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董仲舒将今与古进行对比，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一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他提出，今之汉政存在着缺陷，需要更化：“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39]这是委婉地提醒武帝，需要以永恒天道衡量、改易汉政的不合理之处。为此，董仲舒提出了一整套的基于天人感应原理的服务于汉政的方针政策。
在传统儒家看来，施政的首务，是使风俗醇美，这是对人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干预，所以，如果人情风俗败坏恶劣，则移风易俗就成为施政者必须首先考虑的大问题。孔子生当春秋末叶，对礼坏乐崩的道德滑坡现象痛心疾首，他提出要克己复礼以回到西周的美好风俗，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早期回应。董仲舒所生活的汉初，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为此前近三个世纪的战国与秦朝动乱，使得社会的道德败坏问题愈加突出。此外，两百多年的割据战争，使得思想界对伦理道德问题失去了共同认可的标准，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混乱性。董仲舒要为汉帝国立法，首要问题便是如何移风易俗，使风俗回归到正途。董仲舒对此前的诸子伦理思想进行比较和取舍，他以传统儒家的认识为基础，杂取诸子的论述，从自己创造的新天人关系理论出发，提出了王道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以对此问题予以回应。
包括汉代在内，古代中国一向是以农业立国，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每一个社会中的人，都具有多重身份。而当时的社会，无论是从生产组织还是从制度统治来说，成年男丁都是最重要的社会成员。他既是家庭的主干、生产劳作的核心，又是差役、赋税的主要承担者，还是王权统治所必需的骨干臣民。因此，对于成年男丁的伦理道德规范，既是稳定家庭的要务，也是稳定统治的必需。男丁是家庭内部的核心成员，围绕着他，两种最主要的亲情关系是父子和夫妇；作为被统治基层的基干，他与最高统治者——皇帝则形成了臣与君的关系。所以，董仲舒敏锐地抓住了成年男丁在家庭内外居于重要地位的这一本质，围绕着他而提出了君臣、父子、夫妇三种主要人伦准则，明确规定了在三种人伦中何者为主、何者为从，从而确立了影响古代中国两千多年的王道三纲观念：“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40]董氏在这里，把三种主要人伦关系归结到天，这就使得三纲的主从关系具有了不可怀疑的神圣性。前文已经论述，董氏的思维习惯是将人世间的一切都成对地归纳为阴阳关系，所以，在这里他依然秉持着这一逻辑：君臣、夫妇、父子都是阴阳的关系，前者为主而后者为从，这都是天道、天意，因为不可违逆。在《春秋繁露》的“基义”条，他继续发挥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夫者，妻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他先极力论证天地间的万物都一一偶合于阴阳，然后再以此为基点来推演开去，将夫妻、父子、君臣三对人伦关系纳入其中。再以阳主而阴从的理论，将三对范畴分出主次，从而将自己的三纲理论自我神化。
纲，即“纲举目张”的“纲”，对于这个字的解释，东汉白虎观会议留存下来的记录是：“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纪纲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诗》云：‘亹亹我王，纲纪四方。’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41]可见，这三种人伦关系，是所有其他人伦关系的主纲，具有统摄全局的重要意义。
三纲之首，是对君臣关系的要求——君为臣纲。
董仲舒之前的学者，对君臣的理解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较为圆通，他提出时政的首要任务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每个社会中人做好自己的本分。具体到君臣关系问题，他既要求“臣事君以忠”，也强调“君使臣以礼”，认为君臣二者是平等关系，双方都有增进彼此感情的义务[42]。孟子则以民重君轻的革命性言论，提出臣的重要性高于国君的观点。他以民本思想为出发点的这一意见，是战国时期尚贤风气的产物[43]。荀子在君臣关系的问题上，虽然要求臣要忠诚于国君，但他强调“从道不从君”，则还是体现着战国诸子横议的时代风气[44]。进入西汉，大儒贾谊也意识到了提振包括君臣关系的诸人伦的重要性：“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45]
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董仲舒根据汉帝国的实际需求，根据君尊臣卑的基本设计理念，将君臣关系进行了根本的改造，从而最大化地服务于汉帝国的一统要求。在《春秋繁露》的“离合根”条，他如此描述君与臣的地位与功用：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摈者赞辞，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
为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险易、坚软、刚柔、肥臞、美恶，可就财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财也。为人臣者比地，贵信而悉见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财之，故王道威而不失。为人臣，当竭情悉力而见其短长，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犹地之竭竟其情也，故其形宜可得而财也。
