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统儒学强调道统的唯一性和崇高性，对于现实中的学者，它提出了“儒士”这一概念来实践道统。在儒家的设计中，儒士同时兼有刚毅与优柔两义。《周易》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对儒士刚毅精神的经典论述，而更全面的相关论述见载于《礼记·儒行》，这篇文章托名孔子，对儒者刚毅性的方方面面的要求做出了规范：在自立性上，儒士要做到“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以及“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在特立性上，儒士要做到“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在刚毅性上，儒士要做到“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在忧思性上，儒士要做到“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在特立独行性上，儒士要做到“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在规为方面则要求儒士“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该文章从自立、特立、刚毅、忧思、特立独行、规为六个方面，全面而深刻地阐释了真正的儒者即儒士所应具备的节操，这是对儒士刚毅品性的最全面的表述。
西汉时期的《春秋》公羊学，进一步鼓励士子追求刚毅性人格。董仲舒作为西汉儒宗，他的意见自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士子刚毅性这一问题上，董仲舒要求儒士自尊、自立，讲求气节。董仲舒的这一意见，有时候是以专题文章的方式来表达，有时候是通过阐释经义的方式表达。第一个方面的表达，主要见载于《春秋繁露》和对策文中。董仲舒运用灾异论这一思想武器，要求皇帝“省天谴而畏天威”，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主张[23]。前文已述，董仲舒的理论设计是很巧妙的，他提出君高于民而天高于君的理论，其本质是将民心等同于天意，这样，民（天）高于君便是很自然的理论结果。因此，儒士作为民之精英是一定高于君王的，他可以理直气壮地以民意代表的身份为民请命，批评皇帝。董仲舒的这一天人思想，在理论上鼓动儒士张扬政治方面的精神。而他也以其参政的实践，来实践自己的这一学说。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直言不讳地批评当今社会“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24]。文章对于汉初以来历代皇帝任刑罚、轻德治的治理思路进行了严厉抨击。在同一篇奏疏中，他进一步批评时政，以“臣窃有怪者”开始，对当时政治弊端毫不留情地一一指出：“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一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他最后的结论竟然是当今时代完全错误的治术该为这一错乱的政治现象负责。他指责武帝现行的政策存在根本性的错误，“缪盭而陵夷”，“失古之道”，“诡于天理”。董仲舒敢于以直陈其过的方式来面折廷争，是因为他有着深厚的经学素养，有着过人的勇气，敢于将所学化为行动，以此来实践先儒关于儒士的诸多要求。
董仲舒对刚毅性鼓吹的第二种方式，是以“六经注我”的方式，通过阐释经典来借机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自己是西汉《春秋》公羊学的绝对权威，于是利用皇帝尊崇《春秋》的心理，借《春秋》来立言。他先极力突出《春秋》经绝对权威的地位，然后就可以借助于对《春秋》经的阐释，来发表对刚毅性的独特理解。例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竹林》中对齐顷公的评价是，他自以为是齐桓公的孙子，国土广大，欺凌诸侯，产生了骄奢之心，“有怒鲁、卫之志，而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春往伐鲁，入其北郊，顾返伐卫，败之新筑。当是时也，方乘胜而志广，大国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晋、鲁俱怒，内悉其众，外得党与卫、曹，四国相辅，大困之鞌，获齐顷公，斩逄丑父。深本顷公之所以大辱身，几亡国，为天下笑，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伐鲁，鲁不敢出；击卫，大败之，因得气而无敌国以兴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齐顷公因骄傲而招祸，大败于鞌，但他能够幡然悔悟，回归正道，因而得到董仲舒的赞美：“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家国安宁。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由齐顷公的前倨后恭，改弦易辙，董仲舒发出了意味深长的感慨：“呜呼！物之所由然，其于人切近，可不省耶！”董仲舒总结齐顷公败在“骄奢”二字上，而他改过之后，身得善终，家国安宁，可谓是焉知非福。董仲舒借评价齐顷公“得志有喜，不可不戒”与“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以此讥刺汉武帝多欲与骄奢。他这是借评说历史，来达到批评时政、“明得失”的现实政治目的。他借助《春秋》经来讥刺武帝，有时采取的是上述的委婉方式，有时则是采取激烈的耳提面命的方式。例如，他批评郑襄公、郑悼公因“不义”而招祸，谓：“既无子恩，又不孰计，一举兵不当，被患不穷，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称子，去其义也；死不得书葬，见其穷也。