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前所述，西汉时期的文士多能坚守公羊学经说，相信“道”高于“势”，追求刚毅品格，尚志重道。这一类儒士宁折不弯，拒绝屈从皇权的压力和诱惑，代表了汉代书生的主体，是传统道德的承载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并非所有的儒士都能够顶住压力、拒绝诱惑，当面临这两者时，一些儒生的学问不再发生作用，他们或是屈服于皇权压力而变节，或是曲学阿世自甘堕落，从而呈现出与刚毅儒士完全不同的人生选择。
儒学的一个本质，就是所谓的“善柔”。正如许慎《说文解字》将“儒”字解释为“柔也”一样，而“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32]。由此可见，儒学所倡导的儒之“柔”，不是乡愿骑墙，而是温文谦恭以“安人”和“服人”。可是，现实政治中的儒生要承受各方面的压力和诱惑，很容易陷入优柔不断、趋炎附势的俗世中去，而忘却所学，离弃孔子关于儒士刚毅性的规范。
武帝之前的汉初，因为施行的是黄老无为政策，包括儒士在内的学者、文士们还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与自由，情况的变化发生在武帝亲政之后。汉武帝作为一代雄主，能力突出，眼光高远，他娴熟地运用皇权来加固帝国，其手段之一便是综合运用打压与诱惑两手来强化自己的权力。他制定的独尊儒术政策，就是其中的体现之一。在新的压迫、新的诱惑面前，朝廷加快了对儒生个体人格的侵蚀。为了一己私利而采取迎合态度的儒生增加了，他们放弃了自己曾经的学术信仰与操守准则以换取个人仕途的飞黄腾达，这一类儒生的代表，是公羊派的学者公孙弘。从《汉书》本传看，公孙弘的学习之路很有传奇色彩。他先是在社会底层工作，后来因为不愿意继续从事辛苦的工作，于是精明地选择了改行作学者。他在近五十岁时才开始学习公羊学的杂传，在学术并未精纯时就积极应召，于六十岁时被察举到长安。因为幸运，他得以从各地举荐来的百余位学者中脱颖而出，被武帝拔擢为对策第一。仅仅以十余年的功夫，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在西汉时期是极其罕见的。观其现存的对策，我们可以发现个中原因。在见载于《汉书》本传的对策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策文公开鼓励汉武帝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以此治术来治理天下，统御臣下。他的这一意见和儒家的公羊学关系不大，倒是和法家李斯、赵高的相关论述很接近。究其原因，公孙弘为了达到入仕的目的，采取了取悦汉武帝、迎合汉武帝喜好的策略。他为了达到功利目的，放弃了他的公羊学学问，放弃了自己的学术师法。而众所周知，西汉时期的经学最重师法，公孙弘对策中的言论，是对公羊学师法的公然背叛，是对公羊学经说的主动偏离。这样的议论虽然与师说背离，但却能够博得汉武帝的喜欢。前文已述，武帝的执政思路是以外儒内法为特征的，他虽然招徕贤良、文学，虽然制定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本意却并不在尊儒，而仅仅是将儒术作为法家霸道的装饰。公孙弘揣摩武帝的喜好，并针对性地在对策中迎合了武帝的好尚，所以，他的对策成绩虽然为考评官员所鄙弃，却被武帝重新破格拔擢为第一。他是以阿谀奉承博取对策高位，后来也就一以贯之地以相同的手法入仕做官，并且一路官运亨通，相继任帝国丞相，封平津侯。他是西汉两百年间以儒士身份得以封侯拜相的第一人。他以随顺武帝为保持禄位的第一要务，完全放弃了学术操守与道德原则。他每次朝会，都是就某一问题“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他的善柔得到了武帝的欣赏，武帝认为他是位“慎厚”长者，对他委以重任。公孙弘也进一步投合武帝喜好，本来汉儒都是以儒术为主而以文法吏事为辅，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他这种放弃所学的行为深为同僚所不齿，但却越发博得了武帝的欢心，“上说之，一岁中至左内史”。《汉书》本传记录了公孙弘与汲黯的一场争论，很有典型意义：“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常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上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指。”对于公孙弘的口是心非，忍无可忍的汲黯当庭诘难公孙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这样的推诿言辞看似拙劣，却正中武帝心坎，于是“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公孙弘的为官秘诀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言不必信，只要皇帝高兴就好，民生福祉也罢，学术道理也罢，在公孙弘看来都是不值一提的可有可无的东西。他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公羊学的那一套经世之学，而满足于做汉武帝庸庸碌碌的仆从。虽然有正义之士如辕固生“务正学以言，毋曲学以阿世”的讥讽和汲黯“多诈而无情”的批评，但这些讥评反而加固了汉武帝对他的信任，他始终官居丞相，风光体面。据《史记》所记，武帝朝的丞相基本上没有善终的，他们大多数人被武帝以各种口实杀掉了。而公孙弘则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一直牢牢地稳坐自己的丞相宝座，直到老死任上。他的成功是有代价的，他是公羊学者，却视学问为敲门砖，不能扎实地活学活用，他放弃所学，以武帝的是非为风向标，成了一个随波逐流的庸人。他和董仲舒同为公羊学派在武帝朝的代表，但两个人的人生选择却完全不同。董仲舒践行自己的学术良心，实行先儒的刚毅教导，以学术担当来实现儒士抱负；而公孙弘则是放弃人格与学术担当、视学术为刍狗、不顾一切为自己营私利的典型。
