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汉文学最具特征的文体是汉赋，它是西汉两百年间的主流文学。对汉赋的整体考察可以发现，武帝之后的西汉赋家，与春秋公羊学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赋作的立意、结构、用语，都可以发现公羊学的影响。这些辞赋显示了赋家的经学素养，这些辞赋的文学风格显现了类似于公羊学经说的特征。
通观西汉辞赋的创作史，不难发现，汉初的七十余年间，优秀的赋作家基本上聚集在以淮南王安、吴王濞、梁王武、楚王交为代表的诸侯国，在诸侯藩国里，赋家待遇优厚，享有高度的人身自由，可以自由地创作。武帝亲政之后，尊儒和削藩两大政策的出台，改变了这一局面。尊儒政策使得文士们从思想上亲近汉中央朝廷，削藩政策则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削弱了藩国实力，藩国实力锐减之后，已经再也养不起众多的文学侍从，这就从现实功利的层面驱使文士们流向他们现在唯一的归宿，即汉帝国的中央朝廷。于是，从战国以来一直存在的君王礼敬贤人的君臣关系，一变为贤人奔走于君王左右。这种新型的人才供求关系，完全改变了赋家的生存状态。从武帝之后，赋家们丧失了最可宝贵的自由，失去了思想的自主，成为皇帝御用的文人，他们以自己的创作换取皇帝的庇护和豢养。这样的转变，除了少数情况之外，是多数赋家所乐意见到的，他们认为自己以个体自由为代价换来了襄助鸿业的机会是值得的。他们以自己的所长创作符合要求的辞赋，通过真诚地颂美汉政，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期望，他们认为这就是自己身为文人应尽的本分。赋家主动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向公羊学靠拢，他们服膺公羊学的学术魅力与政治影响力，主动将公羊学的思想理论吸收进自己的创作中去，将公羊学的天人思想奉作创作的指导原则。
在汉武帝时代，辞赋作家因为各自的经学造诣有别，导致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与自我评价并不相同。有的赋家如枚皋、郭舍人，虽然也为汉武帝所豢养，创作了一些令武帝愉悦的赋作，但他们“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因而并不被武帝所尊重，他们地位卑下，与俳优同列，其存在的价值是供武帝娱乐，因而有“自悔类倡”的自我评价[24]。对于那些通今文经术的赋家而言，状况要好很多。他们对自己有着更高的期许，武帝对待他们的态度也尊重的多。这类赋家的作品，经学味道浓厚，司马相如是他们的代表。
对于司马相如的学术背景，《史记》、《汉书》本传都未言及，但还是有些材料可以让后人窥见一些蛛丝马迹。《汉书·地理志》谓“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25]。从这段文字来看，司马相如在青少年时期，是受到郡守文翁启迪的，而这位对相如影响巨大的循吏，他的专业是《春秋》公羊学。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司马相如对于《春秋》公羊学应该并不陌生，从他的辞赋代表作来看，他的公羊学造诣应该还是很深厚的。将司马相如视作儒生，是合适的。传统的儒生最轻视的一类人，便是纯粹的文人，因为他们认为文人身无长技，寡廉鲜耻。受过经学熏陶、有着儒生抱负的司马相如，应该对于自己与不学无术的赋家枚皋之流为伍深感耻辱。《史记》本传称他经常“称疾避事”，其真正的原因，应该在其学术背景这里找。他生前文名满天下，但他耻于以文名流传后世，他要以一位大学者的头衔让后人记住自己，于是偷偷地创作了赋体的《封禅文》，在临终前遗嘱妻子交付给皇帝特使。他以这样的举动，向武帝表明自己的真正愿望，他也确实令武帝惊讶不已。因为，武帝确实一向是将司马相如定性为俳优一样的文学侍从的，而他从未想到，不学无术的司马相如居然学养如此之深，能够写下这样一篇宏大的文章。
司马相如是临终上书，表明本志。武帝时期的赋家吾丘寿王则不同，他是年少得志，因经学有成而官运亨通。据《汉书·艺文志》，他曾作有十五篇赋作，但早已亡佚，所以，我们今天无法通过其创作来窥见其经学造诣。在被武帝戏剧性地知遇这一点上，他和司马相如很相似，但与司马相如以其文章打动武帝不同，他是因为善于游戏而被武帝擢拔。汉武帝有意培养他，于是诏令他向中大夫董仲舒学习《春秋》，因他“高材通明”，学习成绩出色，而迁侍中中郎[26]。吾丘寿王的一生极有戏剧性，他因游戏起家，因赋作名家，但真正给他带来荣誉地位的，却是《春秋》公羊学经术。从吾丘寿王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武帝看来，对于一个可造就的人才，培养他的最佳沃土不是文坛，不是创作，而是学术。将一个可造之才送到名师那里去学习经术，而不是让他充分施展文学天分进行文学创作，汉武帝的这一做法，反映了武帝的真实、真正的想法，即对于纯粹的文学之士的轻视与对经学之士的看重。附带一句，西汉时期提倡辞赋的另一位皇帝——汉宣帝对于辞赋的意见，与武帝是完全一样的。武帝的这种文学观，直接决定了他对辞赋的重视仅仅是表面的，而号称武、宣盛世的文学点缀——汉赋，其风光也仅仅是表面的。皇帝的看法，具有压倒一切的指导性意义。为什么西汉的辞赋具有那么多的经学因素，为什么西汉的赋家那么喜欢在作品里参政进言，为什么西汉的赋家那么喜爱在赋作中炫耀自己的学问，答案就在此。
