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汉时期天人理论之作用于文学，有着从内容到形式的多种表现。而首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西汉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其结构方式上所受该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影响一部著作的整体结构，亦可以表现为影响某一单篇作品的组织结构。

早在西汉初期的文学中，作者们就已经表现出了在结构文章时有意识地将天与人的属性一一对应起来。汉初的《淮南子》认为人的孔窍肢体都是通于天的，具体而言，“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6]；而人的肢体与天也是呈相对的对应关系，例如“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日中有踆乌，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蚀无光；风雨非其时，毁折生灾；五星失其行，州国受殃”[7]。大自然中的各种现象，都可以从人类这里找到相对应的情绪：“阳施阴化，天之偏气，怒者为风；地之含气，和者为雨。阴阳相薄，感而为雷，激而为霆，乱而为雾，阳气胜则散而为雨露，阴气胜则凝而为霜雪。”[8]总的来说，《淮南子》的作者认为，天和人一体同构，绝无差别。从时间来说，天的四时与人的四肢呈对应关系；从空间来说，天的九解与人的九窍呈对应关系；从整体构成来说，天上的五星与人的五脏呈对应关系。甚而可以这样认为，天候气象与人类器官之官能，也可以一一对应。在《淮南子》的作者们的心目中，自然现象是有其目的的一种存在，天和人一样，有其人格，亦即天也有喜怒哀乐。

另一部结构上深受天人理论影响的大部头著作，是有史家绝唱之称的《史记》。用宇文所安的话说，司马迁“活着为了著书，著书为了活着”，他穷尽一生心血，甘愿忍受耻辱而苟活下来，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的嘱托，写好《史记》这部究天人、通古今的史书。为了达到既继承《春秋》又超越《春秋》的目的，司马迁在开始编撰之前，先从结构入手，认真思索、细密安排。反复阅读《史记》可以发现，从一百三十篇中每篇的所有细节到整部书的宏观布局，司马迁都注意以天人之说来结构自己的这部史书。这个特点，最明显地体现在有着开宗明义性质的全书序言——《太史公自序》中。在这篇序言中，作者对《史记》全书结构的设计是：“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这就是包括全篇结构的“五体”。在司马迁的设计里，五种体例各有各的分工，而又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这五种体例间的分工协调，就犹如人的四肢互相配合一样：十二本纪，负责记载王朝大政，可以理解为全书的主干；三十世家，负责记录诸侯国历史，是本纪的附庸，可以理解为微型的本纪。在此，司马迁以三十这个数字来统摄世家，还有一层深意：“象黄帝已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车三十辐，运行无穷，以象王者如此也。”[9]即以每个车轮由三十根辐条组成来喻指辅弼中央的各个侯国；七十列传，负责记录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庶民百姓的各阶层杰出人士的生平，这是对本纪和世家所记录的粗线条历史进行的细化；八书，负责记文化史，重在探索历史深层的一些推动因素；十表，负责记琐事，凡是次要的人物和事件，不值得专门写入列传，则将之统统置于表内，以起到眉目清楚、细大不捐的作用。这十篇表，乃是本纪和世家的不可或缺的补充、说明材料。就这样，五种体例既有各自的分工，又相互间协调合作，形成了《史记》全书详略得当、叙事清晰等结构上的优点。

从这五体的设计初衷看，司马迁是要沟通天人，将天的结构搬进《史记》，这种模仿，也和上述《淮南子》的意见一样，将该书与天一一对应。具体地说，就是模拟天空的星相：既然天上繁星拱卫北辰，则司马迁以五体中的本纪当北辰；二十八星宿近卫北辰，则司马迁以三十世家拱卫十二本纪；天上星象以北辰为主，以二十八星宿为辅，以漫天的繁星为北辰的子民，司马迁则以七十列传为十二本纪的辅翼。这种天与著作在结构上的比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史记》的结构，也确实气势恢宏，有着天人同体同构的特色。

司马迁之所以这样处理《史记》的结构，除了援引先秦史书的先例因素，除了《淮南子》关于天人同构的论述的因素，还有一点不得不说，那就是他的业师董仲舒的天人理论的影响。在《春秋繁露》里，董仲舒有大量条目阐述天与人的类比关系，最典型的一例是《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人之身，首而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仔细比较这段文字和《太史公自序》对五体的阐述可以发现，在天人感应的问题上，在数字细节的附会上，司马迁深受老师的影响。对于天人合一理论，西汉中期以后的作者们渐渐视之为信仰，因而很自然地在结构自己作品时应用这一理论。这种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要归因于主流思想对文学的浸润。

