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和此前的儒家大师一样，董仲舒并不迷恋纯粹的哲学研究，经世致用才是他的着眼点所在。他一系列的天人理论，最终目的是改进现实政治。他以天人感应为内核，以三纲五常为基础，描绘出了一幅理想世界——王道政治的蓝图。
董氏的王道政治，有其理论的来源，即孔子、孟子和荀子关于理想政治的一系列表述。孟子讲仁政、荀子讲礼制，这些都不必细说，董仲舒所学习的主要对象是孔子。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忠君尊王、仁德政治、富庶教百姓，以及举荐贤人和明夷夏之防几个方面。这些主张，又集中体现为大同理想与小康世界两个概念。孔子从仁的哲学思想出发，“以怀古的方式憧憬未来，把古代社会加以美化，称尧舜时代为大同，文、武、周公时代为小康，并用当时普遍流行的、逆转历史的仿佛越古越好的好古眼光，把大同作为最高理想，把小康作为近期的目标”[51]。大同社会，仅仅是孔子的一个远期梦想，而小康才是他的追求目标。在孔子的理解里，周初政治有着敬天保民、礼制贯彻和任贤举能三个特征，这是他追求终生的政治目标的最基础的部分。在这一点上，董仲舒的选择和孔子很像。另外，“孔子不想彻底革新，而要从周，表现了很浓的保守色彩。然而他也不是照搬西周旧制，乃是在从周的名义下建设一个他所理想的封建社会，以复古之名行改制之实”[52]。孔子提出自己理论的这一方式，也为董仲舒所仿效。
与上文所述的三纲五常一样，董仲舒在论及王道政治时，也首先将崇高的天抬出来。天子受命于天，就如同儿子受命于父亲一样，所以，对于天，天子要尊之敬之。天子既然是从天父那里取得治理天下的法理依据，那么，在实际政治操作中，天子就应该法天地、顺天意，将天道化为人间的王道。因此他强调：“明王正喜以当春，正怒以当秋，正乐以当夏，正哀以当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53]天子受命于天，所以当取法于天，根据天道来做事，以天意取代自己的欲望，是董仲舒王道论的核心要求。究其原因，是因为王是天与人之间的关联、媒介。在这里，董仲舒将“王”字进行了类似后世拆字的解释：“王”字的上、中、下三横，代表着天、地、人，而中间的一竖代表着王者，他贯通天、地、人三者，是天道在人间的贯彻者。因此，王者理所当然地成为天意在人间的代表，他的统治具有法理的根据：“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仁之美者在于天。”[54]这样的人间治理之道，就是天意体现的王道。所以，王者的一举一动，莫不与天相连，他对子民的生杀予夺，要遵循天道四时之义；任用官员，要根据五行运行的精神，以选贤举能的为则；它的喜好仁德而厌恶暴力，应与阴阳精神相吻合。如此这般的天子，才可以称为“配天”。
具体而言，天子取法天而行动的王道政治，即所谓“配天”之举，有着丰富的内容：“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摈者赞辞，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55]
董仲舒对天子举动循天有四条建议：
首先，要“高其位”，即“不自劳于事”，也就是行无为之事，而将一干事务下放给可以信任的臣下，自己享受逸乐。这条建议明显来自黄老道术。他从汉初七十余年无为治术中总结出如下这些“无为而无不为”的经验：“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因国以为身，因臣以为心。以臣言为声，以臣事为形。有声必有响，有形必有影。声出于内，响报于外；形立于上，影应于下。响有清浊，影有曲直。响所报非一声也，影所应非一形也。故为君虚心静处，聪听其响，明视其影，以行赏罚之象。其行赏罚也，响清则生清者荣，响浊则生浊者辱；影正则生正者进，影枉则生枉者绌。揽名考质，以参其实。赏不空施，罚不虚出。是以群臣分职而治，各敬而事，争进其功，显广其名，而人君得载其中，此自然致力之术也。圣人由之，故功出于臣，名归于君也。”[56]
其次，要“下其施”，对子民行儒家仁政。在要求君人者施行仁政这一点上，董仲舒与孔子并无二致。在回答汉武帝策问的《天人三策》中，他明确提出：“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57]董仲舒认为，天有四时，其中的春夏主德养，所以，人君要法天，就必须取法天对万物的慈爱之意，行仁政，爱育苍生。
再次，要“藏其形”，以神秘化自己，以此来赢得群臣的敬畏。这条建议，其实是取自法家，与《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赵高劝诱胡亥的法术一样。董仲舒将法家的驾驭臣下的方法吸收进来，认为“体国之道在于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58]。他强调君主自我神化的重要性，因为，神具有这样的属性：“不可得而视也，不可得而听也。是故视而不见其形，听而不闻其声。声之不闻，故莫得其响；不见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则无以曲直也；莫得其响，则无以清浊也。无以曲直，则其功不可得而败；无以清浊，则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正是因为神是如此重要，所以，董仲舒本着其一贯的对君臣关系的理解——“屈民而申君”，要求君人者取法于此，将它运用为御臣之术：“所谓不见其形者，非不见其进止之形也，言其所以进止不可得而见也。所谓不闻其声者，非不闻其号令之声也，言其所以号令不可得而闻也。不见不闻，是谓冥昏。能冥则明，能昏则彰。能冥能昏，是谓神人。君贵居冥而明其位，处阴而向阳。恶人见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为人君者，执无源之虑，行无端之事，以不求夺，以不问问。吾以不求夺，则我利矣；彼以不出出，则彼费矣；吾以不问问，则我神矣；彼以不对对，则彼情矣。故终日问之，彼不知其所对；终日夺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则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阳而为阴，人君居阴而为阳。阴道尚形而露情，阳道无端而贵神。”[59]
