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家《春秋》在西汉思想界的优势地位
汉初仅存的《春秋》三家，也和当时其他儒家经典内部众多的师法、门派一样，陷入了无休止的互相诋毁、高自称誉的争夺学界正统的斗争中去，亦即今古文之争。
五部儒经都有内部的今古文纷争，相对来说，《春秋》经在西汉一朝二百年时间里，几乎是今文经独步天下，没有古文经与之冲突，直到西汉末哀帝时刘歆发现古文《左氏传》而要强行将之立于官学，这才造成与以公羊家为代表的今文经的正面交锋。
关于西汉经学的纷争情况，班固《汉书·儒林传》评论曰：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班固的这段议论，清晰地陈述了三传立为官学的次序。一直到武帝时期，《春秋》都是只有一家被奉为正统，即公羊家。这一派的大师是胡毋生和董仲舒，他们的势力笼罩学界。据《汉书·儒林传》，当时有鲁人申公以《诗》、《谷梁春秋》传授生徒，在他的学生中，瑕丘江公最能发明谷梁大义。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同为名震朝野的《春秋》经师，二人为了各自学派的利益而在武帝面前激辩。董仲舒“能持论，善属文”，而江公则“讷于口”，于是在御前辩论中，江公惨败，公羊学于是称霸，武帝“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公羊学的兴盛，也可以从西汉儒臣奏议引用《公羊传》文字看出。他们征引的与《春秋》有关的文字，几乎都是《公羊传》，但这些儒臣几乎无一例外地仅仅在引文前冠以“春秋曰”三字，而不是《公羊春秋》，可见，当时公羊家的独盛，已经没有必要在《春秋》前冠以“公羊”二字，因为对于时人来说，《春秋》经唯有一家，即公羊家。即便如此，武帝时期，还是有谷梁学开始与之争雄，虽然谷梁学的代表短于论辩，且当时的丞相公孙弘以相位暗中相助，导致公羊学全胜，而谷梁学也一时陷于低谷，但武帝去世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却开始朝着有利于谷梁学的方向发展：
太子既通（《公羊传》），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谷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谷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17]
宣帝朝的谷梁复兴，与武帝朝的公羊独尊一样，学术争斗的背后都有政治力量的支持。戾太子受武帝命而学习《公羊春秋》，但他个人的喜好则是谷梁学。他后来因反对武帝而被杀，但他的孙子刘询继昭帝位为帝，则给他和谷梁学带来了转机。宣帝的倾向谷梁，据《汉书·儒林传》，是因为认同其祖父的学术选择，他为了谷梁学的胜利，以人主之势，蓄养名儒，讲习达十年之久，以求战胜公羊学。而宣帝朝的高官，则多为鲁人而倾向谷梁学。例如，丞相韦贤，治《鲁诗》，师事瑕丘江公；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为鲁人；萧望之等十一名裁决官看似公允，其实当然要唯宣帝马首是瞻，他们的裁决“多从《谷梁》”，是可以想见的。据《汉书·宣帝纪》，甘露三年，诏诸儒讲论五经异同，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终于立《谷梁春秋》为博士。至此，谷梁学取得了与公羊学平起平坐的地位。
至于《左氏传》的加入争斗，则是始于《谷梁》之后。据载，“尹更始为谏大夫、长乐户将，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咸及翟方进、琅邪房凤”。房凤“为光禄大夫，迁五官中郎将，时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不对。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凤、龚许歆，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语在《歆传》。大司空师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上于是出龚等补吏”[18]。直到平帝时，王莽当政。因为王莽曾受《左氏传》于陈钦，于是乃与刘歆一道将《左氏传》立为官学。至此，三传并立于官学。
尹更始、房凤，都是谷梁学大师，按照常理，他们应该极力反对《左氏传》的求立学官才是，但他们一反汉人拘执师法的偏见，大力提倡《左氏》当立为官学，其动机何在？还原当时学界的现状：《谷梁》初立，虽然得到了宣帝以及一干重臣的支持，但公羊学乃是自西汉立国之初就占据学坛主导地位，虽然有宣帝的摧抑，但其威势曾不少减。谷梁学得立为官学，但仍处于公羊学的强势高压之下，生存为难。对于谷梁学的学者们而言，现在最紧迫的任务是扶助一种第三方的势力，这样，一方面可以分担公羊学向自己学派进攻的火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扶助一个同盟者和自己一道摧廓、消减公羊学在学界的势力。这恐怕就是西汉中期学坛谷梁学扶助《左氏传》蹿升的真正原因。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即便有皇帝的干预，公羊学仍是《春秋》三传中内蕴最深厚、影响最大的一家。
对此，段熙仲先生有着精辟的分析，他认为，《汉书》中左袒谷梁学与左氏学的一些经学大师如萧望之、孔光、师丹、刘向等，考其论学旨归，竟是公羊学：
传言萧望之善张禹言《左氏》，上书数以称说，且荐禹于宣帝。然余考《汉书》望之本传，五凤中对问因匈奴坏乱举兵灭之议，乃曰：“《春秋》晋士匄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按：《左氏》但言“礼也”，未言大其不伐丧，《谷梁》则非其专君命，惟《公羊》有“大其不伐丧”之明文。而“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乃与何君《解诂》“恩动孝子之心，义服诸侯之君”同。何君此语必本先师之说，是以与望之所称引者合。望之用《公羊》，未从《左》、《谷》，安在而见其上书数以称说也？本传又云望之以中书政本，用宦者违古不近刑人之义，此又《公羊》义也。
孔光家世大夏侯学，师丹亦治《齐诗》，而皆不之许。是知甘露三年之平议，特以依违宣帝意故耳。刘向之明《谷梁》由于受诏，然其上元帝封事，举周大夫祭伯出奔于鲁及尹氏世卿专恣，多用《公羊》义，不用《谷梁》、《左氏》说。其说灾异，时与董君说合，与其子歆异，《汉书·五行传》详之矣。[19]
由此可见，终西汉一代，三家聚讼纷纭，但公羊家仍是西汉春秋学的主力，其影响始终超绝于《谷梁》和《左氏》之上。
[1]《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晋之《乘》与楚之《梼杌》今皆失传。大概在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史书名为《梼杌》，与周文化圈诸国史书名称明显有别。而晋国的史书，既有名“乘”者，又有名“春秋”者，稍为杂乱。
[2]分别见《国语·晋语七》、《左传·昭公二年》、《国语·楚语上》、《墨子·明鬼下》、《战国策·燕策二》。
[3]《孟子·滕文公下》。
[4]事分别见《左传》文公十五年、襄公十五年。
[5]《史记·孔子世家》。
[6]《汉书·楚元王传》。
[7]周予同：《经今古文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8]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9]《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六“《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词条。
[10]崔适：《春秋复始》卷一，沈阳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11]《汉书·儒林传》。
[12]《史记·儒林列传》。
[13]《汉书·董仲舒传》。
[14]《汉书·董仲舒传》。
[15]《汉书·五行志上》。
[16]何休注，徐彦疏：《公羊注疏》卷一，中华书局编辑部：《唐宋注疏十三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页。
[17]《汉书·儒林传》。
[18]《汉书·儒林传》。
[19]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