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西汉的儒生们看来，圣人和经典已经将宇宙间所有的真理都已经道尽。这两大权威，不仅仅在理论层面具有无可辩驳的指导意义，更因为其对现实的高度关注而成为永不过时的、可以指导现实政治的密钥。他们因此而对这两大权威顶礼膜拜，以权威的是非评价为自己的评判标准。因为圣人崇拜和经典崇拜，西汉的儒生普遍失去了独创意识，他们以重述圣人的意见、复制经典的说教来代替自己的意见——有时候是“替换”自己的意见。

西汉儒生的保守、复古意识，使得他们的创作缺乏个人特质。这种现象产生了依经立论这一文论模式，翻检西汉各种文体的文本可以发现：依经立论，是一种被文人学士所普遍采用的言说方式。皮锡瑞对此归纳为：“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依据。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35]例如，武帝时张汤为廷尉，每次判决大案，“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36]；宣帝时张敞为京兆尹，每当朝廷有大议题，敞“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37]；宣帝五凤中，匈奴大乱，朝臣多建议乘机举兵灭之。萧望之对曰：“《春秋》，晋士匄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慕化乡善，称弟，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未终奉约，不幸为贼臣所杀，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上从其议，呼韩邪单于于是内属[38]；哀帝宠爱董贤，以武库兵送其宅邸，于是毋将隆奏议：“古者诸侯方伯得颛征伐，乃赐斧钺。汉家边吏，职在距寇，亦赐武库兵，皆任其事，然后蒙之。《春秋》之谊，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损私力也。今贤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给其私门，契国威器共其家备，民力分于弄臣，武兵设于微妾，建立非宜，以广骄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请收还武库。”[39]正是因为经典和圣人的权威性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武帝之后的文人学士、重臣武将才敢于征引经典来指导时政，这是政治上依经立论的体现。

西汉文士喜征引经典，喜依经立论，是出于通经致用的学术追求和有效服务时政的终极目标。西汉是今文经学的天下，今文经学最突出的特质，即是通经致用。这种意识在现实中的反映，便是儒生积极干预时政。他们或是提出自己的美政设计，或是对时政弊端进行批评，而在进行这些工作时，能否让统治者认可自己的意见或是至少不至于引祸上身，是这些儒生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正是服务于这样的目的，儒生们援引经典，或是用来增加自己意见的正当性、权威性和说服力，或是用来文饰自己的意见以避免可能遭到的来自皇帝的打击报复。这些现实的考虑，都进一步助长了西汉中后期奏议引经据典、依经立论风气的形成和普及。

依经立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外在的和内在的两重因素共同促成的。

外在的因素，是皇帝的鼓励提倡。翻检《汉书》可以发现，自武帝之后的历代西汉皇帝，在面对天灾人祸等重大变故时，往往要召见大臣、文士以听取对策建议。在这些重大的场合，皇帝在提问时，往往要求对方根据“经义”——儒家经典的理论，来对现实存在的问题进行解答。例如，成帝元延元年七月，因为天现异象，成帝下诏，谓“乃者日蚀星陨，谪见于天，大异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孛星见于东井，朕甚惧焉。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其各悉心，惟思变意，明以经对，无有所讳”[40]。

而所谓的内在的因素，则是儒生因为发自内心地崇拜、虔信儒典，而在回答策问或上疏言事时，以旁征博引经典的方式，或是用来加强自己言说的力度和可信度，或是托经典以讽谏。这种依经立论，始于武帝统治时期，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最典型的样本。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征引经典多达十一次。而董仲舒之后的儒生、大臣，也多以董仲舒为样本，在对策和奏疏中极力援引经典，依经以立论。班固在《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文末的赞语对此现象评价道：“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很显然，班固对于这些经师动辄假借经典来敷衍陈说自己意见的做法并不满意，所以引《论语》孔子批评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的话来讥刺董仲舒等经师：“言仲舒等亿度，所言既多，故时有中者耳，非必道术皆通明也。”[41]尽管有这样的弊病，自董仲舒以来，汉儒的这些奏议，因经义，称往古，宣传王道政治，寻究灾异根由，渐渐成为风气，形成了典重沉稳有余而生气灵动不足的整体风格。

