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公羊学对汉政的第一个重大影响，是在如何应对“夷狄”侵扰问题上给出了答案。

既然武帝朝已经处于三世异治的第三阶段，那么，怀来“夷狄”（不成则武力讨伐）就是顺理成章的朝政首要任务。

在儒家的理论体系里，夷夏之防一直是个大问题。对于华夏周边的“夷狄”，孔子讲求“修文德以来之”[45]。即修正华夏的德行，以王道正义去感化“夷狄”，使得“夷狄”因为歆慕我之王道而自动归服。汉代儒生继承了孔子的这一理想，董仲舒在为武帝描绘理想治世的诱人图景时，有“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殊方万里，说德归谊”之语[46]。但汉代儒生讲求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并不固执已有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种教训固然美妙，但在现实政治中却很难实现。如果“夷狄”强项拒不服从华夏，公羊学儒生也有第二套应对之策，即武力征讨。武帝甫即位，闽越发兵攻东瓯，东瓯求救于汉，丞相田蚡不主张营救，而公羊家庄助则力主出兵：“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当安所告愬？又何以子万国乎？”[47]在庄助看来，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当今属“太平世”，所以要有与之前“据乱世”不同的新的应对之道，即子万国、治理“夷狄”。武帝采纳了公羊家庄助的意见，东瓯感激汉的救助，于是举国内迁。后闽越进攻南越，南越王上书武帝，以谦卑的姿态，请求武帝调解，奏疏中有这样的词句：“两越俱为藩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48]完全是以臣子的身份，请求共主主持正义。武帝大悦，遣将讨闽越，最后闽越归降。然后，灭南越、东越、滇、朝鲜，在帝国的南方和东方完成了整治“夷狄”的目的。在帝国的北方，是强大的匈奴，汉朝自高祖起对之采取和亲政策以换来北边的稳定，这是秉持着儒家的“怀来”理论；武帝始行征讨政策，以付出巨大的人力、财力为代价削弱匈奴实力来换取北边的安定，这是秉持着公羊家的“太平世”理论而制定的与时俱进的新方略。在此过程中，包括董仲舒、庄助、主父偃等大儒纷纷以所学理论来支持武帝的这一更化之举。在这些公羊家儒生看来，既然已经是太平世，那么治“夷狄”就是刻不容缓的要务；若“夷狄”如南越等主动归服则以王道待之，若“夷狄”如匈奴等顽抗大汉则坚决武力征讨以霸道待之。武帝自元光元年开始以武力解决取代和亲政策，连年用兵，在付出高昂的代价后，终于使匈奴远遁，暂时性地解决了匈奴对帝国的严重威胁。

武帝总结对四方用兵的国策时说道：“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49]武帝在位的半个多世纪里，汉对北方的匈奴、东方的朝鲜、东南方与南方的百越、西南方的西南夷、西北方的中亚小国用兵，就是以公羊家的这一学说为理论指引的。而当时的文士也深明此理，努力在文学创作中贯彻此义理。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司马迁认为其创作目的有二：一是反对武帝用兵西南夷，欲劝谏则不敢，“乃著书，借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二是“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实际上，司马迁的理解有误，《难蜀父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段文字：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龊，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浔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号泣，内向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恶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沫、若，徼牂柯，镂零山，梁孙原。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矣。方将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观者未睹指，听者未闻音，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悲夫！[50]

玩味这段文字，很难看出司马迁所认定的作者对开发西南的反对意见。相反地，司马相如对“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的贤君的期许，对统一四方、拯救“夷狄”于水火的急切，对“遐迩一体，中外提福”的升平治世的期待，对于大汉得自天授的“受命之符”的信仰，却无一不体现着一位公羊学者的责任和担当。由此看来，从皇帝到文士，都兴奋地沉迷于推广王道、怀来“夷狄”的政治理想中。

在镇抚四方这个重大问题上，昭宣时期依然是沿着武帝的轨辙，根据公羊学的理论在继续执行。

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详细记载了武帝晚年发布《轮台诏》的情况。从表面看，武帝发布该诏书后，改弦易辙，“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公开承认失误。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陈苏镇先生认为，细细考察《轮台诏》的文字，可以发现，诏书中所“悔”的仅仅是远征和三年之役而已！武帝的诏书否决了群臣增加民赋以助边及其他扰民建议，“其用意是明显的，即停止远征及与远征相关的一切扰民劳民之事，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使国家得以恢复元气；而‘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及‘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云云，即使不是积蓄力量、日后再战之意，至少也包含维持既得战果的用意”，他的结论是：“轮台之诏并未全盘否定武帝数十年的开边事业，更未否定其全部事业。”[51]

武帝其实在其晚年，对于自己一生征战四方的事业，仅有微调，而未全盘推倒。他又通过选择自己的亲信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等为顾命大臣辅佐年幼的昭帝，以便自己的施政方略不至于在身后被更动。确实，昭帝、宣帝时期的首席顾命大臣霍光，屡次对匈奴和西域不服从小国用兵。例如：元凤三年冬，霍光派遣范明友率军进攻匈奴；元凤四年，霍光命傅介子刺杀抗命的楼兰王安归，改立亲汉的安归弟为君，且改易楼兰国名为鄯善；霍光主持的最重大的一次对匈奴用兵，发生在宣帝本始二年，他派遣五路大军进攻匈奴，总兵力达到惊人的二十万，这与武帝时卫青、霍去病的几次大战所用兵力相当。昭宣时期的另一位顾命大臣桑弘羊，也直言不讳地坦承要继续武帝征战四方的功业：“往者，县官未事胡、越之时，边城四面受敌，北边尤被其苦。先帝绝三方之难，抚从方国，以为蕃蔽，穷极郡国，以讨匈奴。匈奴壤界兽圈，孤弱无与，此困亡之时也。辽远不遂，使得复喘息，休养士马，负绐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内解，必为巨患，是以主上欲扫除，烦仓廪之费也。终日逐禽，罢而释之，则非计也！盖舜绍绪，禹成功，今欲以军兴击之，何如！”[52]在几位顾命大臣看来，灭胡是大汉的要务，不能因为老皇帝去世就停止，在帝国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之后，要继续一鼓作气，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昭帝和宣帝也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对武帝举措的坚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