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设计与写作技法所受的影响
天人之说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开始对先民的思想发生了作用，但天人理论确确实实的成熟，无疑是在西汉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阴阳五行化的新儒学天人学说对西汉文学产生了实在、巨大的影响，而此时文士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也开始自觉运用这一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创作。确切地说，武帝之后的西汉文士在文学的所有领域——诗、文、赋，娴熟地运用了该理论。在西汉的文士看来，董仲舒所总结、提出的天与人互相感应、同质同构的天人理论，是毋庸置疑的真理。
追本溯源，在董仲舒之前的汉初学者，已经开始不自觉地运用天人之说来指导自己的创作。最有代表性的，是署名刘安的《淮南鸿烈》。在居于统摄全书地位的《要略篇》中，《淮南鸿烈》的作者表达了创作应当以天、地为本，以天人思想为指归的认识：“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靡散大宗，惧为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又恐人之离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故著二十篇。”这一段话位于《要略篇》的开篇，作者开宗明义地道出了《淮南鸿烈》的创作终极目标是要沟通天人。本着这样的创作宗旨，作者秉持着天人合一的理念来创作，努力勾连天人，追寻天人的奥秘，以丰富的文辞和博洽的解说来创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成为汉代子书中的佼佼者。
淮南王刘安之后，在著作中彻底贯彻天人之说的大学者，是西汉的“儒宗”董仲舒。
董仲舒作为公羊学的博士、西汉今文经学成就最突出的学者，其学术著作的落脚点和目的地是政治，文学和艺术本不是他的论述重点。但作为统摄一切的思想意识形态，他关于天人思想的论述却在实际上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影响巨大。在董仲舒的理论体系里，天有着类似于凡人的情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1]他认为，天气物候和人的情感之间存在着默契：“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贯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四气者，天与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畜也，故可节而不可止也。节之而顺，止之而乱，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喜气取诸春，乐气取诸夏，怒气取诸秋，哀气取诸冬，四气之心也。四肢之答各有处，如四时；寒暑不可移，若肢体。”[2]由此可见，董氏以阴阳五行化的天人理论，把天和人有机地连在了一起。
除了思想类的文章，西汉的散体大赋，也与天人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汉赋成就最突出的赋家司马相如为例，他的辞赋创作与他的辞赋观都深受天人思想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司马相如一向以赋家身份为人所熟知，但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即公羊学儒生。据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的故乡蜀郡成都原本是远离中央的西南蛮夷之邦，文化落后，教育滞后。成都的文化进步得益于景帝末年蜀郡的郡守文翁。文翁通《春秋》，他在蜀郡郡守的任上，以移风易俗、推进当地文明开化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他免费开办学校，招收蜀郡优秀少年入学，并在这些学子中择优选派到长安深造。文翁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公羊学在蜀郡大行，民风民俗得到改善，当地人人向学，并以能够到京师深造为荣。据《史记》本传，司马相如这位西汉辞赋第一大家，在其少年时代，便受惠于文翁的政教。他的学术渊源虽然模糊，但从他与文翁的关系推测，其治学当以文翁的《春秋》公羊学为主。所以，不难理解司马相如的赋作、赋论与公羊学关系密切。
司马相如最著名的赋论，见载于《西京杂记》卷二，在这里，记载了相如对其友人言及辞赋创作的一些心得体会：他为了专心创作其代表作《上林赋》和《子虚赋》，而“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跃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牂牁名士盛览于是叩问作赋要诀，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3]司马相如在这里很令人意外地以儒生的学养，严肃地援引公羊家天人学说的经义，以联结天地，包容古今为自己辞赋创作的根本核心，明确提出应以经学的天人理论为根基来组织赋作。
再看西汉散文，深受后人推崇的“文必秦汉”主要指向司马迁，而司马迁的代表之作无疑是《史记》。司马迁在全书完稿后，在《报任安书》中明确地声称自己写作这部上下几千年的通史，有三条创作原则，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这三条原则，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通古今之变”是要总结经验教训，以便从前人的兴衰事迹里找寻到可资借鉴的东西，承弊通变，发现治乱的规律。“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大胆提出自己的史书乃以发明创造的“作”为目的，司马迁事事遵循孔子的教诲，但在这一点上却一反孔子“述而不作”的教训，力图表达自己独有的对历史的理解。在这三条原则之中，“究天人之际”最为重要，是司马迁最看重的原则。司马迁要努力查明天与人的关系，即通过对天人事象的记述和内在原因的探讨，来解释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作为西汉的儒生，作为西汉第一大儒董仲舒的及门弟子，司马迁热衷于穷究天人关系是很正常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三条原则紧密勾连，相对而言，“究天人之际”是最重要的核心概念，是作者创作的根本出发点，是身为儒生的司马迁经学素养的体现。
而西汉的元、成以后，因为今文经学的普及推广，这一时期各文学领域的作者对天人理论的认识，已经从学理层面升华为信仰的层面。例如，西汉末年的古文经学大师扬雄，出于学派偏见而反对今文公羊学，但他也说“通天地人”者才可以称为儒，至于“通天地而不通人”那就只能叫伎[5]。扬雄区分博学大儒与凡庸俗士的标准，是该学者是否能贯通天人。这样的论述，似曾相识。身为古文经学大师的扬雄，他的这两句话，是对天人学说的自觉运用，抛开学派偏见，扬雄也是认可今文经学的这一核心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