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性的文风

在西汉的公羊家看来，先圣孔子创作《春秋》，是在儒家的王道思想指引下，崇尚实用的文艺观的典范性的反映。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的篇末自序所转述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一语的由来。这也就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盟会要》中所谓的：“至意虽难喻，盖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贵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书天下之患遍矣。以为本于见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何谓哉？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举，礼乐兴。其心在此矣。《传》曰：‘诸侯相聚而盟。’君子修国曰：此将率为也哉。是以君子以天下为忧也。患乃至于弑君三十一，亡国五十二，细恶不绝之所致也。辞已喻矣。故曰：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别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义，采摭托意以矫失礼，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以纯其美，别贤不肖以明其尊，亲近以来远，因其国而容天下，名伦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赏善诛恶而王泽洽，始于除患，正一而万物备。”在董仲舒看来，孔子就是以这样的实用性为出发点，以著作《春秋》为形式载体，来表述自己对于王道政治理想的向往和根除历代政治积弊的决心。《春秋》经具有这样重大的现实意义，所以，上至王侯下至庶民，都必须认真研习《春秋》，体会《春秋》的微言大义，并将这种体会运用到自己的学术创造与文学创作中去，这就是公羊学从天人思想出发而倡导的学术的经世致用功能。所以，公羊学家谈文学，最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而非文学自觉之后所优先考虑的文学的独立性、艺术性问题。这也就是说，公羊学重视文学的政治功能，要求文学歌颂美政，批评弊政，以艺术的形式来重述儒家王道思想。公羊家重视的是文学的政治传声筒功能，而不是每位作者个体独有的情感、才思——事实上，这是公羊家认为个人与集体相较无足轻重的意见在文学领域的再版罢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家认为，唯有如此，汉人的学术创造与文学创作才有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