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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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异和符瑞，这两种文学主题的出现，既与汉儒的思想信仰有关，也与他们关注时政、学以致用的学术旨归密切联系。灾异是天降灾祸与怪异事象，以示对人间政治的不满与警告；符瑞是天降祥瑞，以示对人间政治的肯定与褒扬。这两种事象，古人极其看重，认为其中寓含着天意，是不可轻忽的重大信号。

在《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已经开始记录灾异和符瑞，在当时的作者看来，自然界的灾异与神异现象的出现有着内在的原因，并借此以评论时政。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国语》里记载的周惠王时莘地有“神”自天而降，内史过对此异象的解释是：“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矫诬，百姓携贰，明神弗蠲而民有远志，民神怨痛，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是以或得神以兴，抑或以亡。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耹隧。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33]文中的“融”指火神祝融，“回禄”亦为火神，“夷羊”是一种神兽，“”即凤凰。内史过从灾异和符瑞的经典解释，来阐释王朝兴衰、时政清浊与天道的关系。他强调好的时政将招来符瑞奖赏，这就是“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话语的由来；反之，如果人间的王侯暴虐无道，天就会取消自己的福佑，而以灾异事象来表达自己的谴责和愤怒。内史过坚信人在做，天在看，天意并非不可测度，它会以灾异、符瑞的形式体现。内史过的这篇议论，与汉代作者言灾异符瑞的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处。

但是要言明的是，先秦时期的作者讲灾异和符瑞，其目的仅是为论证时政的清浊，还没有发展到借助于天人合一理论来论证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的问题，甚至为了祛除这种带有怪力乱神的成分，儒家尽力不说、不信、不附会。例如，《春秋》也记录了一些以汉人的理解绝对是灾异的事象，如螟、霜、大风、地震等，但《春秋》经对这些异象仅仅是记录，而不作牵强的解释。这一原则，就是后来司马迁所谓的“记异而说不书”。但到了西汉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作者们开始在自己的作品里竭力融合天人灾异祥瑞思想，记录异象仅仅是一个借以抒发颂美或批评意见的引子。整体而言，西汉时期好言灾异祥瑞的作者，他们的努力有着更为复杂的动机。简言之，为了实现参政议政的终极目的，为了贯彻学以致用的学术旨趣，西汉的作者们大谈灾异祥瑞。他们谈祥瑞，是为了歌颂，这是《诗经》“美”、“颂”传统在新时期的继续；他们谈灾异，则是延续《诗经》“刺”、“讽”的传统，是以委婉的方式来批评时政。

汉代最早以灾异、祥瑞说来评论时政的文士是陆贾，在其《新语》一书中，他屡次以灾异祥瑞说来评骘时政。最经典的一例，是他在《道基篇》里这样的一段论述：“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生雷电，阴成雪霜，养育群生，一茂一亡，润之以风雨，曝之以日光，温之以节气，降之以殒霜，位之以众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罗之以纪纲，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祯祥，动之以生杀，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故知天者仰观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蜎飞蠕动之类，水生陆行，根著叶长之属，为宁其心而安其性，盖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者也。”[34]陆贾的身份是儒生，他在随顺汉高祖的同时，不忘以儒家仁德政治来沾染感化高祖。他以高祖能够理解的秦汉时期广泛流行的天人相通、物我同类学说，来阐释天地、四时、阴阳、五行皆“可见”、“可量”、“可纪”、“可相”。因而，那些智者只要“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就可以明了一切。以这样的理论来推导，时政的善恶，就可以通过灾异或是符瑞的出现来得到确认。简言之，如果天现灾变，就意味着天在警示皇帝要改弦更张，重回正道；如果天现祯祥，就意味着天对皇帝施政的首肯。如此这般，人主就有了何者当为、何者不可为的天道标准了。