史学巨匠司马迁，他的另一重身份是赋作家，他是《悲士不遇赋》的作者。学界对于司马迁的思想倾向有很多争论，他思想广博，兼收并蓄，融儒、道、法思想于一身。他既深受其父司马谈的黄老道术的影响，也曾向大儒孔安国习《古文尚书》，向儒宗董仲舒问《今文春秋》。因此，他的思想复杂，既有诸子百家也有汉代新儒学，并且他的儒学素养不是偏于一派，而是兼具今、古文经学的优长。从其作品来看，司马迁虽然不拘泥于一家，但其思想主旨应该是今文学派的《春秋》公羊学[27]。他在儒家五经之中，尤其崇拜《春秋》，认为《春秋》“辩是非，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并以承继《春秋》为自己的《太史公书》作文化定位，而将自己毕生心血结晶为《史记》一书。他唯一留存的赋作《悲士不遇赋》，抒发了一位郁郁不得志的儒生愤慨的情绪，这与其师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所抒发的思想情感是一模一样的。武帝时期的赋作，带有强烈的今文经学公羊家的特色。而武帝之后的公羊学渐渐占据了思想界，产生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影响，因而，西汉后期的赋家所受公羊学的熏陶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武帝时期的赋家，其中的刘向和扬雄堪称最有代表的两位大家。他们的赋作，前文已经论及，在此从略。
整体而言，西汉时期的赋家、学者对对方的艺业兴趣浓厚，双方的互动呈越来越紧密的趋势。一方面，是赋家努力向公羊学靠拢；另一方面，是经学大师用辞赋这一文学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和志趣。前者已经论及，此处可以探查后一种情况。说到经师的辞赋创作，我们很容易想到董仲舒。董仲舒是汉代儒宗，他正襟危坐，复兴儒学，指导士子参政议政，他看似风光体面，其实内心深处的牢骚不平丝毫不少于普通人。经师的身份约束、限制着他，他不可以将这些私人化的情绪波动写进他的《春秋繁露》、《天人三策》这类的宏大叙事中。但这些牢骚不平是无法泯灭、遗忘的，董仲舒于是将这类私人情感寄寓在《士不遇赋》这篇文学作品中。无独有偶，武帝时期的另一位大儒孔臧，他是《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的作者，但同时也是《杨柳赋》、《鸮赋》及《蓼虫赋》等消遣之作的作者。在文学史上，有一种作者分身、分裂的有趣现象。例如，宋代文人在写古文时是一本正经的，但在填词时却是淫靡放荡的，这种看似矛盾的文学现象，看来不是始于唐宋。在专制帝国的政治高压之下，在整饬的学术环境之内，在修齐治平的宏大目标面前，士大夫必须以正经的面目发声，这就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正统、古板的特征；而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凡夫俗子，又有着常人的喜怒哀乐，这些上不得台面的私人情感，就需要一个发泄口，而文学这一不被看重的艺术领域则是这种发泄的最佳载体，这就可以解释中国文学史上这类文学现象一再出现的深层次的内在原因。
正常来说，儒学是轻视文学的，孔子教导儒生要以家国大业为奋斗目标，反对士子耽迷于文学这类小道。儒学与文学看似势不两立，但西汉时期的赋家和儒生间的双向互动却呈越来越紧密的趋势。并且，这一趋势造成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二者的合流，即在某种情况下，西汉的赋家兼具经师的身份。简宗梧比较了这一时期的赋家和经生的异同，发现二者有着紧密的关联：“赋家依附儒家而求发展，儒家借辞赋以达目的，同车共辙，相形益彰。”[28]这样，辞赋既是皇帝欣赏的玩物，同时也得到了经生的认可。政统与道统一致的认可，使得西汉中后期成为辞赋创作的黄金时代。班固在其《两都赋》前的序言里，对于武、宣盛世时期辞赋文学的繁盛准确地概括为：“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29]班固是一位可靠的史家，他言“奏御者千有余篇”，估计是可信的。正是因为站在西汉发展顶端的武帝和中兴西汉王朝的宣帝两位有为君主奖励辞赋创作，才造就了这一巨大的辞赋数量。数量是考量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维度，这一时期之后，再也没有哪个王朝、哪一时期能够再现这一文学的辉煌，王国维将辞赋定义为西汉一代之文学，的确是实至名归。