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汉时期的文士受到公羊学政治理论的影响，极力维护刘氏政权，衷心颂美汉政，这些是前文详述过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公羊学关于讽谏的指示又让这些文士们承担了沉重而危险的批判任务。何况，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说，大汉政权的强势，导致了文士个体意义的消解与个性的泯灭，这就势必引起文士们程度不同的反抗。因此，西汉文士对汉政、皇帝的批评也是合乎情理的。
在两千年的专制王朝历史上，西汉武帝和宣帝时期的人才的数量与质量都是冠绝各代的。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中，班固有一段著名的文字。他先是分析了汉兴六十余载间有利于人才辈出的良好外部环境：一是当时“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二是有为君主的求贤若渴，“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这些有利于贤才出现的外部环境，导致了“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可喜局面的形成。具体而言，就是：“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班固通过列举武、宣二帝时期各方面的人才情况，得出了“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结论。这样说来，西汉时期的文士应该为自己生逢盛世而弹冠相庆，应该为生逢武帝、宣帝这样的慧眼识英才的明君时代而庆幸，因为上有伯乐的话则他们得到赏识、拔擢的机会可能会大增，他们完全可以在盛世、明君的黄金时代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但当我们检查这一时期文士的创作时却会发现，这种看法过于乐观，实际情况是很多的文士并没有类似的幸福感，他们的文章中时时流露出失意痛苦的悲观情绪。
例如，号称一代儒宗的董仲舒，在襄助盛世、构建理论体系的同时，竟然是牢骚满腹的骚体《士不遇赋》的作者，这颇令人意外。在这篇骚赋的开篇，他感慨机遇难求，作为个人的自己，如果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必须以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与学术理想为代价。是从俗还是坚持操守，令董仲舒忧心忡忡。他彷徨无路，唯有感慨自己生不逢三代之盛隆，而遭遇三季之末俗。汉武盛世在他眼里成了危乱的末世，这与他在《春秋繁露》、《天人三策》里的万丈豪情迥然有别。他批评自己生活的时代惟利是视，公理难行，怀揣理想的正义之士寸步难行：“以辩诈而期通，贞士以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于吾身，由怀进退之维谷。彼寔繁之有徒，指其白以为墨。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辩而言讷。鬼神不能正人事之变戾兮，圣贤亦不能开愚夫之违惑。出门则不可与偕往兮，藏器又蚩其不容。退洗心而内讼兮，固未知其所从也。观上世之清晖兮，廉士茕茕而靡归。殷汤有卞随与务光兮，周武有伯夷与叔齐。”董仲舒笔下的武帝盛世，其实是奸人当道而仁者入仕无门，他们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入仕，但入仕需要付出的代价他们又不愿接受，这就令众多的贤人在仕与隐的问题上进退维谷。越是对现实不满，董仲舒就越发地追思古代的贤人，他以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自况，想要以隐遁或自杀的方式来抗议黑暗现实，卫护自己心中的理想。董仲舒博通古今，但遍阅群书并不能给他有益的帮助，他发现无论世道的清浊，贤人郁郁不得志都是通例。面对这样的末世，董仲舒彻底灰心绝望，发出了“孰若反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的誓言[19]。董仲舒之所以有这样绝望的誓言，是因为他身为公羊学大师，虽然成功地说服武帝独尊儒术、建立学校、察举贤才，但这些成就与其宏大抱负相比实在不值一提。他自信有王佐之才，希望自己能像商代的伊尹和西周的吕望一样，能够在政治上充分施展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但现实是残酷的，他仕途坎坷，止于江都相，并且受到同僚的嫉妒而被迫辞官，即便如此，还差点被主父偃算计而遭杀身大祸。理想的宏大与现实的丑陋，两者间巨大的差距使得董仲舒深感皇权的不公，以及专制帝王的不可依凭。正是缘于这种理想的幻灭感，这位公羊学大师才会情难自已，牢骚满腹，发出类似于《卜居》中屈原的那种生不逢时的慨叹。