陆贾虽然也谈灾异、符瑞，但是，针对汉高祖自己没文化又轻视儒学的现状，他不能太多谈及灾异的一面以免引起高祖的反感。所以，他的策略是少谈灾异而多谈祥瑞，以灾异警示皇帝改小过，以祥瑞鼓励皇帝从大善。随着儒学在汉廷渐渐立稳脚跟，儒生们在奏议里，除了少数例外，多数都侧重强调灾异的一面，以天意来压制帝王为所欲为的欲望。这些儒生通过对自然界中反常现象加以政治性的解说，来附会时政，批评各种黑暗现象以及皇帝的不德。这些儒生基本不谈符瑞，而把议论的重心放在灾难性的异象上。在这派儒生里，文帝时期的贾谊是最早的时政批评者。在他的《新书·耳痹篇》，贾谊开宗明义地指出：“目见正而口言枉则害，阳言吉错之民而凶则败，倍道则死，障光则晦，诬神而逆人，则天必败其事！”他接着征引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胡作非为招致天谴来警告汉文帝：皇帝的诛罚要公正，要体现天道正义，“天之诛伐，不可为广虚幽间，攸远无人，虽重袭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诛伐顺理而当辜，杀三军而无咎；诛杀不当辜，杀一匹夫，其罪闻皇天。故曰：天之处高，其听卑，其目芒，其视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谨慎”。这样的议论，完全就是本自于天人感应理论。对民生疾苦的关注，是身为儒生的贾谊最在意的，而恰恰在当时关中旱情严重，在贾谊看来，这无异于天现灾异来谴责文帝施政的不当，他于是作《旱云赋》来因应灾变，讽谏汉文帝。这篇赋作先对旱灾的严重情况渲染一番“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邪而狼戾。终风解而雾散兮，遂陵迟而堵溃。或深潜而闭藏兮，争离而并逝。廓荡荡其若涤兮，日昭昭而无秽。隆盛暑而无聊兮，煎砂石而烂渭。汤风至而含热兮，群生闷满而愁愦。畎亩枯槁而失泽兮，壤石相聚而为害。农夫垂拱而无事兮，释其耰锄而下泪。忧疆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35]。贾谊以写实的笔法，将干旱给农夫带来的绝望如实叙写出来。在叙写完旱灾的严重之后，贾谊追究造成这场旱灾的原因和因应之道。他以天人之说出发，以灾异理论指导，将这场遍及全国的大旱理解为是天对人不满的警示。这不是一场天灾，这是一场人祸，他“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将灾难归咎于在位者即皇帝。他引传说中的古昔德政来反映当今弊政：“独不闻唐虞之积烈兮，与三代之风气。时俗殊而不还兮，恐功久而坏败。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贾谊认为，旱灾的成因是可以预知的，“阴气辟而留滞兮，厌暴戾而沉没。嗟乎！作孽大剧！何辜于天，恩泽弗宣？啬夫寡德，群生不福。来何暴也，去何躁也！孶孶望之，其可悼也。憭兮慓兮，以郁怫兮。念思白云，肠如结兮。终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云何怨，奈何人兮！”[36]根据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理论，政治不明必将导致阴阳失衡，而阴阳间的平衡一旦被打破，阴气重而阳气少，就会导致雨水无法正常形成而带来旱灾。天灾是由人祸造成的，而最要为此担当罪责的，是当时的皇帝，他“托咎于在位”，批评朝政和汉文帝，要求文帝改变错误做法，上承天意，下恤民情，唯有如此才会使被人为因素破坏的阴阳重新找到平衡，则云行雨施，旱灾自然解除。

据学者考证，汉文帝在位的二十余年间发生了三次全国性的大旱，贾谊的《旱云赋》应该针对的是文帝前元九年的那次大旱。那时的贾谊深受周勃等老臣的排挤而被远谪他乡，他忧愁愤懑，“对封建王朝的黑暗已有一定的认识，但他雄心未泯，仍想竭力加以救治”[37]。需要注意的是，汉文帝在古代帝王中向来被视为明君，由他开创的“文景之治”成为治世的典范。但在当时的贾谊看来，汉文帝距离尽善尽美的与尧舜一般的圣王，还有很长的路。而他治下的三次旱灾，便是天帝对他不满的明证。在这篇赋中，贾谊通过对灾情的写实性描写，和对灾异原因的分析，来达到评判时政与讽谏人主的目的，是汉代文士借助于灾异来言政的先声。