例如，元帝时期的经学大家刘向在其《条灾异封事》里，批评“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这一时政弊端：“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诗》又云：‘雨雪麃麃，见晛聿消。’与《易》同义。昔者鲧、共工、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42]刘向在这一段文字里，为了说明奸佞的危害，而征引尧舜时代与西周初期的历史人物为佐证，要求元帝远离弘恭、石显，这些历史人物典故都出自《尚书》、《诗经》。他又征引《周易》、《论语》的相关论述，来加强自己论说的力度。因此，他的奏疏显得气势磅礴，针对性极强。

成帝时期的名儒、丞相匡衡，在成帝诏问如何应对日蚀、地震的异变时，上疏回答，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国贵恕。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今之伪薄忮害，不让极矣。臣闻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此成汤所以建至治，保子孙，化异俗而怀鬼方也。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仿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43]为了论证天子在教化万民这一重大问题上应采取的正确对策，匡衡在这段简短的文字里，塞满了郑伯、秦穆、陈夫人、晋侯这些经典里的正反两方面古人例证，以及繁琐罗列的《诗经》篇章、诗句。和董仲舒、刘向的奏疏相比，针砭时弊的尖锐性降低了，但文本的经典化程度却提升了。

西汉自武帝以后，儒学渐渐超越百家，成为帝国意识形态。儒家的五经因此备受尊崇，五经所表述的经义成为真理。儒生通过广泛征引经典、经义，使得五经与西汉的时政密切关联在一起，它因而对那一时期的时政、制度、思想、文化、艺术、文士心态影响深巨。经典的神化，必然影响文士的思维方式，再进而影响他们的创作心理，最后，这种影响以独特的文本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即广征博引、依经立论的特质。至于具体的经典征引情况，王启才在其著作《汉代奏议的文学意蕴与文化精神》一书中，通过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大致来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奏议中征引经典较少，而且宽泛。之后，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为主，外加《论语》、《孝经》，其中《诗》云、孔子曰、《书》、《春秋》征引的频率最高。西汉末至东汉时期，谶纬流行，灾异类奏疏中多征引《春秋》、《周易》甚至一些纬书。”[44]汉儒引经据典、依经立论的方式是多样的：“既有明引，也有暗用；有的奏议是先明己意，再引经典印证；有的是用经典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有的是暗用经典，以经典敷衍文意，处处用经典说话；有的是广泛征引多个经典中的某一类论述如灾异等，为自己现实中的目的（谏君、抨击奸邪、打击对手）服务。”[45]

在深入考察两汉奏议文章的基础上，王启才将这一奇特文学现象之所以在汉代繁盛的根本原因归纳为：“在汉代经学与政治相结合或以经术为缘饰的情况下，奏议征引经籍、依经立义是必然的，因为汉代君臣的经学素养都比较好，奏议的作者、受文对象都有崇圣意识，帝王有意识地以经学作为统治思想的基础，提倡经学，尊崇经术，设立学校，诱以利禄。臣子也能自觉地学习经术、运用经术，在奏议中依经立义，在经书中寻找根据，别是非，寻对策，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立论才可靠，结论才服人。”[46]

除了这些奏对文章，司马迁的《史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是依经立论的成果。

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两篇文章里，司马迁毫不隐晦自己对孔子编撰的编年史书《春秋》的景仰和学习之意。他的创作《史记》，就是要继承《春秋》传统，通过叙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来褒贬是非，成就自己的“一家之言”。司马迁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该书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得到了历代评论者的肯定。但是，班彪对司马迁的《史记》极为不满，他批评司马迁说：“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47]相较于班彪的辞锋激烈，班固的意见显得较为公允，他称赞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对于司马迁“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的缺陷，也能理解：“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但在创作主旨这一核心问题上，他的批评与其父是一样的：“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48]班彪父子对司马迁的负面评价，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司马迁在《史记》里体现的思想，基本是儒家的，但也不可否认，其中含有一些道家的、法家的成分，所以，他的依经立论并不纯粹。随着武帝之后儒学的一统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司马迁的这一特点开始被无限放大。必须明了司马迁思想不主一家的特质和儒学在西汉中后期的壮大这两点，才能够理解扬雄批评他“爱奇”和班彪父子对他这样的恶评的由来。

所以，可以这样理解，武帝之后的西汉文坛，经典崇拜无处不在，依经立论成为文士们共同的文章结撰方式。文士们的这种依经立论意识，有时是自觉的，更多的时候则是不自觉的自发自动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