曰：有国者视此。行身不放义，兴事不审时，其何如此尔？”[25]董仲舒对于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实中的君王都加以严厉指责，这几乎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他先是因触怒武帝而被贬，后又因借辽东高庙灾上疏被构陷，险些被害。他一生仕途坎坷，根本原因在于他不肯曲学阿世，在于他坚持自己的道义节操，坚持儒士的刚毅性，因而与时人、皇帝龃龉难合。类似的儒士，还有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司马迁和“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非其意，虽富贵不事”的扬雄[26]，以及昭帝时期参与盐铁议的各地贤良、文学。盐铁议的召开，缘于武帝兴利，任用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政策，因此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挽救时局而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古代难得一见的民意代表大会。与会的贤良、文学，多为《春秋》公羊学派的学者，他们顶着朝廷高官的压力，批评秕政，为民请命。他们为民众代言，猛烈抨击盐铁政策以及盐铁政策的创立者汉武帝。这些儒士的勇敢，来源于他们信持的儒家教诲，他们是代表了儒士刚毅性的群体。这六十余位贤良、文学，“舒六艺之风，陈治平之原。知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骋其辞。龂龂焉，行行焉。虽未详备，斯可略观矣”。其中，“中山刘子，推言王道，挢当世反诸正，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与“九江祝生，奋史鱼之节，发愤懑，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圉矣”，两位儒士堪称铁中佼佼、群英之雄[27]。
董仲舒鼓励儒士在基于学理基础上进行勇敢的进谏。他以“将顺其美，匡救其恶”的儒家古训来提升儒士的士气。武帝之后的西汉后期儒士，就是根据董仲舒的这一指示来议政的。他们在劝谏奏疏中所体现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意识与对时政批判的尖锐程度，都大大地超过了前贤。例如，宣帝下诏褒扬武帝，命令群臣进庙乐，博士夏侯胜认为：“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坚决反对为武帝立庙乐。当面对群臣责难时，他以一句“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来作答，即便是因此被下狱也不肯枉道从人[28]。又比如，汉成帝荒淫无度，欲立倡女赵飞燕为皇后，宗室刘辅上疏谏诤，奏章里竟有这样的“不训”言辞：“臣闻天之所与，必先赐以符瑞；天之所违，必先降以灾变。此神明之征应，自然之占验也。昔武王、周公，承顺天地，以飨鱼乌之瑞，然犹君臣祗惧，动色相戒。况于季世，不蒙继嗣之福，屡受威怒之异者乎？虽夙夜自责，改过易行，畏天命，念祖业，妙选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庙，顺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孙之祥，犹恐晚暮。今乃触情纵欲，倾于卑贱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语曰：‘腐木不可以为柱，卑人不可以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祸而无福，市道皆共知之！”他的大胆言辞令汉成帝勃然大怒，立即将刘辅收系掖庭秘狱[29]。又比如，汉成帝时，朱云对成帝师傅安昌侯张禹求田问舍的可鄙行径猛烈抨击，几乎喋血朝廷：“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甚尊重。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谓：鄙夫不可与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逄、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朱云即便已经被拖出殿外，依然手抓殿槛勇敢抗争，他的勇气甚至令成帝也佩服不已，当职事官要修理被朱云拉坏的殿槛时，成帝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30]
以儒士刚毅性自许的西汉儒生，除了上述的夏侯胜、刘辅、朱云，还有盖宽饶、薛广德、谷永、眭孟、京房、翼奉、李寻、田终术等。他们坚持学者的操守，以强烈的使命感为民请命，代天立言，九死而不悔，体现了儒学“善柔”的另外一面，即对刚毅性人格的追求。徐复观对此评论道，西汉的文帝和景帝时期，文士的活动主要通过辞赋这种文艺载体来表达。而在宣帝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儒生的活动主要体现为谏诤，体现在奏议中，“在这些奏议中，气象博大刚正，为人民作了沉痛的呼号，对弊政作了深切的抨击，这都是由经学教养中所鼓铸而出，为以后各朝代所难企及……他们对现实政治社会的利弊是非，能观察得这样真切，能陈述得这样著明，是出于他们平日与人民为一体之仁，及判断明决、行为果断之义。这正是由经学塑造而来。所以两汉经学，除死守章句的小儒外，乃是由竹帛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再由生命展现为奏议，展现为名节的经学”[31]。徐复观的这段议论，确实抓住了汉儒精神气质的变化规律和西汉中后期儒士精神面貌的变化特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