西汉两百年，以天灾理论评判时政的最著名学者，是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和成帝时期的刘向，但二者的文章风格又有所分别。

武帝建元六年两个月内，关中和帝国的东北就发生了两起灾异，分别是四月的高园便殿火灾与六月辽东高庙火灾，这在董仲舒看来是非同小可的重大政治事件，是天现灾异的典型。他于是抗颜上疏，这便是《庙殿火灾对》：

《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按《春秋》鲁定公、哀公时，季氏之恶已孰，而孔子之圣方盛。夫以盛圣而易孰恶，季孙虽重，鲁君虽轻，其势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两观灾。两观，僭礼之物，天灾之者，若曰：僭礼之臣可以去已。见罪征而后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宫、僖宫灾，二者同事，所为一也。若曰：燔贵而去不义云尔。哀公未能见，故四年六月，亳社灾。两观、桓、僖宫、毫社，四者皆不当立，天皆燔其不当立者，以示鲁欲其去乱臣而用圣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见灾者，鲁未有贤圣臣，虽欲去季孙，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见之，其时可也，不时不见，天之道也。今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于礼亦不当立，与鲁所灾同，其不当立久矣。至于陛下时天乃灾之者，殆亦其时可也。昔秦受亡周之弊而亡以化之，汉受亡秦之弊又亡以化之，夫继二弊之后，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难治甚矣。又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者众，所谓重难之时者也。陛下正当大弊之后，又遭重难之时，甚可忧也。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大平至公，弗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灾外，罪在内者天灾内，燔甚罪当重，燔简罪当轻，承天意之道也。[38]

董仲舒的这篇奏对，针对武帝时期如淮南王刘安等刘姓诸侯专恣、武安侯田蚡等贵戚跋扈的现状，以《春秋》两观、桓、僖宫、毫社四处火灾的经典先例，鼓励武帝承顺天意，断然对这些不法的权贵开杀戒。他的这道奏疏，以灾异理论指导现实政治，给皇帝出谋划策，却几乎给他带来了杀身大祸。但董仲舒矢志不改，始终坚持自己的学说。在武帝元光元年七月，京师雨雹，董仲舒就鲍敞的疑问而用同样的理论对此详加解释，这就是收录于《古文苑》卷十一的《雨雹对》。这也是一篇长篇大论，依然以阴阳五行的灾异学说来解释冰雹非自然现象而是天帝对混乱时政表达否定意见的灾异。

董仲舒将先秦时期的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加以调和，用以改造自己所研究的公羊学理论，他以自己的学术成就成为一代儒宗。他言灾异的方式，影响了武帝之后几乎所有的西汉文士，他们在奏议奏对中危言耸听地以灾异事象来警告劝谏皇帝，这种做法，成为西汉奏议文学普遍的风气[39]。在这些学者中，刘向的奏对最有特色。

刘向生活在江河日下的元、成时期，国势萎靡、权移外戚，他和董仲舒一样，本着学以致用的态度，积极参与到时政中去。他的这一类作品，既有辞赋如《九叹》，也有奏疏如《使外亲上变事》、《条灾异封事》、《极谏用外戚封事》、《谏营昌陵疏》、《复上奏灾异》、《日食对》等。无论是辞赋还是奏疏，刘向都将忠君爱国的热忱注入其中，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够改变衰颓的政治现状，使汉帝国重回正轨。因为他生活的时代，政治危机已经极端严重，而在位者从皇帝到公卿、大臣又都悠游度日，而且他有着宗亲的特殊身份，这就使得刘向的奏疏呈现出措辞严厉、指陈时弊毫不留情、文无余蕴的整体特征。

