，可以达到藩屏王室的目的。这就是时代的局限。
[3]《史记·萧相国世家》。
[4]《汉书·食货志上》。
[5]《史记·吕后本纪》。
[6]《汉书·食货志上》。
[7]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8]《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9]《汉书·食货志上》。
[10]《汉书·食货志上》。
[11]《史记·孝文本纪》。
[12]《史记·酷吏列传》。
[13]《汉书·刑法志》。
[14]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15]详见《汉书·食货志上》。
[16]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17]汤志钧、华友根、承载、钱杭：《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18]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19]陆贾撰，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页。
[20]陆贾撰，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9页。
[21]陆贾撰，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64页。
[22]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7页。
[23]陆贾撰，王利器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4—325页。
[24]陆贾撰，王利器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2页。
[25]陆贾撰，王利器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2页。
[26]董仲舒撰，苏舆义证：《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6—168页。
[27]董仲舒撰，苏舆义证：《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4—165页。
[28]董仲舒撰，苏舆义证：《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0—172页。
[29]《汉书·董仲舒传》。
[30]汤志钧、华友根、承载、钱杭：《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31]皮锡瑞：“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最为纯正。”“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0、101页。）
[32]代表性的意见如马宗霍《经学通论》，马先生将汉代经学分为三个阶段，认为武帝立五经博士至宣帝石渠阁会议间的第二阶段最为重要：“第二阶段在经学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不仅开创了往后历朝历代所沿袭的经学学制，也确定了儒家经典在往后两千多年的独尊地位”（马宗霍：《经学通论》，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3页。）
[33]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34]《汉书·贾谊传》。
[35]《汉书·董仲舒传》。
[36]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页。
[37]《史记·儒林列传》。
[38]《汉书·严助传》。
[39]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222页。
[40]《汉书·严助传》。
[41]《春秋繁露·楚庄王》。
[42]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
[43]《汉书·董仲舒传》。
[44]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
[45]《论语·季氏》。
[46]《汉书·董仲舒传》。
[47]《史记·东越列传》。
[48]《史记·南越列传》。
[49]《资治通鉴》卷二十二。
[50]《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51]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页。
[52]《盐铁论·击之》。
[53]《汉书·刑法志》。
[54]《史记·平准书》。
[55]《汉书·公孙弘传》。
[56]《春秋繁露·精华》。
[57]《汉书·五行志上》。
[58]《汉书·五行志上》。
[59]《汉书·循吏传》。
[60]《汉书·杜延年传》。
[61]《汉书·隽不疑传》。
[62]《汉书·宣帝纪赞》。
[63]《史记·封禅书》。
[64]《汉书·终军传》。
[65]《汉书·司马相如传》。
[66]《史记·封禅书》。
[67]《汉书·吾丘寿王传》。
[68]《汉书·元帝纪》。
[69]《汉书·食货志下》。
[70]《汉书·五行志中之上》。
[71]《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72]《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73]《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
[74]《汉书·元帝纪赞》。
[75]《汉书·王莽传上》。
[76]《汉书·食货志上》。
[77]《汉书·王莽传中》。
[78]桓谭：《新论》。
[79]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