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学对西汉政治的影响
孙筱认为，“今文经学的政治取向于中央专制集权政体，代表了专制官僚政治的要求”，这就可以解释今文经学尤其是公羊学得宠于时政的原因[36]。
武帝在即位之初，即谋求改弦易辙，他弃用行之近百年的黄老之术，转向儒家学说。确切地说，武帝所青睐的儒家学说，乃是高扬学以致用、理论为现实服务、力主仁德政治、主张《春秋》大一统思想、主张积极巩固和神化皇权的《春秋》公羊学派。
《春秋》公羊学派在西汉初就已经存在，当惠帝废黜挟书律，它也就随着儒家其他学派一道，传习渐广。当时一些重要的学派大师甚至还厕身庙堂，成为汉初皇帝的顾问，例如胡毋子都和董仲舒就都曾为博士；汉初一些大臣言事时，也开始称引公羊家学说，例如大行向景帝上书请立栗姬为皇后的核心根据为“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这八字就是公羊家要义之一。
武帝倾向公羊家，主要因为三件大事：一是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文学对策，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受到武帝赏识，他借由董仲舒而开始对公羊家学说有所了解；二是董仲舒与瑕丘江公在朝廷上就《春秋》经义而分别代表公羊家与谷梁家展开论辩，武帝判董仲舒为优，这应该增进了武帝对公羊家的了解；三是公羊家学者公孙弘得到武帝激赏，由布衣封侯并超擢为丞相，武帝与公孙弘朝夕相处，而公孙弘时时称引公羊家经义，也有助于武帝了解该学派的学说内容和特色。
在帝制时代，皇帝“予一人”的独尊地位，使得皇帝的好恶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帝国国策的制定。虽然面对强大的反对声浪，但武帝决意兴儒学、确立公羊家学说为帝国意识形态，于是，儒学——尤其是公羊家成为当时的显学。当时的两大公羊家大师胡毋子都和董仲舒都广收门徒，扩大影响。尤其是董仲舒，他的学生中，“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那些达到通经义水准的，官至命大夫；少数精英弟子如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更是官运亨通，褚大官至梁相，而步舒最受武帝赏识，他官“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37]，完全是钦差大臣的模样。
除了这两位公羊大师的诸多弟子得到入仕的机遇外，武帝之时，因“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而迫切需要人才，武帝于是“屡举贤良文学之士”[38]。如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各类人才都得到武帝的宠信。在这些人才之中，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终军、主父偃都是治公羊家说的[39]。他们将自己所学的公羊学说引入现实政治，在当时的政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所有的研习公羊家说的政治人物中，对汉政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公孙弘。公孙弘五十余岁开始研习公羊家说，“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40]。在公孙弘的带领下，大批的公羊家学者纷纷入仕，他们以自己的政治实践，深刻影响了武帝时期的朝政，并将公羊学经义深深烙印在之后的汉政上。
公羊学对武帝朝政治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在理论层面，为新时期面对新形势的帝国规划出了一套治国方略。
在《隐公元年十二月》的传文中，公羊学提出了“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三世异辞学说，董仲舒对此的解释是：“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子赤杀，弗忍书日，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41]在董仲舒的解释下，由鲁国史而扩展为“世界史”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一个由乱而治的历史进程。在董仲舒等公羊学家的理解中，《春秋》是为汉立法的终极权威，汉政必须经由一个完全等同于春秋历史的由乱而治的过程，亦即在汉代的不同历史阶段，要根据三世异辞说而采取不同的治国方略。在公羊家的理解中，“刘邦、惠帝、吕后时期是内其国而外诸夏的治乱世，文帝、景帝时期是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升平世，那么武帝时期便应是远夷之君内而不外、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太平世”[42]，所以，当武帝策问为何自己努力向善却“功烈休德未始云获”时，董仲舒的回答是“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43]。陈苏镇先生认为，“三世异治说所强调的正是一种以文化整合为目的的教化过程，与汉初政治发展的实际历程最为接近”[44]。公羊学以其他学术无法匹敌的现实功用，而为汉帝国指出了发展的方向。
而在现实的层面，公羊家春秋说对时政的影响可谓全面而深刻。
公羊家说影响汉帝国时政，始于武帝时期。它对帝国大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治“夷狄”、成为汉帝国法律的法理源头、积极参与封禅大典、左右西汉中后期舆论和政局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