他的《谏营昌陵疏》收录于《汉书》本传，主旨是批评汉成帝不恤人力，穷奢极欲地营造园陵。在专制帝国时期，在厚葬的普遍习俗的影响之下，皇帝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即是营造自己死后的陵墓。在古代，皇帝营造陵寝是很正常的，问题是汉成帝先是耗费无数钱财营造延陵，然后放弃建造一半的延陵，转而去重选新址，改营昌陵。及至昌陵营造将近完成，他又听信人言放弃昌陵，重新营建延陵。这就大大增加了国库的财物消耗，另外，这两个陵寝的营建都超越礼规，过度奢靡。汉成帝的为所欲为，激起了刘向的义愤，他于是上疏反对。这篇奏疏先从正面赞美了历代先皇节俭造坟陵：高祖安不忘危，“以德为效”；文帝建霸陵，躬自薄葬，不起山坟。接着从儒家言必称往古的习惯，从汉代往上追述古圣先贤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秦穆公、孔子、延陵季子等都节俭办丧事。在正面树立典范后，他又从反面列举史上昏君厚葬的可耻下场：吴王阖闾，秦惠文王、武王、昭王、庄襄王等都施行厚葬，但在他们死后，其陵寝皆遭盗掘。刘向在批评这些反面人物时，特别写秦始皇“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宫人，生埋工匠，计以万数”。这样不恤民力、穷奢极欲的后果，是“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一正一反的论证结束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髙，宫庙甚丽，发掘必速”！以古昔正反两种做法和这一结论来审视现实，刘向的这篇奏疏终于指向了汉成帝在陵寝营造这一大事上的巨大失误：“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惽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他尖锐地批评汉成帝不能借鉴古圣先贤，反而“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比方丘陇，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他以公羊学的灾异学说来解读国内大饥荒以及大量农夫背井离乡饥饿而死这一灾难，认为这一灾难的根源，是天不佑护刘汉帝国，而天之所以降下灾难，是天在表达对成帝营建陵寝无度的愤怒。正是汉成帝的过度奢靡与轻视民力，使得生者与死者怨气冲天，而天人本来就是互相感应的，民间普遍的怨气影响了弥漫于天地间的阴阳二气，受到干扰的阴阳二气则导致了庄稼的歉收与饿殍遍地。

《条灾异封事》同样收录于《汉书》本传，但这篇奏疏批评的对象换成了汉元帝。在西汉的皇帝之中，汉元帝并不暴虐，他的性格缺陷是庸懦无主见。他即位伊始，奋发有为，倚重名臣萧望之等，朝政蒸蒸日上。但他同时又信任自己的亲信宦官弘恭和石显，正是这两个身边的奸佞，设计使得汉元帝疏远众贤臣，迫使御史大夫萧望之自杀。萧望之自杀后，汉元帝有所觉醒，于是擢升周堪和张猛任事。但在弘恭、石显几次谮毁之后，他又对周堪、张猛产生了怀疑。刘向忧心国事，他相信一旦深得民望的周堪、张猛和萧望之一样被贬黜或杀害，则朝政将彻底无望。正是本着这样的初衷，他“推《春秋》灾异，以救今事一二，条其所以”，上封事谏元帝。这篇奏疏绝不支吾，开门见山地提出“（臣）窃见灾异并起，天地失常，征表为国”。和《谏营昌陵疏》一样，在提出观点之后，他从历史上正反两个维度的先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诸侯和于下，天应报于上。故《周颂》曰：‘降福穰穰。’又曰：‘饴我厘。’‘厘’，麦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获天助也。下至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接着，他以灾异说为依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天变见于上，地变动于下，水泉沸腾，山谷易处。”为了论证这一论点，他继续征引《诗经》和《春秋》验证：“《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霜降失节，不以其时，其《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言民以是为非，甚众大也。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长狄入三国，五石陨坠，六退飞，多麋，有蜮、蜚，鹆来巢者，皆一见。昼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杀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饥、蝝、螽、螟蠭午并起。当是时，祸乱辄应，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也。”在有效论证基础之上，他提出了最后的结论和建议“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他反复援引《诗经》、《春秋》的诗句与成败教训，从公羊学天人感应理论出发，从正反两个方面向汉元帝讲论政通人和则天现符瑞，朝政昏暗则灾异频现这一道理。刘向好推演灾异，曾撰《洪范五行传论》，在他看来，人祸与天灾间相互作用，不可截然分开。在奏疏的结尾部分，他针对现状，对汉元帝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谴责：“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剌，更相谗愬，转相是非。传授增加，文书纷纠，前后错缪，毁誉浑乱。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权借势之人，子弟鳞集于朝，羽翼阴附者众，辐凑于前，毁誉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皆怨气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轨迹，循诗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颂，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