武帝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考虑，推出了系列的尊儒政策，以功名利禄来引诱儒士群体入彀。汉武帝的这些举措，客观上解放了儒生群体的功利思想；而公孙弘也以自己的成功，诱导后学放弃学术良知，转以私利为个人的追求标的。这就促成了武帝之后的儒生集体的分化，一些儒生继续坚持董仲舒的训导，而另一些儒生则坚定地取法公孙弘，放弃了责任与担当，彻底沦为个人私利的奴仆。从人的本性出发来看这一现象，不难理解选择后一种道路的儒生的心理。他们学习的儒学提倡安贫乐道，但现实社会的名利诱惑对一般人来说实在无法抗拒。外界物质的诱惑，再加上皇权主动的压迫，二者的合力，使得儒生放弃了个人节操和道义担当。这个道理，在西汉末年的何武、王嘉与师丹事件中，得到了最为集中、深刻的印证。儒士何武、王嘉坚持正义，结果下场悲惨；而同样号为大儒的师丹则以公孙弘式的见风使舵而名利双收。对于何武之举、王嘉之争、师丹之议，史家深有感慨：“当王莽之作，外内咸服，董贤之爱，疑于亲戚，武、嘉区区，以一蒉障江河，用没其身。丹与董宏更受赏罚，哀哉！故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者也。”[33]西汉中后期整体的外部环境，是国势日下，经学衰微。在这样的环境里，儒生群体中的大多数人，为了一己富贵而放弃操守，渐成风气。儒生们有的欲壑难填而徇私枉法，有的依傍外戚、宦官来满足一己私利。对这种令真正儒士绝望的末世风气，儒生们痛心疾首。而对这一现象的成因也有诸多解释。在《汉书·匡张孔马传》的末尾，班固对此现象先进行了总结：“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班固此处列举的几位高官，原本都是经学造诣高深的大儒，他们学而优则仕，都官居丞相的高位，但他们以“持禄保位”为做官的目的，就难免“被阿谀之讥”，个人品行较为卑污。在这些昔日的大儒身上，没有学术的硬骨头，只有唯唯诺诺的奴才相，曾经的经世致用理想只剩下皮相的空谈。对于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班固并未明言，而只是委婉地表示：“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这里的所谓“古人之迹”，实即董仲舒等人所坚守的刚毅、担当。只不过时过境迁，环境变化，公羊学与政权的过于紧密的关系，必然会导致学术自身的利禄化，趋时竞利恶劣学风的形成，于此大有关联。在《汉书·儒林传》的赞语中，班固将这里半遮半掩的议论直接开放阐述为：“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班固的意见很明确，是武帝开始的学术利禄化导致了学术与儒士的异化，这一时期的儒生群体普遍呈现的轻节操而崇功利的现象，既与武帝的文化政策有关，更与以公羊学为主体的今文经学的独尊地位有关。外部的帝国文化政策会导致学术界腐败，学术内部一家坐大的局面长久发展下去，又何尝能避免学术枯萎与学者集体性的腐化？这大概也是西汉学术能给后人以警醒的一个方面，值得后人深思。
[1]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
[2]在纬书《演孔图》的“三科九旨”中，“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旨也；《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转引自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96页。
[3]《汉书·匡衡传》。
[4]《法言·问道》。
[5]详见《法言·五百》。
[6]详见《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7]萧统编：《文选》卷四十八。
[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9]《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10]《汉书·扬雄传》。
[11]无论是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杨树达《春秋大义述》，还是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都一致认为，大一统理论为公羊学最核心的政治“大义”。
[12]汤志钧、华友根、承载、钱抗：《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6页。
[13]《春秋繁露·王道》。
[14]《汉书·董仲舒传》。
[15]《史记·太史公自序》。
[16]《春秋繁露·十指》。
[17]《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18]《汉书·叙传》。
[19]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50页。
[20]《汉书·司马迁传》。
[21]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70页。
[22]《汉书·扬雄传》。
[23]《春秋繁露·玉杯》。
[24]《汉书·董仲舒传》。
[25]《春秋繁露·竹林》。
[26]《汉书·扬雄传》。
[27]《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28]《汉书·夏侯胜传》。
[29]《汉书·刘辅传》。
[30]《汉书·朱云传》。
[31]徐复观：《西汉经学史》，《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3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6页。
[33]《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