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化的文风

前文已经论及，在西汉的思想学术领域，春秋公羊学处于独尊的地位。根据汉儒的解释，在儒家的五经之中，《春秋》因为是政治理想的载体而有太多的微言大义需要后人来揣摩、领会。汉儒认为，《春秋》经是孔子以文化创造来实现自己素王大业的媒介，孔圣“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21]。《春秋》经不仅具有经典的意义，该书因其联系政治、关注现实的特点，而具有极强的政治批判功能，因而成为儒生抒发自己政治意见的理想工具，从而得到了西汉时期各阶层人士普遍的重视。从大的国家大政层面，公羊派《春秋》对帝国的内政、外交、军事、法律各个领域，有着其他经典无可比拟的指导性意义。而对普通人来说，儒学独尊政策的提出，太学的建立，五经招收博士弟子，博士弟子的仕途光明前景，这一系列政策的施行，极大地鼓动了士子研习以公羊学为主的儒家经说的热情。学而优则仕，在先秦时期还只是一句空话，到了武帝之后的西汉，则化为了确确实实的诱人回报。公孙弘、匡衡、韦贤、韦玄成、张禹、平当，依靠自己高深的经学造诣而封侯拜相的学者，代不乏人，没有什么比这些实际的好处更能吸引士子皈依儒学的了。汉人相信，经术明则高官厚禄唾手可及，西汉后期的俗谚“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就很好地诠释了功名利禄对经学推广所发生的积极作用[22]。因此，不难理解儒学或更确切地说是儒学中最尊的公羊学经说，成为士子孜孜研读的必修胜业，他们“对于《春秋》著述近乎神话化的崇敬，标明了文人学士强烈的自尊自重意识，寄托着他们对于述作事业的热望和珍重”[23]。于是乎，西汉中后期的文士，他们的文学创作，势必受到公羊学以天人学说为主的经说的影响。公羊学天人思想影响下的西汉文风，开始具有了经学的特质。因此，西汉中后期的文学，呈现了作者的学者化与文风的学术化这一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