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天人思想与西汉文风的转型

本书首章已述，春秋公羊学对西汉社会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西汉武帝之后百余年间，文士多通经术、善属文，而这些文士所通的经术是以公羊学为主干的。因为，西汉今文经学是以《春秋》为首，《春秋》在西汉今文经学中处于独尊的地位，当时的学者无论研习哪部经书，多以公羊学为自己的学术根基，最有力的证据，是前面提到的刘向。《汉书》本传称刘向所习，为公羊学在西汉时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谷梁学，但汤志钧先生通过分析刘向现存的著作而认为刘向的春秋学“不局限于谷梁学，还包括了相当部分的公羊学”[1]。清代学者唐晏则以刘向所编《说苑》为例，指出刘著《说苑》所引春秋说，“多同于《公羊》，其用《谷梁》者无几”[2]。刘向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由此可见公羊学在激烈的学术竞争中对其他学派的侵蚀，充分说明了公羊学在今文经学中的核心地位。作为统摄五经的儒学核心，公羊学对西汉文士造成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因此，作为公羊学理论核心的天人思想，势必成为影响西汉文风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内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