西汉时期辞赋的发展，与政治、今文经的兴衰密切相关。元帝到平帝期间，一方面是刘汉政权渐趋没落，一方面是今文经学日渐衰微。与之相呼应，这一时期的辞赋界，虽然有扬雄这样的大家出现，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衰败期。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反观西汉辞赋的发展轨迹，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文学形式的出现，是那个政治处于极盛时期的满怀着自信与担当的文士们，本着公羊学学以致用的文艺观所做的符合时代精神的天才创造。甘愿作盛世点缀的西汉辞赋，是典型的盛世文学。这一类的文学，甘心放弃自己天赋的权利，甘愿牺牲自己的文学本色，转而倾尽全力在文本中努力发扬政治、学术所赋予它的社会功能，即“抒下情而通讽谕”与“宣上德而尽忠孝”。我们不应强求那个时期的赋家没有尽文学家的本分，他们是甘心情愿地做政治的鼓手的。西汉的辞赋，并不以文学为本位，在本质上是“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政治工具。西汉辞赋的这种政治工具属性，有政治和学术两大来源，就其学术来源而言，公羊学的天人之说是其主要的思想依归。本着政治使命，听从学术召唤，西汉时期的赋家歌颂汉政，颂美皇帝，讽喻劝谏，为民请命。西汉时期的辞赋与学术联系得过于密切，以致迷失自我。西汉辞赋努力向政治和经术靠拢的结果，竭力要以文学形式来承载政治和经学的双重使命，造成了它文学性的缺失。
除此之外，政治与经学的操控，还导致了西汉辞赋在内容方面的乏味、单一。现存的西汉的散体大赋要么是夸饰帝王的侈靡，要么是阐发枯燥的经义。反观汉初的骚体赋，它们能够延续楚辞的抒情传统，完全与盛世时期情感全无的大赋迥异其趣。所以说，大赋的内容单调，与赋体文学的文学属性关联不大，唯有从政治与经学的两方面去找寻原因，才有可能发现真相。武、宣帝盛世时期的经学，是当时的意识形态，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学的体现。因此，经学的影响因素是最大的。而按照皮锡瑞的说法，恰恰是在武、宣时期，今文经学处于“昌明时代”。这时以公羊学为主体的今文经学独霸学坛，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辐射和影响在日益加强，这导致了赋家自愿放弃文学家的身份，转向与政治合作，转向附会经义，从而极大地限制了西汉辞赋内容表现的丰富性。那个时代的赋家在创作时倾尽全力来表现经术与政治，对二者之外的内容漠不关心，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西汉武帝之后的辞赋在内容方面不免乏味、单调。
这一时期的辞赋极度缺乏抒情性，其原因要从公羊学左右文学家这里找。造成这一状况不是因为赋家缺乏抒情能力，而是缘于赋家自愿将个体的情感、体验让位于宣讲经义。刘大杰发现，从楚辞到汉赋，赋体文学“诗的成分减少，散文的成分加多；抒情的成分减少，咏物说理的成分加强”[30]。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首先，西汉时期的辞赋的言情空间有限，随着解说经典的“述”的成分增加，就必然会造成赋家抒发个人感受的“作”的空间受到挤占；其次，是那个时期的作者和当时的学者们一样，主动放弃自己的自由，而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融进经学里，这就必然导致作者不再关注自己的个人感受，从而使得创作出来的辞赋口号太多而情感寡淡。这一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就算是一流赋家也不能脱俗。
武帝之后的辞赋还以创新性的缺失而为人所诟病，究其原因，公羊学依然难辞其咎。在汉初的文坛，这一问题还不突出。枚乘的《七发》在创新方面做得是很成功的，结构上的主客问答模式，风格上的铺张扬厉模式，内容上的聚焦王侯生活，语言上的舒缓从容，这些都是前人不曾做到的，是枚乘独有的发明创造。枚乘以一篇别开生面的《七发》，促进了西汉散体大赋的定型。枚乘之后的赋家，创造力则渐趋枯竭，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在上述四个方面可谓踵事增华，他的描写更细致、更全面。与枚乘的作品相比，他又增加了炫耀学养、融汇经义、附会时政的新成果，并能够因应形势，开创了以赋作歌颂汉政的主题。可以说，枚乘是西汉辞赋的开先者，而司马相如则是这一文体的最终定型者，他们对于西汉大赋成为汉代主流文学样式这一局面的形成，都有自己的贡献。可惜的是，后续者却将二人视为不可逾越的权威，不再考虑增加什么，而是亦步亦趋，专事模仿。创新的缺失，造成了此后的赋作给人以狗尾续貂的观感。