董仲舒将君比于天，因而君具有与天类似的诸多优点和美德；他将臣比于地，因而具有先天的卑贱地位，且以服侍君为其天定的义务。这种君尊臣卑的意见，断绝了之前君臣关系的双向互动性质，将权利统统归于君而将义务统统划归给臣。既然君臣地位如天地般悬隔，董氏对臣提出了诸多的不合人情的要求，例如：“臣有恶，擅名美，故忠臣不显谏，欲其由君出也。《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46]以尊君抑臣为出发点，为了达到政治的和谐一统，董仲舒不惜牺牲臣的尊严和独立性，片面宣扬臣单向的忠诚美德，以成就君为臣纲的最终目的。
君为臣纲宣扬的是忠道，而王道三纲的第二伦父为子纲，宣扬的则是孝道。
孔门一向重视孝道，《论语》里多处提到孝道的重要性，甚而有专门的宣扬孝道精神的《孝经》传世。在儒家理论里，人伦关系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而在诸多的人伦准则中，孝和忠最被看重。儒生也渐渐将孝与忠这两大人伦守则联系到一起，“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观念开始出现。董仲舒将父为子纲确立为王道三纲的第二条，原因即在于此。在回答河间献王提问为何《孝经》将孝道称为“天之经”时，董氏以阴阳五行观进行解读，他先是罗列了五行木火土金水的相生关系：“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本着人法天的精神，董氏提出：“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此之谓也。”在回答河间献王疑问为何《孝经》称孝为“地之义”时，董仲舒发挥了他对为人子者所当行的看法：“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风雨者，地之所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从天气者，故曰天风、天雨也。其曰地风、地雨也，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非至有义，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五声莫贵于宫，五味莫美于甘，五色莫贵于黄，此谓孝者地之义也。”[47]董氏将五行的“邻相生”原则运用到对父子之情的解读上，牵强地将五行、四时的运行规律与人类父子的尊卑主次联系起来，从而将孝道由孔子的血缘亲情改造为取法天地之道的永恒规则。和君为臣纲一样，父为子纲将无条件服从的要求强加到儿子的身上。不服从父亲的命令，将会成为违逆天地之道的大罪。可见，王道三纲在内在精神方面，是一脉相通的。
和父为子纲一样，夫为妻纲，也是为了调和家族内部的人伦关系。董氏将夫妇的关系与阴阳挂钩，认为也要取法于阴阳之道：“贵阳而贱阴也。故数日者，据昼而不据夜；数岁者，据阳而不据阴，不得达之义。是故《春秋》之于昏礼也，达宋公而不达纪侯之母。纪侯之母宜称而不达，宋公不宜称而达。达阳而不达阴，以天道制之也。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阴之中亦相为阴，阳之中亦相为阳，诸在上者皆为其下阳，诸在下者各为其上阴。阴，犹沈也，何名何有，皆并一于阳，昌力而辞功，故出云起雨，必令从之下，命之曰天雨，不敢有其所出。上善而下恶，恶者受之，善者不受。”[48]妻子当阴，丈夫当阳，根据阳主阴从的规律，妻子必须服从自己的丈夫，所以，丈夫再无能，妻子也不可以稍有轻视，这就和臣必奉君是一个道理。
君臣、父子、夫妇都是一对对的阴阳对应关系，而每一对范畴，都是后者服从前者。董氏又根据阴阳和五行的互通关系，在五行之中尤其瞩目于土。土者，地也；地者，卑贱服从之义也。土的德行，体现为人伦，便是臣道、子道、妻道。君权、父权和夫权，成为与天对应的尊贵、指使的一方；而臣、子、妻，则成为与地对应的卑贱、服从的一方。
董仲舒提出的与三纲相对应的另一组人伦准则，是五常——仁义礼智信，这是为社会中人规定的五种道德准则。三纲和五常相互联系，并且共同发挥作用。在董仲舒看来，之所以要大张旗鼓地提倡五常之道，是有着非常紧迫的现实要求的：“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49]董仲舒将教化视作圣王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因而，针对汉初承秦政弊端之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将道德教化作为整齐民风、醇美民俗的建议。
在董仲舒之前，孔子对于道德的要求，较为宽泛，孔子以“仁”为核心，提倡忠、孝、恕、悌、敬、礼、智、勇、信、宽、敏、惠等。董氏将孔子的诸多道德要求进行简化，从中寻找出汉代社会最需要的五种道德，并以自己的五行学说相附会：“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进经术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执规而生，至温润下。”“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马尚智，进贤圣之士。”“中央者土，君官也，司营尚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义，臣死君而众人死父。亲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司寇尚礼，君臣有位，长幼有序，朝廷有爵，乡党以齿。”董氏将五常与五官和五行一一对应，从而为五常披上了神圣性的外衣。在董仲舒的伦理体系里，这五种道德准则对所有社会中人都起着规范的作用——即便是皇帝也不能例外。而皇帝要求得治世，就必须修持这五常之道，唯有如此，才会“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50]。
董仲舒将王道三纲和五常之道互相配合，王道三纲解决的是三组最重要的人伦关系，五常之道则是具体为所有人指出了应遵循的五种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在董氏看来，唯有彻底贯彻这两者，才会体现天道，才能为汉帝国带来真正的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