最后，要“见其光”以自我光明，具体说就是要选贤使能。在董仲舒看来，合理地设置官员的员额、品阶是实现人尽其才的首要前提，为此，他提议朝廷要设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所以如此，是取自“天之经”和“天之时”，是“合于天”。在设官分职合乎天的前提下，董仲舒要求皇帝放弃官职世袭的既定做法，代之以任用贤人为政。董氏高度重视官员的德才兼备的能力素质：“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精积于其本，则血气相承受；贤积于其主，则上下相制使。血气相承受，则形体无所苦；上下相制使，则百官各得其所。形体无所苦，然后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后国可得而守也。”[60]正是认识到贤人的宝贵性质，董仲舒提出，君王是否能够任贤，关系到帝国的兴衰：“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
。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
者，国家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故吾按《春秋》而观成败，乃切悁悁于前世之兴亡也。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夫知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乱危。其若是，何耶？以庄公不知季子贤耶？安知病将死，召而授以国政。以殇公为不知孔父贤耶？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贤，而不决，不能任，故鲁庄以危，宋殇以弑。使庄公早用季子，而宋殇素任孔父，尚将兴邻国，岂直免弑哉？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61]董仲舒征引《春秋》先例，以鲁庄公不能放手任用季子和宋殇公不能完全任用孔父嘉，而导致国家危亡的故事，告诫武帝“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的道理。他还进一步阐明国君知贤和任贤的关系问题：知贤在先而任贤在后，设若知而不能用，则国家会陷入危亡的险境。所以，对于贤人，君王既要知之，更要任之。董仲舒接着从三个方面，为君王谋划如何罗致人才。首先，他要求君王要虚心礼贤：“夫欲致精者，必虚静其形；欲致贤者，必卑谦其身。形静志虚者，气精之所趣也；谦尊自卑者，仁贤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务执虚静以致精；治国者，务尽卑谦以致贤。能致精，则合明而寿；能致贤，则德泽洽而国太平。”[62]他的这些认识，完全是沿袭自战国诸子尚贤的理论。其次，他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任用贤人的制度。主要有：令各州郡察举孝廉，量才使用人才，考绩黜陟以定其高下，等等。他的这三条制度设计，遵循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根本原则，使得汉代的官员队伍从汉初的功臣武将逐渐转化为儒生文吏，为官员群体的文人化、儒雅化开辟了道路。
此外，重视对民众的教化，是董仲舒王道论的另一条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天子兴办太学以提升士子的德行和能力，要求各级官员治理地方以兴教化为第一要务。
董仲舒重视教育的理论，直接来自孔子。在回答学生关于治理一方应当以何者为重这一问题时，孔子按重要性由低向高的顺序回答道：先使民众富裕，再使民众人口增加，最重要的是教化这些已经富庶的民众。孔子认为，没有教化过的臣民，即使数量再多，富裕程度再高，都无异于禽兽。所以，有远见、有担当的统治者要通过提高民众道德素质的方式，来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董仲舒承袭孔子的看法，在《天人三策》中痛陈秦帝国放弃德教的恶果，建议武帝以礼乐教化国民。他首先向武帝解释仁义礼乐这些教化方式对于王道政治的重要意义：“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藏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他认为，仁义礼乐，虽然见效慢，但可以长久地发生积极影响，它们具有“变民也易”和“化人也著”两大特点。接着，董仲舒阐释人的命与性、情的关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63]他认为，每个人的“命”、“性”、“情”都不一样，这是正常的。民风、民俗的美恶，责任不在无知的民众，而在统治者。各级统治者就像陶工和冶炼者一样，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教化，而将民众先天的鄙与恶，改造为后天的仁与善。他最后将教化的责任归结到皇帝身上：“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倈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董仲舒以《春秋》所述为理论根据，要求武帝以身作则，远离刑罚，代之以德政，以仁慈的爱心、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改易民风，化育苍生。