再来考察汉赋，可以发现，受到时代风尚的影响，为数众多的赋家在结构其辞赋时，也是以天人感应互动的理论来结构文章。李炳海先生通过细密排查分析，将西汉辞赋中的时空排列方式分为这样的两种主要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汉代有些辞赋继承战国说辞的传统，天地四方的排列依然是随意的，各篇作品没有统一的规则”，比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四方的次序是“东—西—南—北”，扬雄《甘泉赋》中四方的次序是“东—西—北—南”，班固《东都赋》中四方的次序是“西—东—北—南”，张衡《东京赋》中四方的次序是“北—南—西—东”，冯衍《显志赋》中四方的次序是“东—西—北—南”。这就呈现出无序的混乱状态。第二种情形则不同：“汉代有些辞赋作品的空间方位排列次序出现另一种格局，即趋同划一，遵循着相同的轨迹”，比如司马相如《大人赋》、扬雄《蜀都赋》、张衡《思玄赋》、王逸《荔支赋》中四方的次序，就都是“东—南—西—北”的排列[10]。李先生排查、分类后经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第一种情况，即继承战国说辞的那一小部分汉赋，作品中天地四方的内在结构尚处于无意识组织的阶段；而第二种情形的作品数量远多于第一类，这些摆脱了战国时期作品影响的赋作，它们的内在的天地四方的结构，开始演变为有意识的组织安排，即“遵循既定的规则”，是赋家“头脑中已经有预设的模型”[11]。在解释司马相如和扬雄这两位赋家的作品内在结构以“东—南—西—北”这一固定的模式来排列赋作空间的原因时，李先生认为这“和五行学说确立的时空框架有直接关系”[12]。实际的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对于李先生的解释，笔者基本赞同。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文学结构上的共性现象，成因是很复杂的，究其原因，西汉时期五行学说的影响确实存在。但从宏观的视角看，这种文学现象的普遍化和常态化，应该有着更深刻的内因，即天人理论的盛行，影响了西汉时期赋家的思维，并进而影响到西汉赋作结构方式的趋同性演变。上述的司马相如和扬雄的赋作虽然数量有限，但由于二人在西汉辞赋界一代文学宗主的崇高地位及其影响，他们两人的写作题材、创作手法、创作模式和思想倾向性，确为西汉一代辞赋作家仿效的模范。他们两人的作品结构方式，最典型地说明了西汉赋家对天人理论的认可与接受程度，它反映了西汉时期天人思想对于当时文士的巨大影响。受此风气影响，东汉辞赋大家张衡在其《思玄赋》中，写抒情主人公厌憎俗世的丑恶而超然遨游时，在天地各个方位的感受，是“东方之情怒，南方之情恶，西方之情喜，上方之情乐，下方之情哀”。这种将空间方位与人的诸多情绪一一对应的套式，是西汉文学天人合一的结构方式在后汉的再现。

无独有偶，西汉时期的政论文，其结撰方式也呈现出这样的趋向。例如，西汉宣帝、元帝之间的，与萧望之、匡衡齐名的大儒翼奉，雅好“律历阴阳之占”。这种“律历阴阳之占”，乃是西汉时期受到公羊学影响而出现的、以天人思想为主题构建而成的一种神秘文化。这种学问得到了当时士子的歆羡，于是，有平昌侯王临强行要拜翼奉为师学习这些秘术，翼奉无法面拒，唯有上疏元帝。这篇奇特的奏疏，是这样开篇的：“知下之术，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申子主之。东方之情，怒也，怒行阴贼，亥卯主之。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二阴并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礼经》避之，《春秋》讳焉。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宽大，巳酉主之。二阳并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诗》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乐也，乐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属阴，戌丑属阳，万物各以其类应。”[13]翼奉对北方、东方、南方、西方、上方、下方这六方不同的属性，进行了怪异的归类和定性：“北方水，水生于申，盛于子。水性触地而行，触物而润，多所好故；多好则贪而无厌，故为贪狼也。东方木，木生于亥，盛于卯。木性受水气而生，贯地而出，故为怒；以阴气贼害土，故为阴贼也。北方阴也，卯又阴贼，故为二阴，王者忌之，不举乐。《春秋》、《礼记》说皆同。南方火，火生于寅，盛于午，火性炎猛，无所容受，故为恶；其气精专严整，故为廉贞。西方金，金生于巳，盛于酉。金之为物，喜以利刃加于万物，故为喜；利刃所加，无不宽大，故曰宽大也。上方谓北与东也。阳气所萌生，故为上。辰，穷水也。未，穷木也。翼氏《风角》曰：‘木落归本，水流归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乐也。水穷则无隙不入，木上出，穷则旁行，故为奸邪。下方谓南与西也。阴气所萌生，故为下。戌，穷火也。丑，穷金也。翼氏《风角》曰：‘金刚火强，各归其乡。’故火刑于午，金刑于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时而受刑，至穷无所归，故曰哀也。火性无所私，金性方刚，故曰公正。”[14]

翼奉将月令干支理论与阴阳五行理论融入天人理论之中，在奏疏中大谈阴阳五行化的天人感应理论，并以此为主题来结构奏疏。他机械地将人的六种情绪与天的六个方位对应，以艰涩的天人理论来指导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