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天人之说

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行之七十余年，收到了良好效果，但也出现了一些伴生的新问题。首先，经济虽然高速发展，生产力也得到了恢复，但随之引发的僭越奢侈世风亟待解决。其次，政治方面，吴楚等七国叛乱被镇压后，中央政权日益强势，皇帝要想有更多的更大的作为，也无法容忍自己继续垂拱无为。汤志钧认为，儒学因此适时兴起，“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神化皇权的政治理论和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学说就代替了黄老学说”[1]。汤志钧在此提要钩玄地将儒学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大一统思想、神化皇权的政治理论和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学说”三大核心思想重点标举。三者都是今文经学最为推重的核心要义。今文经学的治学特点，孙筱以为：“其治学目的在于明义理，故疏于训诂；其为学方法在于详今略古，古为今用；其学术取向是通经致用。”[2]今文经学家都致力于把经学定为一尊，乃是因为儒生们坚信经学可以治国，他们以宗教般的虔诚来看待五经，而在五经之中，因为《春秋》经与政治关涉最为紧密，因此，“大一统思想、神化皇权的政治理论和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学说”三大核心思想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今文《春秋》尤其是公羊家的理论密钥。

前文已经说到，公羊学理论是西汉王朝的意识形态，而公羊学的核心思想，是天人理论。天人学说是公羊学几乎所有理论主张的根本的出发点，它极大地影响和塑造了汉代人的思维方式和施政模式。而汉代公羊学天人学说的集大成者，是董仲舒，他创造性地融会贯通各家学说，提出了一整套从纯粹的学理到现实的施政的天人理论。董仲舒之后的公羊学家，在天人理论这个核心学术命题上，是基本遵从董仲舒的意见而略有发展的。可以说，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就是汉代公羊学的天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