正如洪迈评价西汉时期众多的“七体”和《答客难》体所说：“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词，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诸几格。柳子厚《晋问》，乃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新机杼，激越清壮，汉、晋之间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骃《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闲》，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31]评价虽然稍显刻薄，但道理是不错的。作为开山之作的《七发》与《答客难》，因其“创意造端，丽旨腴词”的优点而为人欣赏，但后续之作犯了“规仿太切，了无新意”的大忌，以“屋下架屋”、“章摹句写”为能，失去了个人的独创，使得读者对之厌弃，这样的仿作，除了“覆瓿”，也实在没有别的用处。现象是这样的，原因是复杂的。不能将这一现象归咎于汉初文人天才充盈而后来者文思低劣，其真实的原因，应该是隐含在后续者沉迷于模仿背后的思想文化因素。这些作者满足于一再地复制同类主题、类似题材、相同技法，他们因循模拟的习惯，来自公羊学经义的言说方式。
从经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会有真正的发现。西汉时期的公羊学，最看重“师法”。西汉时期的学术，要求学生毫无异议地全盘接受师父的成说，哪怕是一点点有别于师傅的个人新见都不被允许。汉人坚信“述”比“作”更为稳妥，个人的新见不仅是没有必要的，更是可笑的蛇足，对于已有的成说，后来者没有必要进行任何增减，没有必要提出任何新的学说。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战战兢兢、谨守成规的庸人被奖励，而有发明创造的学生则遭到排斥。例如，宣帝要将孟喜的《易》说立为官学，但听说孟喜对其先师的成说有所更改之后，宣帝立即取消了孟喜的博士资格。孟喜的遭遇，很典型地警示所有的博士弟子们要尊重传统，尊重师说，要先放弃自我，对于所学的东西，只要囫囵吞枣式地接受就可以了。儒生要在琢磨领会的基础上，模拟经典文本，代圣人立言，替老师传达经义。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学者唯有谨守成规，循规蹈矩，才有出路。即便是有学者要表达自己的发明创造，也只能通过“六经注我”的方式，打着先师、先圣的旗号来进行。以墨守为能的学风在东汉末期依然盛行，据范晔《后汉书·郑玄传》，“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在这里，何休这位后汉的公羊学大师为了标榜《春秋》公羊学学理的醇正，而使用了“墨守”一词来自我吹捧。一个词语的运用，体现了这个时代的学风走向。这一病态的崇圣学风，严重限制了公羊学的活力，公羊学虽然称霸学坛，但这一内在顽疾却成为它跌落学坛的主因。
公羊学的这一病态学风，影响无所不在。受其熏染，西汉的辞赋创作显现出类似特点，是不足为奇的。而事实上，西汉时期的众多赋作家也并不认为这种后人视之为抄袭的模仿经典的创作方式有任何问题，这一风习的代表扬雄甚至还以之为荣：“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32]扬雄的赋作，不是模仿司马相如就是模仿屈原，后人以前贤为取法对象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正常现象，扬雄的问题在于他的模仿太过分，以至于变成亦步亦趋的抄袭。他的文学创作，坚决地服从西汉经学领域的风习要求，模拟和抄袭的部分太多，真的做到了“述而不作”，因而很难将他的众多作品看成是独抒性灵的文学创作。他在《答桓谭书》中老实地承认自己的辞赋创作是在模拟司马相如，并且以亲身经验探讨如何模拟得更加神似：“大谛能读千赋，则能为之。谚云：‘伏习众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33]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模仿爱好，来自他的经学模仿经验。他的经学创作也以模仿为指归，例如仿《周易》而作《太玄》，仿《论语》而作《法言》，仿《仓颉篇》而作《训纂篇》，仿《虞箴》而作《册箴》即是。扬雄的经学创作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相似性，说明他是在将公羊学的治学思路转化为文学创作思路。
由此可见，公羊学因循墨守的学风，感染到了西汉的辞赋创作，西汉辞赋的模拟特质，是其学者化风格的一个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