武帝时期的另一位公羊学大师，是以《史记》名垂后世的大史学家司马迁。据本人自述，他可以称为董仲舒的入室弟子，他的史学造诣千古之下无人能及，他在武帝朝也颇受赏识。在一度的志得意满时期，他曾壮志凌云，为了襄助盛世，他“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20]，但却因一言不当而遭飞来横祸，被下蚕室遭宫刑。前半生的一帆风顺与后半生的失意耻辱，令司马迁勘破人情冷暖，心情极端苦闷。他的《悲士不遇赋》，从题名就可以看出与其师董仲舒《士不遇赋》的紧密联系，二者都是抒发郁闷牢骚心情，但司马迁的这篇作品无疑更加地激烈、加倍地愤懑。司马迁以“悲夫！士生之不辰”开篇，写自己遭宫刑后愧恨交加的复杂心情：“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行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炤炤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21]作者生逢盛世，却感受不到盛世的安乐祥和，唯有悲愤沉痛，作者称自己生活的时代险恶黑暗，这个黑暗世道表现为皇帝昏聩、同僚冷漠、政治昏乱，现实与理想间的矛盾难以解脱，这是个没有道理可讲、没有公理可言的乱世、末世。公羊学家的司马迁无法在本学派思想里找到解脱的希望，于是转向道家寻求安慰，这既表明了该赋作深受屈原骚体赋思想的影响，也表明了他对现实是如何的绝望。司马迁和其师董仲舒，都是造诣深厚的公羊学大师，都生活在后人艳羡的武帝盛世，两人分别在经学与史学领域取得了中国古代该领域他人难以企及的最高成就，但两人却都因为各自的原因而对自己的人生深感不满。他们分别创作了《士不遇赋》与《悲士不遇赋》来宣泄这种负面情绪，他们在自己的著作里时时称引儒家经典，但在这两篇赋中却不约而同地皈依道家思想来寻求精神的安慰，这种选择凸显了公羊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的缺陷和无力。
董仲舒与司马迁师徒二人生逢盛世尚多有不满，何况生活在汉、新易代之际的另一位大儒扬雄。他对这种个人面对强权时的无力感有着更加痛切的感知，他的《解嘲》一文便是因此而作的。当哀帝之时，外戚和权臣丁、傅、董贤用事，那些阿谀奉承的小人或有起家至二千石者。在这样的失去公平的社会里，人们更关注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扬雄乃以自设问答的形式，来回答客人的嘲讽，借此来抒发自己的幽愤。扬雄在赋中猛烈抨击当时权贵者高高在上，有知识的贤人却仕进无门的现状，那是个“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的畸形社会，人们蝇营狗苟，结党固权，士子因无人引荐而老死草野。社会上下隔绝，帝国危机四伏：“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鸟。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虚，二老归而周炽，子胥死而吴亡，种、蠡存而粤伯，五羖入而秦喜，乐毅出而燕惧，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泽虽噤吟而笑唐举。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亦亡所患。”[22]既然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无法实现，主人公唯有选择穷则独善其身，飘然远举，归隐乡村。扬雄自己曾声言“非圣人之书不观，非圣人之言不道”，但他的《解嘲》却和董仲舒、司马迁的作品一样，没有选择儒家为思想皈依，而是以道家思想来抚慰自己愤激的情感。尤其是文末部分，扬雄称：“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这是很经典的道家学说，当文士心情苦闷时选择道家而非儒家来自我宽解，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无论是生逢盛世还是遭遇乱世，董仲舒、司马迁、扬雄三人都是生活在儒学渐渐成为思想界主流的西汉，三个人都具有深厚的学养，也都曾以不同方式颂美过汉帝国的盛大美好，但他们的这三篇赋作，却真实地表现了在专制帝国时期，士子所遭遇的坎坷和苦难。他们或是认为自己的专长没有得到发挥，或是痛感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这都令文士灰心丧气，痛感生不逢时。他们通过自己的个人遭遇而逐渐意识到，政治分裂是国家的不幸却是贤人的大幸，因为对那些杰出贤士而言，乱世意味着机遇，意味着自己可以择主而仕，这样的话，自己成功的机会将大大增加。但在政治和文化大一统的时代到来之后，士子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唯一的雇主——西汉的皇帝，他们的身价自然大大降低。这样的时代背景，是董仲舒、司马迁、扬雄三人痛感失落、郁郁寡欢的主因。此外，三人都坚信儒家的王道理想，他们不满足于获得皇帝的一般赏识，而以实现自己信奉的儒学王道理想为人生目的，过高的政治期许使得他们几乎必然要遭遇到落落寡合的下场，因为能达到符合三人政治理想的帝王几乎不可能存在于现实政治生活中。
董仲舒、司马迁、扬雄三人的感遇之作说明，大一统的西汉政权对于一切的儒生都是高压的存在，即便是对于自己的拥护者而言也是如此。董仲舒等人抗议这样的压迫，梦想实现由仁慈帝王治理、真正具备儒家道德的政权，而这种理想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得到实现的，这种挫败感令他们痛苦不已，因而斥盛世为三代末俗，叹自己生之不辰。董仲舒、司马迁、扬雄三人本着公羊学的学以致用精神，以高度的热情、过高的政治理想来参政议政，却发现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差距，这种矛盾带来的精神苦闷，是造成了此类感遇赋作涌现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