董仲舒认识到，移风易俗不是皇帝一个人的责任，所有官员都要参与其中。因此，提升官员队伍的道德素质和能力素质就显得至关重要。为此，他提出重视学校教育，兴办各级官学的对策，以加强循吏后备队伍的建设。与董仲舒同时的、同样治公羊《春秋》的丞相公孙弘的奏疏，就完全体现了董仲舒关于学校建设的设计，可以视为公羊家普遍的理想。在奏疏里，公孙弘先征引黄金时期的三代，那时，“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于是，从京城到四方，渐渐沾染教化。公孙弘对武帝的文教政策予以赞美：“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然后，他针对现状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建议：“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64]由此可见，公孙弘的奏疏，从生员的名额，到学习的时间，以及考核、黜陟的方式，任用的标准，等等，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可以视为汉代的一套办学章程。武帝对此奏疏的肯定批复，确立了国家培养士子的政策，由此，大批儒生被培养出来，并在各级官员层阶上努力实行董仲舒所倡导的教化要求，为西汉民风民俗的儒家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于教化的重要性、教化的内容，董仲舒也有详尽的论述。
前文已述，董仲舒承接孔子的教化观。但和孔子不一样的是，为了强调教化的神圣性和紧迫性，他娴熟地以天道四时的观念来升华教化的意义：“《传》曰：政有三端：父子不亲则致其爱慈，大臣不和则敬顺其礼，百姓不安则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势之不足独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65]对于改进父子与君臣的关系，以及醇美民间风俗的问题，董仲舒以天地之数、四时之运来比附，强调以教化为主，以“威势”即刑罚为辅。他反对法家单纯以刑罚来引导民众的做法，因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66]正是认识到普通民众对于利益最大化的本能追求不可阻遏，董仲舒提出以教化来因势利导。但这不意味着董氏单纯讲求德教，他也强调刑罚，但刑罚和教化的轻重关系是不一样的。在《春秋繁露》的“精华”条，董仲舒以《春秋》之听狱判案原则来导入他对于教与狱的看法。他认为，“教，政之本也”，是治理百姓的根本；相反地，“狱，政之末也”，仅仅居于辅助的次要地位。
他要求天子治理天下，要分清为政的本末次序。他认为，天地人三者，乃是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则民如麋鹿，各从其欲，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虽有城郭，名曰虚邑。如此，其君枕块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丧而自亡，是谓自然之罚。自然之罚至，裹袭石室，分障险阻，犹不能逃之也。”在分析了天地人三本的重要性和缺失三者可能带来的危害性之后，董仲舒标举出他的要求：“明主贤君必于其信，是故肃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祢，举显孝悌，表异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谷，开辟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雍、庠、序，修孝、悌、敬、让，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如果君王能够以身作则，做到这些，则醇美的风俗自然而然地会形成：“民如子弟，不敢自专；邦如父母，不待恩而爱，不须严而使。虽野居露宿，厚于宫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卧，莫之助而自强，莫之绥而自安，是谓自然之赏。自然之赏至，虽退让委国而去，百姓襁负其子随而君之，君亦不得离也。故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是以圣贤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67]