前文已经谈到，刘向兼治《公羊传》与《谷梁传》，但其学问的骨干是公羊学。他法效先儒董仲舒，将古书中所载的灾异、符瑞事件加以排比分析，成《洪范五行传》。这部书不是纯粹的学术著作，他要借此来探究人事吉凶与上天的关联问题。他身为高祖直系后裔，生活在宣、元、成之时，既见到了宣帝励精图治的中兴局面，更看到了元、成的不争气使得朝政日非。皇族的责任感与书生的使命感促使他挺身而出，力图挽回汉政的颓势。但他有学问、有正义感、有决心，却没有改变这一切所需要的实权和皇帝的信任，这样的有心无力之感，使得刘向的奏疏迥异于其他文臣的奏对，他的批评不再是委婉的讽谏，而是言辞激烈，辞意外露。他是一位大儒，但却没有一般儒生的儒雅谦和，他性格暴烈，头角峥嵘。他以自己一向研习的天人感应论的灾异学说为进攻的武器，不回避、不忌讳，大胆地将灾难性事件与各类反常现象和混乱的朝政对应。他以灾异理论审视、批评时政。在奏疏里，他喜好危言耸听地讲论灾异，例如在《极谏用外戚封事》这篇文章里，针对外戚王氏坐大威胁刘氏天下，为了能使成帝警觉，他称“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40]。文中以昭帝时泰山石无故自立、上林苑中倒伏柳树重新立起这双重的异象之后来得到验证，来警示成帝王氏祖坟屋柱自生枝叶、自生树根说明王氏也将像宣帝一样崛起于民间而登上帝王宝座。

刘向的这三篇奏疏，或是谈灾变，或是论异象，都是以公羊学的灾异理论来参政。以公羊学灾异理论而言，灾与异是有程度的区别的：灾的程度低些，是天警示皇帝的标志；异则程度严重得多，是天对皇帝屡教不改后表达绝望的标志，异象一旦出现，就意味着改朝换代即将发生。所以，异比灾严重。刘向和他身后的公羊学灾异理论，都是玄虚而迷信的，但刘向这一类的书生本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担当，关心民众疾苦，敢于对抗强权暴政，体现了公羊学经世致用的核心精神。

刘向奏疏的独特风貌的形成，还有其身份特殊性的因素。据《汉书》本传，刘向是高祖幼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人，因而与西汉王室同气连枝。强烈的宗亲意识与家国意识，使刘向面对混乱的朝政与各种黑暗现象，有着远较于他人的敏感度，他对皇帝的批评，不是温柔和缓的和风细雨，而是耳提面命的训斥。他这一类奏疏的写法，也是有共性的：从结构上来说，是将天与人对应起来，即先征引经典，列举自然界的灾异类反常现象，然后是逐条列举人事的反常，之后在天人两者之间找联系点以便建立起天人间的对应关系，以告诫皇帝灾异不是不可控的，它是由皇帝的失德行为所引发的，上天通过灾异来表达自己对人事的看法。而皇帝可以借助于灾异的严重程度与发生频率，来了解天的态度，并针对性地改变自己的错误言行以求获得天的福佑。《诗经》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真正的儒生，当面对不义，是无法缄默的，刘向就是这一类儒生的典型，他以学术参政来实现自己王道理想，其文章是这一政治理想与学术良心的直接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