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天人思想对西汉文士心态的影响

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一个表现，是政统对道统的压倒性优势。没有君权的认可、推广，没有任何学术思想可以顺利地传布。学术从来不曾凌驾于皇权之上。即便是自由争鸣、士高于权贵的战国时期，看似诸子在藐视、挑战君王的特权，看似贤士得到了真正的尊重，但仔细考察会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的政治设计大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即在承认“予一人”专制合法性的前提下，通过争鸣来凸显本学派解决现实政治难题的能力和维护君王统治的能力，以此达到与王侯谈判，从而达到独尊本学派的终极目标。诸子中的儒、墨、名、法、道、阴阳等等，皆不能免俗——庄子、杨朱二人例外。他们以自己的所学，努力与王侯作交易，他们对于放弃自己学术的独立而依附政统，并无不适，也没有激烈反对。当西汉建立后，董仲舒、公孙弘等公羊学儒生极力要完成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宏业，法家的韩非和李斯也这样梦想过，战国时期的荀子也这样设想过。所以说，西汉以前的思想家，他们的政治设计基本上还是围绕着王侯专制来进行设计，他们对于政统有着本能的依附需求。秦帝国建立之后，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暂时取得了优势，秦帝国确立了以法家为统治基干的国策，法家对其他学派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随着秦帝国的二世而亡，其他思想流派又看到了本学派东山再起的机会。西汉帝国建立之后，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儒生一面不遗余力地抨击法家的致命缺陷，一面大张旗鼓地宣扬儒学的诸多优点。儒生们试图让汉初的皇帝明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要求高祖等汉初帝王奉儒学为学坛主帅。但这一时期因为黄老道术的兴盛，儒学的机遇还没有来到，辕固、申培等学者和丞相卫绾、大将军窦婴、太尉田蚡等由于过早地宣扬儒学，或是被贬黜或是被杀害，儒学一时式微。但西汉要长治久安，就必须寻找到有别于秦帝国的新的正确思想作为帝国的意识形态。当武帝即位之后，一切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都具备了，经过董仲舒、公孙弘等公羊学派学者的共同努力，武帝认识到以公羊学为核心的儒学的利用价值，顺势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从而帮助西汉帝国统一了思想界，这就为从战国以来君王们的试验画上了句号，在此后的两千余年间里，儒学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面貌，但它作为专制社会统治思想的地位却再没有改变过。

汉武帝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在真诚地提倡儒学。对于这位雄才伟略的千古一帝而言，要想帝国长治久安，思想界的稳定是极其重要的，因而，将儒生所谓的道统置于政统的控制之下，就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汉武帝对儒学的利用是极其巧妙的，他对儒学的收编，是以儒学放弃自身学术自由为代价的。儒学在西汉渐渐趋于僵死，这是主要原因。儒学虽在西汉失去了自由和活力，但也要感谢政权的力量，儒学迅速超越诸子，对汉代社会各个方面施加了强大而全面的影响，晋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有学者准确地指出：“儒学既是官学，也就是官方意识形态。这种官方意识形态借助帝王的政治力量推向全社会，从而使整个社会观念儒家化。儒家的社会化无疑有自身的濡化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政治推动的结果。特别是以经取士，把士人的多数吸引到儒家的轨道，并成为维护帝王体系的学人或政治工具。”[1]西汉时期的儒学通过依附汉政，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利好，它的主体——《春秋》公羊学，无疑对这两百年间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将重点探讨公羊学在汉代的风靡，对文士的心态有何直接和间接、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如何体现在文学作品的情感取向中，如何转化为他们作品的内涵与风格特征。