董仲舒认为，民众的本性是天然质朴的，王者要做的，就是充分发挥臣民的淳朴本性，以德化之，以教化之，诱导他们向善。董氏重视人的社会性，认为人在社会的网格中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和义务，并以相应的儒家人伦准则去行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68]人只有将外在的儒家人伦准则内化为自我实践的主动要求，自觉修身，以君子人格要求自己，才会达到社会普遍教化、人伦关系醇美的理想境界。
董仲舒从天子受命于天这一根本基点出发，从天子当法天行王道这一根本要求出发，设计了上述这一整套的包括众多内容的王道政治。在回应武帝策问的《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描绘了这一王道政治实现之时的美妙图景：“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倈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69]
[1]汤志钧、华友根、承载、钱杭：《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2]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3]王永祥：《董仲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4]《春秋繁露·郊语》。
[5]《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6]《春秋繁露·观德》。
[7]《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8]《春秋繁露·玉英》与《王道》。
[9]《春秋繁露·二端》。
[10]《春秋繁露·重政》。
[11]《春秋繁露·官制象天》。
[12]《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13]《春秋繁露·天容》。
[14]《春秋繁露·阴阳终始》。
[15]《汉书·五行志上》。
[16]《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17]《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18]《春秋繁露·天辨人在》。
[19]《春秋繁露·五行对》。
[20]《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21]《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22]《春秋繁露·基义》。
[23]《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24]《春秋繁露·天地阴阳》。
[25]《国语·周语上》。
[26]《新语·明诫》。
[27]《汉书·董仲舒传》。
[28]《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29]《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30]《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31]《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32]《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33]《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34]《春秋繁露·天地阴阳》。
[35]《春秋繁露·郊祭》。
[36]《汉书·董仲舒传》。
[37]《春秋繁露·玉杯》。
[38]《汉书·董仲舒传》。
[39]《汉书·董仲舒传》。
[40]《春秋繁露·基义》。
[41]《白虎通义·三纲六纪》。
[42]详见《论语·八佾》。
[43]详见《孟子·尽心下》。
[44]详见《荀子·臣道》。
[45]《新书·俗激》。
[46]《春秋繁露·竹林》。
[47]《春秋繁露·五行对》。
[48]《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49]《汉书·董仲舒传》。
[50]《汉书·董仲舒传》。
[51]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页。
[52]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9页。
[53]《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54]《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55]《春秋繁露·离合根》。
[56]《春秋繁露·保位权》。
[57]《汉书·董仲舒传》。
[58]《春秋繁露·立元神》。
[59]《春秋繁露·立元神》。
[60]《春秋繁露·通国身》。
[61]《春秋繁露·精华》。
[62]《春秋繁露·通国身》。
[63]《汉书·董仲舒传》。
[64]《汉书·儒林传》。
[65]《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66]《汉书·董仲舒传》。
[67]《春秋繁露·立元神》。
[68]《汉书·董仲舒传》。
[69]《汉书·董仲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