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美与批评的抉择

汉武帝认识到以公羊学为主的西汉儒学巨大的可资利用的价值，实施了一系列的推广儒学的政府举措，尤其以规定今文经学为入仕唯一途径的政策影响最大。士子为了学而优则仕，必须选定官方认可的学术为努力的方向，因此不难理解经学成为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学者共同钻研的唯一学术，而战国时期与儒学并列的其他学派则因为官方不承认而学习者寥寥，从而日渐式微。今文经学的独霸天下，对西汉士人的思想产生的影响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元帝以后的皇帝服膺经学，虔诚推广经学，造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自上而下的儒学推广运动，这一运动的结果，是全体民众对经学的彻底接受，是经学成为人伦准则，是经学思想化为各阶层人士言行的标准。

武帝之后的西汉社会，以公羊学为主体的今文经学思想无处不在，文士和其他社会中人一样——甚至是更加狂热地接受这一思想。但是，在文学实践中，公羊学理想、天人思想与文士作为独立个人的思想时时交锋，二者的内在矛盾令西汉的士子身心俱疲，他们的心态也因此而时时处于波动状态。表现之一，便是文士在文学作品中纠结于对时政的颂美与评判，二者的矛盾，经常使创作者处于顾此失彼的窘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